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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个右派妻子的二十二年(十九)

    曹作芬
    十九 逃出监狱投奔大娘
   
    从此以后不再对我进行批斗,而改为软化攻心。有时是两三个人,有时是三四个人他们坐着,让我站在他们面前与我谈心。一改过去的凶神恶煞,而为和颜悦色了。记得有一次,几个人中有韩宝贤,他诡秘地笑着对我说:“曹老师,还是好好交代你的问题吧!三个孩子还等着妈妈了,别这么固执”。我始终不明白他们究竟要我交代什么?我清清白白的有什么可交代的?50年3月我十四岁考进河北省立师范学校,是解放后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合格的师范生,他们为什么要草木皆兵,草菅人命?我实在猜不透这究竟搞的是什么运动?
   


    夏天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秋季,从四月到王庆坨公社集中搞运动已半年多了,天气渐渐变凉。一天孩子爸爸用自行车驮带着两个男孩子,从杨柳青到王庆坨给我送过冬的衣服,红卫兵胡学彦就是没让见面,也不收下孩子爸爸给我送来的衣服,胡学彦对刘维俊说:“你这个四类分子你再来把你也扣起来”。孩子爸爸只好把衣服送到一社员家让她帮助转送,这家我认识他们是贫农,夫妻俩在建设大队干活,男主人姓倪,女主人叫崔淑华,和我年纪相仿,人正直热情富有同情心,她一口答应给我送衣服。她来到南学校红卫兵没敢阻拦,她径直把衣服给了我,并告诉我刘维俊带孩子来送衣服被拒绝了。人在难处拉一把,危难见真情,后来我与崔淑华成了好朋友,几十年一直往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被关押已经八、九个月了,因为是犯人,没人敢和我说话,外界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只凭观察发现,渐渐地被关押的黑帮越来越少了,看守也越来越少了;渐渐地各村的革命教师好像都回本村去了;再到后来男黑帮只剩下三、四个人了,女黑帮就我一个人了。从此不再集合开会也不再批斗了,有些树倒猢狲散的样子。对于这些变化我感到莫名其妙,可也不敢打听。再后来一个看守也不见了,剩下来的那三、四个男黑帮,每天去解放大队和生产队里的四类分子一起劳动改造。付庚志老师也不知去向,只剩我一人在南学校做勤杂工,每天早上给各个教室生火炉,打扫院子,打扫厕所,给老师们烧开水等。我每天睡觉还在那个盛煤的小南屋,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在悄悄地发生着天变化。
   送走了这刻骨铭心的1968年,迎来了1969年,我在牛棚煎熬了九个多月眼看寒假就要到来,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置我。突然有一天,杨柳青邻居吴二婶和她的儿媳妇,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从杨柳青坐长途汽车来到王庆坨南校找到了我,二婶说:“马上过年了家里事多还要打扫屋子,我把孩子给你送来了。”二婶的突然袭击使我束手无策,我不知怎么好了。当时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这个被关押的犯人壮着胆子带着二婶,二婶儿媳妇和我的三个可怜的孩子一起逃出了“监牢”。我回头望去也没有任何人追赶,就这样我逃出来了。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对我被关押在私设的监狱将近一年,又私自逃出监狱的事情,始终没有说法,我自己戏称“我是个越狱犯”。
   
    监牢是逃出来了,我投奔谁去呢?我想到六年前(63年)曾经帮我照看过湘君湘灵的李大娘,李大娘虽然脏兮兮的而且全身长满虱子,但心地善良,我只能投奔她了。我带着孩子来到李大娘家,大娘见我们来了很高兴,我向大娘说明来意,大娘二话没说就同意收留我们四口,我真想给大娘磕头。谈定以后,我带二婶娘俩和三个孩子到王庆坨镇唯一的一家小饭馆吃了顿饭,饭馆里只有杂合面窝头,炒白菜和白菜汤,还要粮票。吃过饭,我送二婶娘俩上了去天津的长途汽车,我带三个孩子返回李大娘家。
   自从63年底,因为孩子们身上长满了虱子,离开李大娘家,已经五年多了,李大娘家发生很大变化,李大爷去世了,那个叫秃蛋的儿子也二十多岁了,当上了民兵。原来的三间土房后来倒了,重新盖成两间。我跟大娘说,我和孩子四口都在大娘家和大娘一起吃住,大娘让他的儿子李连祥去民兵连部去住。从此我就在大娘家吃住了。我每天照样到南学校劳动改造,干的还是那些零活,打扫办公室,学生教室,给各个教室生火炉,扫厕所,烧开水等。我每天按部就班的干活,没人搭理我也没人过问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从监牢逃出来之后,就不再去南学校劳动改造,也不会有人过问。后来了解到,他们想把我们四口下放到杨柳青十二街生产大队,因为我家祖上不是农民,我又带三个孩子,夺人家的口粮,杨柳青十二街生产队完全有理由拒绝。因此我才被挂起来了
   
    李大娘对三个孩子很好,晚上吃完晚饭,李大娘三个孩子和我,围坐在小油灯旁,讲些过去的往事。湘灵说:“在吴二奶奶家时,我在胡同捡了一只死母鸡给了吴二奶奶,她把鸡炖熟了他们家三口吃炖鸡,因为是我拾来的给了我一个鸡大腿吃,没给姐姐和弟弟。”湘华也说:“二奶奶家吃饺子,给我们一人一块窝头,不让吃饺子。”湘灵还说:“我们一出院子就有小孩儿欺负我们,我就和小孩们对打,姐姐弟弟就往墙旮旯躲。有时候吴二奶奶听到了就出来护着我们,小孩们就冲吴二奶奶喊,“你管得着吗,他们是小反革命。”我听了孩子们的述说非常难过,可我还是感谢吴二婶,在我被关押期间是她照看了三个可怜的孩子。
   
