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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孙中山问题

   

徐水良


   

2017-8-27日


   

   
   我对民国的历史和孙中山问题研究不深,但还是非常简单地谈一点自己的意见,求教于行家。
   
   孙中山,经过国民党、共产党的无限美化,无限拔高,隐瞒和歪曲历史,已经完全变了样。而辛灏年先生,他完全继承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孙中山无限拔高、无限美化、隐瞒和歪曲历史这一套做法。还在他《谁是新中国》一书新书发表会上,我和几个民运学者,对他这本书,就直摇头,觉得辛根本不具备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有著名学者当时评论说:“国民党、共产党,谁是新中国?我觉得两个都不是。”
   
   我当然一直肯定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意见。但对孙中山的评论,却非常不赞成辛灏年的那一套。所以,我一到海外,早在辛灏年这本书发表以前,就与辛灏年在这些方面意见相当分歧。
   
   我的《谈“国父”》一文(见附件),就是我当时在这方面看法的记录之一。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攻击和否定辛亥革命,是非常错误的。
   
   对孙中山的评价,当然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是,两者却必须有所区别。对孙中山的评价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必须分开,不能完全混为一谈。
   
   这场伟大的辛亥革命,人才辈出,英雄辈出。而孙中山,当然也不失为一个革命英雄,但他实在不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人士。他被推上最主要的领袖地位,一半有其客观基础,一半却是由于历史的误会。
   
   尤其是,孙中上之所以被推到这个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的力量。孙中山伦敦蒙难以前,不过是辛亥革命中群星璀璨中的一员,但孙中山伦敦蒙难,由于国际媒体和国际力量的特大规模炒作,就把孙中山推到别人无法取代、甚至无人取代的地位。
   
   从孙中山以后,中国的许多名人和领袖,往往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力量推出来的,不是凭自己实力走上来的。尤其是共产党的所谓革命,其领导人,完全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钦点。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名人和领袖,也是同样。这既是中国得到国际关心的证明,也是中国历史和革命的悲哀。
   
   孙中山虽然出身农家子弟,出身贫寒。但他同时又出身于黑社会三合会世家,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孙中山的父亲,是香山县三合会负责人。孙的大哥,也是帮会中人。孙本人,也被奉为兴汉会的会长,后来又加入红门等帮会,成为红门大哥。所以,革命一开始,孙中山往往使用的是会党力量。
   
   孙中山虽然在香港入读教会学校,接受了一部分新思想。但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帮派黑社会思维。他在兴中会、同盟会中拉帮结派的某些典型做法,他搞中华革命党,他与他的亲信蒋介石等暗杀有实力的辛亥革命元老陶成章等等,还有暗杀记者黄远生等等,都是他们那个黑社会帮派本性的表现。
   
   因为孙中山并不是合适的革命领袖,其人格和道德缺陷,更加引起革命阵营内部的巨大争论、分歧和分裂,同盟会不得不发起驱孙运动,把孙中山驱赶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日本,迫使他不得不远赴美国,使得他与后期辛亥革命,即从武汉发生的辛亥革命及其胜利,几乎没有关系。
   
   辛亥革命在形势非常不错的情况下,革命党人的大多数,却不支持自己的临时大总统,转而支持袁世凯当总统,最大原因之一,就出于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普遍失望。
   
   因此,辛亥革命的半途转向,与孙文的人格和道德缺陷,关系很大。
   
   至于后来,孙中山秉持自己的轻率本性,儿戏革命,轻率发动二次革命。
   
   尤其是后来,他不顾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轻率引进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威胁最大的苏俄势力,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引入近百年的共产赤祸,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苦难,罪责更加难逃。
   
   至于孙中山想出卖满蒙,听任日本予取予求,以取得日本支持,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想出卖云南,以取得法国支持;日本提出21条施压期间,为了与袁世凯竞争争取日本支持,竟然签订卖国的《中日盟约》,等等,其大量未遂的和已遂的卖国行为,不管国共两党如何否认,也是否认不了的。
   

附:

谈“国父”


   

徐水良


   

2003-10-6日


   
   
   说明: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其中涉及一些近代历史问题。我对中国近代史了解不多,凡涉及历史的地方,只能凭自己的有限了解,讲讲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行家。
   
              徐水良2003-10-6日
   
   

谈“国父”


   
   
   立“国父”,“国母”,是专制传统、家长制传统的特点。
   
   根据平等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特定的人,无论是个人,人的思想,人的组织,都不得在法律上享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否则,就会分别造成个人独裁专制,思想专制,一党专制等等。立“国父”“国母”之类的做法,显然是承续违反平等原则,民主原则的专制主义传统。
   
