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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官 :良心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先驱


   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
   
   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误解在于人们以为清教徒(Puritans)创造了美国的宗教自由,尤其是中国人更认为如此。但实际上真正创造美国自由的正是那些在清教徒中间的反叛者和受逼迫者。这中间最为突出的当数被称为自由先知的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
   

   17世纪初,英国清教徒发展的一套主要主张在新英格兰得以结实:个人重生的中心性,社会统一的假设,教会作为个人宗教与国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超越一切之上又能整合一切的,正是这圣约,一个既深刻体现圣经原则又具有高度灵活的主题。[i]初到美国的清教徒,实际上是一脉相承地承接了基督教千年传统中的追求正统地位的渴望,他们在初到美洲大陆的时候以宗教改革后特有的方式继承了基督教的神权政治(Theocracy)。一如当年的天主教(Catholic)一样,当基督徒不再受到罗马帝国皇权的迫害,却通过与罗马政权的联姻而成为信仰强权的时候,他们就以正统自居了。所以当天主教分为东西两派的时候,东部仍称自己为正教(Orthodox)。到了16世纪17世纪,欧洲基本上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大部分欧洲国家为天主教,俄罗斯为东正教,德国既有天主教又有信义宗(或称路德宗Lutherans),法国和由于航海探险而强盛的西班牙都是天主教。所以当时某一个宗派与王权结合从而成为主导教派是非常正常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改革(Reformation)获得成功的时候,瑞士首先成为新教政教合一的一个试验地,进而当其改革之风吹到彼岸的不列颠的时候,天主教在与新教的斗争中,二者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而是进行了改良与王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圣公会(Anglican)取得了胜利。这样,经过亨利八世(HenryVIII)、爱德华六世(Edwards VI)、血腥玛丽(Marry)和伊丽莎白(Elisabeth)到詹姆士一世(James I)的时候,英国基本上确定了以圣公会为国教的思路。这样,凡不接受圣公会为教会的各教派都备遭迫害,甚至开始逃亡海外。他们先尝试逃亡荷兰,后来又逃亡到了北美新大陆,他们在那里立定根基后,就称那片新大陆为“新英格兰”。但是这些在英国深受逼迫之苦的清教徒们,在踏上新英格兰的第一天,就建立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另外一个逼迫其他教派的体系。那就是以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和长老派(Presbyterian)为主的教会主导的政府力量逼迫其他不同教派的体系,这样,当这些清教徒们在新英格兰获得信仰自由的时候,其他一些稍微与他们信仰有不同的教派都随之失去了信仰的自由。这个体系,被约翰•温斯洛普(JohnWinthrop) 建造“山上之城(City on the Hill)”的异象所驱动,经过约翰•科顿(JohnCotton)和马瑟(Mather)三代家族的深化与诠释,使这批从英格兰追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建立起一块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湾区殖民地(BayColony),这个神权政治体系甚至曾经在塞勒姆镇(Salem)的女巫(witchcraft)迫害中充当过重要角色。[ii]约翰·温斯洛普在他那篇著名的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1630)中引用了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他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将成为一座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他还警告说:“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所做的这件事上对我们的上帝心存虚妄,并且因此使他离开我们,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轶闻和笑柄。”,“如果我们的心偏离,不再遵行(神的话),反而被诱惑,去崇拜侍奉别神和今生的钱财宴乐,一如已经显示的,我们就会从这美地被剪除”。如果仅仅是按照科顿和马瑟家族的思路一直发展下去的话,美国很可能被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的政体所统治,而这个强调山上之城的政体,会推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将源于罗马改造于英国移植到美洲的这一制度延续下去。但是,他们的设计体系中闯入一匹黑马,将原来一切的设计打乱了,这个麻烦的制造者就是罗杰•威廉姆斯。
   
   罗杰•威廉姆斯的生平
   
   1603年,当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詹姆士一世当政之际,罗杰•威廉姆斯出生在英格兰的伦敦,他的父亲是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是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裁缝,母亲艾丽丝•潘伯顿(Alice Pemberton)。他的出生记录毁于1666年的伦敦大火。在他还是儿童的时候,英国教会在国王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他与大多数当时的清教徒尤其是移民到新英格兰的社会精英一样,从剑桥大学(CambridgeUniversity)毕业,此时他已成为一名合格的牧师,被当时的社会承认为一名杰出的神学家,时年24岁。两年后,他娶了小他6岁的妻子玛丽(Marry)。
   