    在李大娘家大约呆了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李大娘说:“马上过春节了,过了节在外地结婚的女儿带孩子来给我拜年,他们还要住下,我这儿一个炕睡不下这么多人,你看怎么办呢?”我也觉得在人家过年不合适,我决定搬家。
   
    我是一个被关押被批斗过的人谁见了我都躲着,人们不清楚我究竟有多大罪恶,都不敢和我说话,我也怕连累他人也不敢和任何人说话,我往哪找地方去呢!我把我的困难与我的同类说了,那个在解放大队和四类分子一块改造的岳立山老师。他很快就跟一个和他在一起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叫郑增发的说了,让他赶快帮忙为我找个安身的地方。郑增发原籍是王庆坨的,后来全家到了上海,据说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入了一贯道,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定为反革命,从上海遣送回了原籍王庆坨。他很快为我找到一个安身之处。我搬家非常容易领着三个孩子就搬到了这家。
   
    这家住解放大队,男主人叫曹家鑫四十多岁,女的长得很漂亮好像只有三十多岁,他们共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叫大胖十五、六岁,二女儿叫二胖十一、二岁,三的是个男孩子叫留柱五、六岁,最小的是女孩只有两岁。这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周围有围墙,院里只有三间土坯北屋,他们六口住靠西的一间,把靠东的一间租给了我,每月三元房租。
   
    安顿下来之后,我照样每天去南学校接受改造,曹家孩子爸爸和大女儿每天到生产队干活。他家女主人不下地干活,在家看家做饭。我的三个孩子湘君八岁半,湘灵六岁,湘华四岁多和曹家三个孩子,共六个孩子每天在院子里任他们随便玩耍。六个孩子还能玩到一起,我们两家大人也很和谐。
   慢
    慢地我发现曹家的生活非常困难,比我这个四类分子家属还要困难。用下地狱形容我在十八层地狱,他家在十九层地狱。曹家唯一的收入就靠几只母鸡下的鸡蛋。每天早晨放鸡的时候,大胖和二胖挨个摸母鸡的屁股,看今天能下几个鸡蛋,攒到十个鸡蛋就拿到街上去换钱,好去买油,盐,火柴。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也舍不得给个鸡蛋吃。他们全家只有两床棉被,父子盖一床棉被,妈妈和三个女儿盖一床棉被。家中口粮时常接不上就炒豆腐渣吃。我为了不脱离群众,有时也让他家给我买点豆腐渣炒完和他家一块吃。有时我蒸好的馒头放在我屋里,他家孩子就用窝头或豆腐渣饼子和我家孩子换馒头吃(我不在家从不锁门)。 那时我和三个孩子吃商品粮,每月每人供应五斤白面四两香油 ,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有一次晚上隔着窗玻璃,我看到大胖拿着碗,倒我家瓶子里的香油,我装作不知道。后来曹家鑫向我讲,他和大女儿每天下地干活一天不歇,因为人口多到年底结账他家不但分不到一分钱,还欠生产队的钱。解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社员的生还这么苦!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
   
    两家孩子很少发生矛盾,有一次,我家二孩子湘灵和他家二胖打起来了,原因是邻居家的一只母鸡到曹家院里来了,大胖就把这只鸡抓起来了,二胖摸了摸鸡屁股说鸡有蛋就把这只母鸡扣起来了,湘灵觉得他们不该扣人家的鸡,就把这只母鸡放走了,为此事打起来了。我觉得不是孩子品质问题,是穷日子教育了他们,小小年纪就知道一个鸡蛋的珍贵。那时孩子们没任何玩具,只是自己想不花钱的办法玩。在一次玩跳房子游戏时,两家孩子发生了矛盾,邻居的几个女孩子来到曹家院子和大胖,二胖一起玩跳房子,(在地上画好十几个方格当房子,用一串珠子放在第一个格子里,再一只脚跳着踢这串珠子,把珠子踢到头算胜利。然后把珠子放第二个格,再这样踢到头,这样反复做到最后一个格子就算全部胜利,就可以占一间房子。第二个孩子再跳时就要从这个格子上蹦过去。一旦珠子进了人家的房子就不准再跳下去)。几个女孩玩着跳着,忽然那窜珠子找不到了,他们到处找也没有。我家湘灵看见是二胖把珠子装他裤子口袋里了,就告诉了那个丢珠子的女孩,这样几个孩子打起来了,我正在家把他们劝开了。我家湘灵这孩子从小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爱抱打不平,为此常常遭到孩子们的误解。
   
    从搬到曹家以后生活还算舒心,一是学校没人过问我的事情,二是我每月只付三元房租,每月的四十三元工资除去房租吃饭就富裕多了,我反倒成了曹家羡慕的对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身体在悄悄地发生着质的变化,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69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吐血,一吐就是半痰盂。趁刘维俊回家我让他带我到了天津第二结核医院,经透视我患了浸润性肺结核,医生给我开了休息三个月的假条。(68年批斗我时王俊祥朝我的左胸锤了两拳,留下了病患)我拿着假条找到了刘贵勤校长,他脸色马上沉了下来说:“你赶快休假吧!”我想,他是怕我的病传染给革命老的师,患了这种传染的病到哪养病去呢?我犯难了!于是我决定还乡——杨柳青镇大楼胡同七号住那三间摇摇欲坠的祖屋。
(2017/08/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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