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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当代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


徐水良


   

2017-8-20日


   

   
   再强调一遍:
   
   从《河殇》以来,这是一个被中共及其特线,被告别革命派、伪右派和伪精英故意搅混水,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
   
   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但没有能在全国建立完全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后,陷入军阀混战。
   
   抗战胜利后,1947年,中国再一次初步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但随后,却被共产党发动的内战所推翻。
   
   当代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失败,指的就是二战以后,民主宪政体制在中国的失败。
   
   当代中国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非常清楚,就是极权专制的中共,在斯大林的苏联,用包括苏联军队、以及苏联俘虏的日本、满洲、朝鲜的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支持下,赢得了内战胜利。不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却东拉西扯谈其他,把原因转移到其他方面,完全是转移视线和方向,帮助中共掩盖主要原因,推卸中共罪责,从而达到推迟民主革命,阻碍推翻中共、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
   
   我过去已经有许多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批驳与下面各位一样的观点。东西德,南北韩,台湾和大陆,日本和东欧,都是例子。都证明文章的作者和下面几位的说辞,基本都是说胡话。
   
   这些文章有许多篇,下面给其中两篇文章的链接:
   
   对内因论和素质论的哲学思考:
   https://plus.google.com/111142178535963106499/posts/EXqy21cYCCY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292064
   
   驳内因论和素质论:
   https://plus.google.com/111142178535963106499/posts/ULuv3vj1hGK
   
   东西德,南北韩,下面各位遁词所例举的内部因素,几乎一样。大陆和台湾,也几乎差不多。但因为外因苏联及共产势力占领,与美国等民主国家占领的不同,结果天差地别。日本,下面各位遁词列举的内部因素,日本远不如东欧,但战后,日本民主了,东欧却从半民主倒退,变成共产极权专制。说明决定因素是外因,即苏联力量和美国力量,而不是他们下面这些胡话所列举的内部因素。
   
   正像我在《小议宗教、中共、民众、文化、帝国主义等等》一文中说的,苏联及其马列教共产主义,具有非常强的帝国主义侵略性。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是俄国和东欧的基督教地区,非洲的原始部落和南美的基督教地区,还是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和中亚广大的伊斯兰地区,还是西藏蒙古等佛教地区,还是儒家文化区,只要他们占领,一律实行马列共产极权专制制度,而且一律实行毁灭当地传统文化的政策。无论当地的传统文化是那一种,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相反,只有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占领的地区,当地人们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才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并且由于占领国及其民主制度的影响,才往往逐步走向民主。
   
   因此,把马列及其专制的罪责,推到当地传统文化头上,把共产阵营占领区无法实行民主宪政的责任,推到当地传统文化头上,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全部都是为马列和共产制度推卸罪责的遁词。几十年来,中国和世界,从传统文化找原因的浩如烟海、铺天盖地的文章和文字,不仅全部都是垃圾,而且几乎全部是有意无意,帮助马列及当局推卸罪责的反动谬论。而很多人,就被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洗脑,把这些谬论当作自然而然、不容他人怀疑的常识。
   
   所以,下面各位,徐文立先生把宪政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商業社會需要的「誠信」、「契約」、「守約」「失約後的救助和懲處」,以及最重要的「信仰」才是憲政的基石。”而中国社会却缺少这些“民主社會的基石”及他杜撰的“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而耿国阶先生则长篇大论,把它归结到中国的传统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制度、行为模式、救济机制四个方面”。他们都几乎是故意不看战后明摆着的客观事实,都故意回避苏联阵营以及马列和马列专制问题。因此,他们的理论,全部都是我上面说到的垃圾和谬论。
   
   徐水良
   
   2017-8-20日
   
   

附1:

   

Kang Bi wrote:

   徐老,卫珍女士的补充很好。民主政制、民主政治及支撑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三位一体,不可一蹴而就。问好
   
   推荐一本书:康多莉扎·赖斯的:
   Democracy:StoriesfromtheLongRoadtoFreedom–May9,2017
   byCondoleezzaRice(Author)
   https://www.amazon.com/Democracy-Stories-Long-Road-Freedom/dp/1455540188/ref=sr_1_1?ie=UTF8&qid=1503063695&sr=8-1&keywords=democracy+long++freedom
   

在2017年8月21日上午1:20,徐文立写道:(徐水良按:其中日期时间应该是中国大陆日期时间,所以徐水良文章是20日,徐文立文章是21日。)

   
   商業社會需要的「誠信」、「契約」、「守約」「失約後的救助和懲處」,以及最重要的「信仰」才是憲政的基石。中國社會在民國和現在開始慢慢有了,儘管那麼令人失望。
   所以,我才寫了「中國大勢」(2010年)的「位移論」和「民主社會的基石論」及「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2008香港出版)。依然沒有人真正的認為是回事,只有悲涼。
   

2017-08-20陈卫珍写道:

   
   把推翻中共作为实现宪政民主的充分条件,是非常错误并且狭隘的。推翻中共,是否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必要条件,这个还需要观察。事实上,就连中产及以上阶层的人们,都普遍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宪政民主政体,决非单单把中共推翻就万事大吉。显然,还有更加内在更加重要更加根基性的因素需要预备与考虑,有更加隐蔽甚至可以上升到行上格局的因素,导致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难以确立起来。我真的希望相关学者与专家的思考,能够更加深入与全面。但无论如何,推翻中共等于宪政民主政体,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至少在当前的情况下绝对如此.
   