   1631年2月5日,28岁的清教徒神学家罗杰•威廉姆斯和妻子玛丽从英国来到波士顿(Boston),这是一个有无边的机会与应许之地。从此,这个永不疲倦、在真理上永不满足的年轻人所到之处就会产生争议,而他又总是处于这个争议的中心,这就使他在有生之年不断地将新英格兰带到教义与政治的争端中。当他登陆波士顿之时,时任湾区殖民地的总督约翰•温斯洛普描述他为“一位敬虔的牧师”并请他担任核心城镇波士顿教会的助理牧师,这个教会在未来不久之后发展为有影响力的公理会教会。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位,前途不可限量。但是,年轻人拒绝了总督的邀请,还谴责了清教徒们在湾区殖民地的改革,认为他们与英国国教会分离得还是不够彻底。他质问他们:“君子何以投身改造誓己效忠的教会?”他可能不知道,350年以后的中国,依然有很多牧师在无神论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的官方教会内部期望改造这些“红色教会”。然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的年轻人就一路向北15英里投奔了塞勒姆教会。塞勒姆教会对牧师非常缺乏,当时的牧师撒母耳•斯科尔顿(SamuelSkelton)也是一位强烈主张新大陆教会应当与英国本土教会断绝关系的分离主义者,本来他们准备张开双臂迎接这位“敬虔的牧师”,但是恼羞成怒的波士顿教会建议塞勒姆教会暂缓考虑这位“激进的分离主义者(Radical Separatist)”,这样不愿得罪波士顿的塞勒姆教会采取了“宁缺勿滥”的原则,没有接受他成为牧师。此后他又折返到波士顿以南30英里的普利茅斯(Plimouth)殖民地,因为那里的气氛比较更加“分离”一些。在那里一开始他是受到了总督威廉•布莱德福特(William Bradford)的欢迎,开始了传教生涯,担任了普利茅斯牧师拉尔夫•斯密斯( Ralph Smith)的助理牧师,而这位拉尔夫•斯密斯牧师本身也是因为分离倾身而被湾区殖民地湾放逐出来的。
   
   关于分离主义,在新英格兰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正象历代教会争论的焦点一样,新英格兰的教会在关于本地教会与英国本土教会的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辩论,双方各执一词,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甚至这个问题在1620年的五月花号的时期已经存在,当时带领清教徒来到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的成员,都是坚决支持与英国国教一刀两断的人。但在1630年大规模的移民中,官方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持不分离倾向的人,这些人中就以总督约翰•温斯洛普和牧师约翰•科顿为代表。远在从英国登上驶往新英格兰的船队之前,约翰•温斯洛普和其他殖民者就开始招兵买马,他们真正做到了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的充分的预备。为了取得当时所有殖民者及当权派的支持,在律师界及官场担任公职多年已年届42岁的约翰•温斯洛普一直坚持不与当局闹僵的温和路线,所以在出发前夕,向英国告别的一个环节中,约翰•温斯洛普特别签署并向当局递交了陈情表(Humble Request),这份随即于第二天就发表了的公开信明确表达了这批移民将拒绝任何的分离倾向,即他们在新英格兰新建的教会不会从英国国教中分离出去。所以在接下来在担任总督十二年的所有年月中,他都被这份陈情表所束缚,或者说他是完全忠于自己的责任而一直在践行承诺维持着这两地教会之间的关系。保持新英格兰的教会与英国国教会不分离的关系,这也是罗杰•威廉姆斯为什么在波士顿没有担任那个“不分离”教会的原因。
   
   在普利茅斯期间,富有语言天赋的罗杰•威廉姆斯很快在就两年时间内掌握了当地印第安人的语言和他们的风俗与文化,这为他今后与印第安首领建立友谊提供了帮助,但同时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与共同生活,使他逐步改变了原来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并因为这种态度给自己带来了无边的麻烦。实际上普利茅斯与马萨诸塞湾的信仰与实践思路是一致的,罗杰•威廉姆斯在这里也一样感受到专制的窒息,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很快就被威廉•布莱德福特总督发现“开始将一些奇异的观点付诸实施”了。因为他说,英国国王无权把北美的土地分给殖民者,因为北美并不是英王的领土,而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的土地,英王及其他人应先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土地,才能合法建立殖民地,否则英王的“特许证”(Charter)只是一张废纸上盖了橡皮图章而已。这样,到了1633年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这次,他有机会在塞勒姆又担任了两年的牧师(1633-1635)。[iii]
   
