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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孙中山问题
徐水良
2017-8-27日
我对民国的历史和孙中山问题研究不深，但还是非常简单地谈一点自己的意见，求教于行家。
孙中山，经过国民党、共产党的无限美化，无限拔高，隐瞒和歪曲历史，已经完全变了样。而辛灏年先生，他完全继承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孙中山无限拔高、无限美化、隐瞒和歪曲历史这一套做法。还在他《谁是新中国》一书新书发表会上，我和几个民运学者，对他这本书，就直摇头，觉得辛根本不具备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有著名学者当时评论说：“国民党、共产党，谁是新中国？我觉得两个都不是。”
我当然一直肯定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意见。但对孙中山的评论，却非常不赞成辛灏年的那一套。所以，我一到海外，早在辛灏年这本书发表以前，就与辛灏年在这些方面意见相当分歧。
我的《谈“国父”》一文（见附件），就是我当时在这方面看法的记录之一。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攻击和否定辛亥革命，是非常错误的。
对孙中山的评价，当然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是，两者却必须有所区别。对孙中山的评价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必须分开，不能完全混为一谈。
这场伟大的辛亥革命，人才辈出，英雄辈出。而孙中山，当然也不失为一个革命英雄，但他实在不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人士。他被推上最主要的领袖地位，一半有其客观基础，一半却是由于历史的误会。
尤其是，孙中上之所以被推到这个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的力量。孙中山伦敦蒙难以前，不过是辛亥革命中群星璀璨中的一员，但孙中山伦敦蒙难，由于国际媒体和国际力量的特大规模炒作，就把孙中山推到别人无法取代、甚至无人取代的地位。
从孙中山以后，中国的许多名人和领袖，往往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力量推出来的，不是凭自己实力走上来的。尤其是共产党的所谓革命，其领导人，完全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钦点。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名人和领袖，也是同样。这既是中国得到国际关心的证明，也是中国历史和革命的悲哀。
孙中山虽然出身农家子弟，出身贫寒。但他同时又出身于黑社会三合会世家，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孙中山的父亲，是香山县三合会负责人。孙的大哥，也是帮会中人。孙本人，也被奉为兴汉会的会长，后来又加入红门等帮会，成为红门大哥。所以，革命一开始，孙中山往往使用的是会党力量。
孙中山虽然在香港入读教会学校，接受了一部分新思想。但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帮派黑社会思维。他在兴中会、同盟会中拉帮结派的某些典型做法，他搞中华革命党，他与他的亲信蒋介石等暗杀有实力的辛亥革命元老陶成章等等，还有暗杀记者黄远生等等，都是他们那个黑社会帮派本性的表现。
因为孙中山并不是合适的革命领袖，其人格和道德缺陷，更加引起革命阵营内部的巨大争论、分歧和分裂，同盟会不得不发起驱孙运动，把孙中山驱赶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日本，迫使他不得不远赴美国，使得他与后期辛亥革命，即从武汉发生的辛亥革命及其胜利，几乎没有关系。
辛亥革命在形势非常不错的情况下，革命党人的大多数，却不支持自己的临时大总统，转而支持袁世凯当总统，最大原因之一，就出于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普遍失望。
因此，辛亥革命的半途转向，与孙文的人格和道德缺陷，关系很大。
至于后来，孙中山秉持自己的轻率本性，儿戏革命，轻率发动二次革命。
尤其是后来，他不顾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轻率引进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威胁最大的苏俄势力，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引入近百年的共产赤祸，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苦难，罪责更加难逃。
至于孙中山想出卖满蒙，听任日本予取予求，以取得日本支持，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想出卖云南，以取得法国支持；日本提出21条施压期间，为了与袁世凯竞争争取日本支持，竟然签订卖国的《中日盟约》，等等，其大量未遂的和已遂的卖国行为，不管国共两党如何否认，也是否认不了的。
附：
谈“国父”
徐水良
2003－10－6日
说明：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其中涉及一些近代历史问题。我对中国近代史了解不多，凡涉及历史的地方，只能凭自己的有限了解，讲讲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行家。
徐水良2003－10－6日
谈“国父”
立“国父”，“国母”，是专制传统、家长制传统的特点。
根据平等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特定的人，无论是个人，人的思想，人的组织，都不得在法律上享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否则，就会分别造成个人独裁专制，思想专制，一党专制等等。立“国父”“国母”之类的做法，显然是承续违反平等原则，民主原则的专制主义传统。