   这篇文章很多论述也是不全面甚至偏颇。但是因为在海外的民主人士当中,我就没有看到比较像样的思考并论述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制度究竟如何才能确立起来?过去是怎么失败的?失败的内外因素?今后的宪政民主政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内外在因素与条件的预备?很多人就是咬牙切齿要推翻中共。吃瓜的民众进来一看,第一个感觉是,中共不好,可是中共推翻以后怎么弄?到这个层面,基本就是一片空白了。所以说,民众如何能够有足够的信心与动力,去支持民运去推翻中共?像我的弟弟跟我聊到这个问题说,他们要反共,反共究竟目的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国内无论是维权的还是抗暴的,基本都是自身被逼到无可奈何的处境下而起来抗争。很遗憾,也仅仅是为了抗争而抗争,是一种本能的对暴政的反抗。我坚决维护这种抗暴的权利,我也绝对表示认同与理解,但是就宪政民主政体的建造,显然无法仅仅在民众出自本能的大规模抗暴之基础上就能够水到渠成。他需要更为内在更为重要更为根基性的因素与条件为支撑。
   
   陈卫珍
   

书摘: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


作者:耿国阶


   
   20世纪初期,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宪政治理实践,但以失败告终。本文从价值、制度、行为模式、救济机制四个方面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1·中国宪政尝试的价值体系
   
   在英国那样的先发宪政国家,宪政价值体系是经历过几百年的演化内生形成的。因此,宪政价值体系已经扎根民情,成为社会信仰,是社会力量整合的价值纽带。但是,1912年开始的中华民国是由于革命骤然开始的,是基于“宪政”富国强兵的功效而人为“移植”的,而社会内在价值的演化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远远没有达到支持这种骤然的“制度移植”的程度。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人们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习惯,更多受中华治理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更多转型期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宪政的运行缺乏坚实的社会性价值根基。
   
   2.中国宪政尝试的制度体系
   
   借鉴并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制度体系,20世纪初中国的宪政实践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度体系。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明确规定了人们的各种权利,以及政府的组成。
   
   仅就宪政文本而言,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等西方宪政治理带有共性的基本制度都在临时约法中得以具体体现,并不逊于某些内生宪政国家的制度文本。
   
   3.中国宪政尝试的行为模式
   
   在中国宪政实践时期,较为完善的宪政制度体系并没有催生新的宪政行为模式,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角色的行为仍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行为模式的延伸,“宪政”沦为装饰和装潢。
   
   权力的运行和博弈依然是由暴力和权力主宰。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依靠暴力和权术登台,也依靠暴力和权术治国。北洋军阀时期一幕幕选举闹剧和一次次权力更替,更是说明了权力的运行和博弈的真正规则是什么。
   
   权利的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对抗依靠暴力,而不是程序。在暴力和权术主宰的强权之下,权利的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没法期望按照成熟宪政治理国家的稳定程序进行,实现“政治问题司法化”、“社会运动体制化”,只能依靠非常常规的手段来解决,也就是中华治理传统中的暴力救济。
   
   当一种制度架构没有相应的行为模式匹配的时候,可以说,这种制度基本是失败的。
   
   4.中国宪政尝试的救济机制
   
   民国初期的宪政制度设计中包含着截然不同于传统中国治理的救济制度(如选举、弹劾等),但是并未形成实践,政治实践发展仍然是暴力决定的“成王败寇”,政权更迭。
   
   以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例,国共两党虽然正式签下了协议,但最终的决定因素仍然是“枪杆子”。
   
   5.中国宪政尝试失败的原因
   
   与西方宪政治理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宪政治理尝试除了制度体系是移植而来,可以在文本上速成以外,其他三个宪政治理的重要要素----价值体系、行为模式、救济制度---都不能匹配和支撑宪政文本制度的要求,而这三者才是宪政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个。
   
   首先,宪政制度缺乏社会性文化---心理根基。在先发宪政国家,“宪政”扎根于民众的信仰,是民众解决问题的一种习惯和规则,这种情况在英伦尤其典型。英伦的宪章源于古老的习俗,千百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正是依靠这种习俗休养生息。所以,在那里,“宪政制度”不过是对其内在治理传统的一种概括和提炼,而不仅仅是外在于其社会传统和生活习惯的“文字”。“宪政制度文本”可以一夜速成,但这种内生的信仰和习俗却只能经由缓慢的演化而成。
   
   相反,中国的宪政尝试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对真诚推行宪政的人而言,只是宪政有利于富国强兵、挽救时局。如1898年的百日维新,清末激进的立宪派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均是这种立宪决定论的具体体现。显然,这种思想陷入了“制度决定论”,而忽略了制度运行所依赖的根基。对于不相信宪政的人而言,宪政只是一种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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