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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德才兼具的领袖,时代呼唤政治道德的回归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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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时期中外共产国家民主革命的灯塔

1979年民主墙发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电影纪录片说明了什么?(2)


   《特权论》作者 陈尔晋(陈泱潮)
   
   2017-08-10
   

    1979年民主墙时期,录制电影纪录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民间草民的思想言论录制电影纪录片,若没有特别的价值、力量和条件,绝无可能。
   
    民主墙上曾经发表过千千万万的文章,何以只有《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当时就被专题录制成电影纪录片?
   
    从世俗社会学的角度看,《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具有以下若干重大特点:
   
    一、确如《民主墙时期登峰造极的民主革命理论著作》一文所说,《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是民主墙时期登峰造极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革命理论著作。深刻揭示和论证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弊病和病根。找准病根是对症下药的前提条件。

二、当时国际形势美苏严重对抗,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冷战问题,而是核大战的阴影严重笼罩着全世界。全世界迫切需要改变、抑制和清除美苏核大战危险、打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冷战状态的思想理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恰恰适应和满足了这一世界性社会需要。


三、《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指明了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发展规律和变革的方向,是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进行民主革命的灯塔。

   
    《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不仅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民主革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而且非常明确和具体地指明了怎样进行民主革命、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等一系列方向性原则性题,阐明了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方针、政策、策略、道路和路线问题。确确实实算得上是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民主革命的指路明灯,是指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前进方向的灯塔!
   
    四、在分析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各种途径中,不仅指出了预言了不久之後在中国为华国锋抓捕“四人帮”所证明了的【宫廷政变】途径,也指出了预言了如果中国最高当局顽固抗拒历史潮流,拒不进行民主化和平变革,必将引发第二次武装革命大军区起义(甚至最终必将导致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极大的分裂割据战乱)、、、、、、因此,《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特别强调了由执政党领导实行自上而下推行的民主化和平转型,是代价最小,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途径,具有优化选择的可取性和首选性。

这一点为1989/6.4事件後的前苏联东欧巨变所充分证明。


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不仅追根溯源从人类社会科学普世价值中寻找理论根据,而且特别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所推崇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去追根溯源,寻找理论根据。并且科学地、创造性地、巧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立场、观点、原则和语境,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宪政民主革命的一整套体系化的理论、方针、路线、政策和策略。

   
    这对当时认真读过《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的胡耀邦、赵紫阳,产生了深刻影响。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1980年,《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作者,被直接上调到中央机关胡耀邦智囊团作理论政策研究。当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层换届选举,也实际推行了人民代表自由竞选、、、、、、赵紫阳主持的中共13大路线,也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初级阶段理论】,改头换面移植嫁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推行中国政经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这一点,《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姊妹篇,即使在今日或者以後,对长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共党政军干部队伍,也依然一定会产生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六、因此,《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在民主墙期间林林总总的文章中,是一枝独秀鹤立鸡群的体系化理论化的学术著作,是当时具有发聋振聩力量和照耀前进方向的灯塔能量、足以令人耳目一新与众不同的文章。以致当时高度关注着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时局发展的美国学者杰克.格雷在《透视毛泽东》一书中得出了这样重要的看法和结论:【“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成了民主墙运动的基调”】,成了改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的良药。

七、因此。《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的理论学术价值、令人耳目一新的灯塔能量和【民主墙运动基调】的影响力和作用,尤其是它对改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的世界意义,促使当时具备录制电影纪录片条件的人士(也许是西方人、美国记者),把《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当作民主墙的代表性文章,当作共产中国的曙光,特别录制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在民主墙发布和出售时的历史镜头,成就了不可磨灭的民主墙《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电影纪录片。

   
    八、尽管今天前苏联东欧早已经一如《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所预言,发生了巨变,进行了民主革命,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不说今日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还有待于民主化变革,就拿今日俄国的民主制度与《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所指明的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相比较,也还大有距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更新。
   
    尽管《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不可避免会打着成书之际的时代烙印,会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第10章关于民主制度与人权保障的论述和设想,在今天也毫无疑问依然对读者不无灯塔性启迪作用。
   
    特此敬请读者予以审视:
   
   附:

《特权论》第三篇 现实性 第十章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一、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的最高领导


1、 党的信任危机

   
    按照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行体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毫无疑问是本国独一无二的共产党组织。
   
    但是,苏联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修正主义共产党的惨痛的历史事 实,却不能不令人发出疑问: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继续如此这般地奉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应不应该继续如此这般地拥护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
   
    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修正主义党的领导,已经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领导[页207],而是马克思主义叛徒们穷凶极恶的反革命的统治,是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更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这样的共产党,只会把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领导成修正主义的黑色领地。要想使社会主义国家还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必须摆脱、必须推翻这样的 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有哪一个修正主义的党会抛弃共产党这个称号,会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党呢?这种情况从前没有过,今后也不会有。相反,变修的党将会更加拼命地标榜自己岂止是革命的、简直是最革命的共产党,岂止是马克思主义的、简直是最纯粹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
   
    何况,在任何一个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都[页208]免不了是实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支配之下,难免执政的共产党本身和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必然并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在这种变化面前,人们不能不会考虑:这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
   
    这样,无情的历史就使共产党的组织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信任危机。

2、 党的领导不可不要

   
    但是,社会主义事业如果离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拟定《宣言》的共产党的领导,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无疑,“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页209]宁主义。”(《毛主席语录》第1页)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共产党的领导永远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不至于成为叛徒搞修正主义。在公有制社会经济基础上和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中,在共产党本身和劳动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的主要敌人已经在共产党的当权派内,并且由于客观存在这个主要敌人正滋生繁衍的现实面前,必须考虑党的领导究竟以什么形式体现才符合实际,符合科学,符合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方向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

3、 最根本的不是组织的领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党的领导被视为就是党员的领导,就是党支部、党委、党组织派出的工作组、党组织委派来的人的领导,党[页21 0]的领导一度因此被糟蹋到极端荒谬和反动的地步。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长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威风,正是在维护这种所谓党的领导的旗号下,疯狂猖獗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是现实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澄清了这种可耻的混乱,是整个事态的演进、披露和发展,是毛主席一系列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指示,打破了对党的神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曾一度瘫痪了,但党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却没有瘫痪,而是更加迅猛地发展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过的中国人民,已经对党的领导这一概念有了正确[页211]的认识,广大革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懂得,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才能算作共产党的领导。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共产党本身也明确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见《中共“十大”文件汇编》第49页)
   
    这种关于“党的领导”的概念的变化和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亿万人民通过革命实践痛切感受到的经验总结。它充分表明了,虽然在白色恐怖下,在社会主义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党的组织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宗旨,往往是相一致的;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权力被共产党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下,党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页212]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即那些党内当权人物集团)往往成了、并注定要成为贯彻和执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宗旨的障碍。因此,党的领导已根本不能以组织的形式来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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