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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与“左联五烈士”

谢选骏:刘晓波与“左联五烈士”
   
   历史有时相似,有时不相似,有时在相似中不相似,有时又在不相似中相似。——谢选骏
   
   

   (一)
   
   《刘晓波的死告诉了我们什么?》(2017-07-16 15:26:59格丘山)说:
   
   刘晓波死了,死的这么惨,这么干净,连墓都没有让留 。
   他们确实让刘晓波神灭形消了,在中国大地不留任何痕迹。
   而且可怕的是现在这一切都是蒙在鼓里做的,将来无历史记录可查:
   1. 刘是怎么得肝癌的,有没有人为促进;
   2. 发现后多长时间开始治的;
   3. 怎么治的;
   4. 为什么不让他到国外,是不是心虚;
   这一切,随着尸体火化,撒海,恐怕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中国流氓政府欺人太甚了
   更可怕的是刘晓波死后,流氓政府操纵了刘晓波的发音:
   “沈阳当局的官方记者会还请出刘晓光背书,说刘晓波的后事安排都是按照刘霞和家人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予「圆满兑现」,还赞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幷感谢当局处理「细致、周到,甚至完美」。”
   此举让还在中国的民运人士胡佳吓坏了,马上宣布自己万一死了,他本人和家属没有马上烧掉和扔大海的愿望,如果有人说有,一定有问题。
   这一切说明什么?中国流氓政府在中国已经控制了一切,已经熟练的掌握和运用了从关,到病,到死,到治,到死,到烧,到亲族要求,到扔,最后亲族感谢的一条龙作业,别人看不到,也无法触及。也说明了这个流氓政府如果要杀一个人,它可以藐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要求,抗议,使别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然后毁灭所有证据。
   
   中国流氓政府在刘晓波死中藐视全世界的肆无忌惮和目中无人的傲慢, 西方世界和民主力量在这场斗争中的无能为力,确实已经敲响了这个世界的丧钟, 这是对世界人类文明和良知的公然蹂躏和残踏。这决不是仅仅对中国的丧钟, 也是对人类和世界警告的警钟:如果当年甘地或曼德拉到了中国流氓政府手里,也会照杀不误,也就没有今天我们知道的甘地或曼德拉。
   
   刘晓波的死告诉了我们什么:
   1. 中国政府仗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已经完全放弃了改革开放开始时假装谦和的面孔,露出狰狞凶残的真面目,与朝鲜政府一起成为一对世界上惟存的俩个流氓政府。
   2. 中国民主道路走和平的温和道路已无可能。
   3. 中国人要完全靠本身的力量要对付这个流氓政府已无可能,
   更可怕的我们也看不到西方世界怎么应对这个流氓政府的乐观前景。
   
   形势比上世纪美苏对抗更为严重:
   1. 当年的美国比今天的美国要强大,对苏联充满警惕,双方是在冷战;
   2. 现在中国的经济控制了美国市场,世界市场;
   3. 现在中国的特务遍布美国,中国是以美国友好国家的位置在美国活动,苏联当时完全做不到;
   4. 最厉害的是中国的腐败会像瘟疫一样腐蚀美国,中国的糖弹无往而不克,美国的一些政要今后几年中会有不少中弹。
   5. 美国政府靠纳税人生存, FBI 只有有限的经费查犯罪, 一旦美国官员政要堕入与中国贪官狼狈为奸,不可能有纪检来查, 那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我确实看不到美国拿什么来与中国对抗, 这是我们感到最丧气的地方, 而这个世界能与这个流氓国家斗的力量惟有美国。
   我们前面是长长的寒夜。 看不到光芒。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悲观论调是杞人忧天。我认为,从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的角度看,刘晓波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他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仅仅是和平奖。从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的角度看,名噪一时的艾未未和他相比也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虽然艾未未也比莫言和最近得奖的美国歌手更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
   
   (二)
   
   1988年11月27日,刘晓波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金钟的专访。在此次采访中,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不但对西方汉学进行了批判,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也毫不留情,甚至语出惊人宣称中国需要三百年的殖民地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变革。
   