   1633年秋天,罗杰•威廉姆斯和玛丽带着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从普利茅斯回到了马萨诸塞湾的塞勒姆镇教会帮助重病的撒母耳•斯科尔顿牧师。此时期塞勒姆镇的教会相对来讲分离倾向比较突出,为罗杰•威廉姆斯提供了宣教的场所。 1634年8月,罗杰•威廉姆斯接替去世的撒母耳•斯科尔顿成为塞勒姆镇教会代理主任牧师,因为他的态度与观点,这个任命也并非是官方正式的。正是在这里罗杰•威廉姆斯把他在普利茅斯与印第安人接近后得出的更激进观点进一步地不断宣讲,并与那位虽然在他以后来到波士顿,却担任了与他失之交臂的波士顿教会牧师的约翰•科顿(John Cotton)牧师展开了贯穿二人一生之久的教义论战。
   
   本来,湾区殖民地议会对塞勒姆教会是没有管辖权的,也没有权力对牧师的去留说三道四,但是,塞勒姆镇刚向湾区殖民地议会(General Court)提出一块新地皮的申请,这样,湾区殖民地议会趁此机会,将塞勒姆镇的申请暂时搁置,要求他们先解决罗杰•威廉姆斯的问题,那么如此一来,塞勒姆教会就无法继续保护罗杰•威廉姆斯了。而这种利用政权干预教会内部事务的现象,也正是罗杰•威廉姆斯穷其一生在不断反对的。1635年7月,失去教会保护的罗杰•威廉姆斯被召唤到到湾区殖民地议会并得到一个官方正式的警告,说他的观点“错误的并且是危险的”。按道理来讲,一个识时务的人此时该收敛一下并学会转向了,但这个坚持真理胜过审慎的斗士,既没有退缩也没有改变主意,反而是步步为营,站稳一个观点后又提出更危险的新观点。到了1635年10月时,时任总督约翰海恩斯(John Haynes)及其他一些正统牧师对罗杰•威廉姆斯的言论终于忍无可忍,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前程似锦的神学家怎么会如此离经叛道,并且不断地威胁到刚刚立足的湾区殖民地的权威。湾区殖民地议会对罗杰•威廉姆斯进行了审判,认为他在不断散布不安分和危险的激进思想,并要将他驱逐出湾区殖民地,限期6周。但正逢他生病期间,所以这一限期又延长了一些,结果在这期间他们发现他不但没有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地宣扬他的观点,于是生气的湾区殖民地议会准备把他拖上一艘回英国的船送他回老家,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麻烦。1636年1月,在执法人员来到他家准备带他上船的时候,才发现已获知消息的罗杰•威廉姆斯在三天前已离家出走。在新英格兰齐膝深的大雪中,他步行了40英里,狂奔向南来到了那拉甘塞特湾(Narragansett Bay)。那里的汪姆帕诺格(Wampanoags)部落印第安人救了他。并把他带到了首领马萨索特(Massasoit)面前。这位慷慨的马萨索特就是曾帮助过清教徒,并和他们一起庆祝丰收的印第安人首领。马萨索特热诚款待了罗杰•威廉姆斯,让他养病,并把他安顿了下来,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样,在他彻底被湾区殖民地抛弃后,印第安人张开双臂欢迎了他。而通知消息并建议他去投奔印第安人的的人正是当时未在总督任上的约翰•温斯洛普,这位成熟的政治家,虽然与罗杰•威廉姆斯在很多政治观点及宗教观点上难以取得一致,但他仁慈宽大的胸怀在罗杰•威廉姆斯落难的时候还是帮助他走出了更严苛的迫害,这也为他们今后一生之久的深厚友情打下了基础。罗杰•威廉姆斯在这里有机会操练了他的印第安口语。在这段时间里,他进一步反省了自己的宣教使命,罗杰•威廉姆斯发现印第安人原始的道德观与简朴的神学的可贵之处,更加坚定了当初他从普利茅斯返回到塞勒姆镇时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他认为印第安人与英国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他开始怀疑原来自己的宣教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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