中国人的专制传统深，辛亥革命后，没有了皇帝皇后，就立“国父”。民国早年曾立杨衢云为国父。杨衢云是辅仁文社的负责人，曾经担任兴中会早期会长，孙中山任秘书，后来人对当时确定会长秘书的争论过程说法不一，我这里只是讲一个事实。他的学识和能力，可能会比孙中山先生强一点，但很早就病逝了。如果他不早死，也许不会像后来能力学识浅薄，个性浮躁的孙中山先生那样搞得糟。但他去世早，对民国贡献小，至少没有突出贡献，并且也没有三民主义之类的传世思想，因此，立为国父，纯粹是象征，没有多少强化专制的实质意义。到后来，蒋介石时期，国民党立孙中山为国父，有意隐瞒和编造兴中会历史，杨衢云也就逐渐被人淡忘。孙中山逐渐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树起来的神。与三民主义一起，成为实行思想专制的重要内容。这是蒋介石为自己搞政治专制，巩固“接班人”地位而搞的一个步骤。中共执政后，进一步篡改历史，到后来，99%的中国人，不知道民国早年曾写入小学课本的国父杨衢云为何人。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英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我不同意那些否定孙中山先生，尤其否定其革命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的意见。但我们无疑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不是合适的领导人，承认他思想浅薄，性格浮躁的弱点，以及孙中山先生身上存在一定的专制余毒。
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弱点，在辛亥革命前，一是造成他行动上轻举妄动，不断轻率发动起义，不断失败。二是造成革命派内部，凡稍有思想深度的人，几乎全部不服他的领导，同盟会内部四分五裂。其中一些人由于对孙中山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袁世凯的幻想，在辛亥革命后很不错的形势下，迫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起了协助反动势力断送辛亥革命成果的负面作用。而辛亥革命，由被视为分裂势力的中部同盟会起重要作用，影响所及，产生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起义全部失败了，不是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起义才成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的这些缺点，又造成他继续轻举妄动，时机不成熟时盲目发动二次革命。（我不反对二次革命，但我反对轻举妄动。）对内，又造成中华革命党以后孙中山先生专制独裁作风的复活；对外，孙中山先生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以筹措经费。例如接受了连袁世凯也不敢接受的日本21条。只是由于当时孙中山没有代表中国的权力，这些卖国条约没有兑现，中国没有因此受到严重伤害。孙先生的晚年，赞扬十月革命，以俄为师，引入了列宁式的政党制度和一党专制，开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先后实行一党专制的长期历史。背叛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根本精神。
中国，今后无疑应该认真吸取这些教训，绝不能重犯辛亥革命以后的错误。如果我们像一段时间来颇有来头，风行一时的时髦做法那样，盲目相信和继承“国父”之类的专制神化，继承和仿效国共两党搞个人迷信，制造偶像甚至制造神的传统，盲目神化孙中山及其陈旧的三民主义，大力宣传，要大家以此为榜样，甚至仿效共产党以马列主义统一中国，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继续搞思想专制，那么，我们就会重走辛亥革命及中共夺权以后的歧路。
《走向共和》的策划者们和国内的历史学者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及政治高压下，以历史研究或艺术作品，为恢复辛亥革命的历史及中国近代史的真实面目，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海外朋友们在海外自由环境下，更有义务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继续向前走，进一步嫠清当时的历史；而不是向后退，继承国共两党的专制传统，继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混乱和迷信，歪曲这段历史。
这些年来，我一直反驳那些以神化的孙中山为榜样，批评异议人士，要异议人士学孙中山的说教，指出他们讲的孙中山是神化的孙中山；而孙中山的许多东西，不值得学习。到海外后，我感到这种批评说教普遍风气形成的颇为强大的压力，有时感到很难对深受国共两党歪曲历史和神化孙中山之害，因而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们说清楚。感谢国内学者们的研究，是他们逐步为我们消除这种不正常的压力。
徐水良2003－10－6日
另，这里顺便纠正一下，有人认为只有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时，才是民主制，这是不对的。古代希腊，奴隶和外乡人（非公民）没有投票权。英国，美国的民主制，都是逐步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的。民主是一种实行多数决定的国家制度。一定范围内的多数决定，就是这个范围内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就是自由公民范围（不包括外乡人和奴隶）的民主。非国家组织有时也借用国家的民主概念，例如党内民主，某个自治组织的民主，经济领域的民主，企业管理的民主，等等，指的都是一定范围的多数决定。这是广义民主。
此文于2017年08月2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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