   中国人的专制传统深,辛亥革命后,没有了皇帝皇后,就立“国父”。民国早年曾立杨衢云为国父。杨衢云是辅仁文社的负责人,曾经担任兴中会早期会长,孙中山任秘书,后来人对当时确定会长秘书的争论过程说法不一,我这里只是讲一个事实。他的学识和能力,可能会比孙中山先生强一点,但很早就病逝了。如果他不早死,也许不会像后来能力学识浅薄,个性浮躁的孙中山先生那样搞得糟。但他去世早,对民国贡献小,至少没有突出贡献,并且也没有三民主义之类的传世思想,因此,立为国父,纯粹是象征,没有多少强化专制的实质意义。到后来,蒋介石时期,国民党立孙中山为国父,有意隐瞒和编造兴中会历史,杨衢云也就逐渐被人淡忘。孙中山逐渐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树起来的神。与三民主义一起,成为实行思想专制的重要内容。这是蒋介石为自己搞政治专制,巩固“接班人”地位而搞的一个步骤。中共执政后,进一步篡改历史,到后来,99%的中国人,不知道民国早年曾写入小学课本的国父杨衢云为何人。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英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我不同意那些否定孙中山先生,尤其否定其革命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的意见。但我们无疑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不是合适的领导人,承认他思想浅薄,性格浮躁的弱点,以及孙中山先生身上存在一定的专制余毒。
   
   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弱点,在辛亥革命前,一是造成他行动上轻举妄动,不断轻率发动起义,不断失败。二是造成革命派内部,凡稍有思想深度的人,几乎全部不服他的领导,同盟会内部四分五裂。其中一些人由于对孙中山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袁世凯的幻想,在辛亥革命后很不错的形势下,迫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起了协助反动势力断送辛亥革命成果的负面作用。而辛亥革命,由被视为分裂势力的中部同盟会起重要作用,影响所及,产生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起义全部失败了,不是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起义才成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的这些缺点,又造成他继续轻举妄动,时机不成熟时盲目发动二次革命。(我不反对二次革命,但我反对轻举妄动。)对内,又造成中华革命党以后孙中山先生专制独裁作风的复活;对外,孙中山先生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以筹措经费。例如接受了连袁世凯也不敢接受的日本21条。只是由于当时孙中山没有代表中国的权力,这些卖国条约没有兑现,中国没有因此受到严重伤害。孙先生的晚年,赞扬十月革命,以俄为师,引入了列宁式的政党制度和一党专制,开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先后实行一党专制的长期历史。背叛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根本精神。
   
   中国,今后无疑应该认真吸取这些教训,绝不能重犯辛亥革命以后的错误。如果我们像一段时间来颇有来头,风行一时的时髦做法那样,盲目相信和继承“国父”之类的专制神化,继承和仿效国共两党搞个人迷信,制造偶像甚至制造神的传统,盲目神化孙中山及其陈旧的三民主义,大力宣传,要大家以此为榜样,甚至仿效共产党以马列主义统一中国,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继续搞思想专制,那么,我们就会重走辛亥革命及中共夺权以后的歧路。
   
   《走向共和》的策划者们和国内的历史学者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及政治高压下,以历史研究或艺术作品,为恢复辛亥革命的历史及中国近代史的真实面目,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海外朋友们在海外自由环境下,更有义务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继续向前走,进一步嫠清当时的历史;而不是向后退,继承国共两党的专制传统,继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混乱和迷信,歪曲这段历史。
   
   这些年来,我一直反驳那些以神化的孙中山为榜样,批评异议人士,要异议人士学孙中山的说教,指出他们讲的孙中山是神化的孙中山;而孙中山的许多东西,不值得学习。到海外后,我感到这种批评说教普遍风气形成的颇为强大的压力,有时感到很难对深受国共两党歪曲历史和神化孙中山之害,因而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们说清楚。感谢国内学者们的研究,是他们逐步为我们消除这种不正常的压力。
   
             徐水良2003-10-6日
   
   另,这里顺便纠正一下,有人认为只有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时,才是民主制,这是不对的。古代希腊,奴隶和外乡人(非公民)没有投票权。英国,美国的民主制,都是逐步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的。民主是一种实行多数决定的国家制度。一定范围内的多数决定,就是这个范围内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就是自由公民范围(不包括外乡人和奴隶)的民主。非国家组织有时也借用国家的民主概念,例如党内民主,某个自治组织的民主,经济领域的民主,企业管理的民主,等等,指的都是一定范围的多数决定。这是广义民主。

此文于2017年08月2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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