   谈到电视片《河殇》所表达的“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这个意念时,刘晓波说: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幷不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没有明白,《河殇》的黄色文明首先指的是延安精神(黄河心理)、共产党文化,批判传统那是指桑指桑骂槐、借古讽今。当然,我们不能用一个科学的标准去谈论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同样,我们也不能用一个历史学家的尺度去衡量文艺青年的言论;不能用一个哲学家的标准却审判行为艺术。
   
   刘晓波继续批判《河殇》:
   
   “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
   
   谢选骏指出:作为文艺青年,刘晓波不懂,《河殇》写成这样都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促成了八九民运、变成了苏东波的导火索、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如果像他说的那样去写,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创造新局的历史事变了。
   
   刘晓波说“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谢选骏指出:这还是一个文艺青年的雾里看花,如果真的像他说的这样,现在的人为何还会怀念“八十年代”?作为文艺青年刘晓波不能理解,新名词所具有的爆炸力。正如他幷不知道甚至幷非新颖的“零八宪章”这个词,本身就有极大的爆炸力。而许良英当时就知道,幷警告过当局一定会抓人的。结果刘晓波的妻子承认他没有想到当局会因此抓他,更没有想到会因此坐牢,当然更更没有想到会因此被肝癌、被海葬……这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悲剧,一个典型的“秀才遇见兵”。
   
   在被金钟问道“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再次语出惊人:“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不是历史学家,所以不知道澳洲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的遭遇。而这些,一百年前的邹容都知道的。同时他不知道,从小抚养他长大的“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苏联的殖民地。他的“三百年”,后来演变为“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但是共产党并不领情。由此可见,刘晓波真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文艺青年。人们真的不该如此认真地抓住他的信口开河,进而以言治罪、如此残酷地对待他。他天真烂漫,完全没有想到“说话写作的后果”,并不仅仅都是虚拟的文学。
   
   刘晓波对金钟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谢选骏指出:文艺青年刘晓波把这些话当作行为艺术的表达,但当权者却从法学层面去抓住这些话不放,幷且就此合并惩罚,不让他死后进入祖坟,直接送到大海里享受希特勒和宾拉登的待遇了。
   
   金钟继续记录:“前往挪威、美国游历讲学,刘晓波讲授的内容已悄然由中国当代文学转到了哲学和当代政治的范畴。他的人生有了更加炫目的光彩。”——殊不知这个“转到”才是更加致命的开始,因为仅仅文学现代的酷吏还可以容忍虚拟,不用毛泽东“利用小说反党”的老虎凳来审查,但是公开宣告哲学和政治,却会被当做“笔杆子”、当做“上层建筑”来处理,升级到政权保卫战的高度来处理,文艺青年误入其间,凶多吉少,会被当做第五纵队给吃掉,就像鲁迅所哀悼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那样。
   
   下面这段话,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会说得出口,但是刘晓波说了,这说明这位文艺青年真的没有一点政治细胞:“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1988年12月,刘晓波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然后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他到纽约已经是1989年的2月份了,不久北京高校便爆发了民运。访问学者刘晓波也随即响应,参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声援活动。(《明镜月刊》第9期)
   
   (三)
   
   在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英国媒体《卫报》2010年12月15日发表了题为《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的支持者真的明白他代表着什么吗?》的文章,文章原标题为“Do supporters of Nobel winner Liu Xiaobo really know what he stands for?”:
   
   在最近几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政治观点变成了支持人权和民主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为避免讨论,他的大部分观点已经被删减,因此引发了一边倒的争论。在三周之内,香港出版了500多篇关于刘的文章,其中只有10篇是批评刘或和平奖的。
   
   而在中国,在他获奖之前,大部分人并不关注刘。杰安迪(Andrew Jacobs)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布的调查结果称,在诺贝尔奖颁奖之后,一份对大学生的官方调查显示,85%的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刘和《零八宪章》。
   
   挪威汉学家何莫邪教授(Norwegian Sinologist)援引了中国的评价,幷暗示中国的年轻人仍然不太关注刘晓波。年纪稍大一些的知识分子比较关注这个奖项,但是他们认为刘晓波不是合适的得奖人。
   
   囚禁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刘的政见流传很广,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他得奖,因为他提倡战争而非和平。他曾经支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他曾在2001年的论文中回顾性地分析幷支持越南和朝鲜战争。在他题为《冷战的教训》的文章中,刘表示“自由世界是在美国领导下,与所有践踏人权的政权作斗争。美国发起的重要战争在伦理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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