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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罗夫最信任人是律师


    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异见人士,氢弹之父。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将该奖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入狱异见人士的后代。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萨哈罗夫与一个律师合作完成此事。在苏共亡党过程中,他参与了新宪法的修改,累倒在修改宪法的岗位上。
   

    萨哈诺夫这样有名望的人,还将自己所得奖金去帮助异见人士的后代(而没有将钱撒在数千万苏联弱势群体的个案上),为何要和律师合作去完成?在他的心目中律师是何等重要?
   在苏共亡党后,四个总统中有三个是法学院毕业,各国的发展和转型都有规律可循。
   
    中共十八大后,中共媒体为何宣称习近平为法学博士呢?中共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不将一个法学博士作为领袖人物,恐怕难以服众。
   
    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仅靠几个领袖人物和领袖集体、领袖集团去解决,要靠我们整个民众的觉醒。
   中共十八大前,上海有七个访民入狱,十八大后请律师辩护的过程,充分说明我们大多数民众觉醒还需走过漫长的路。
   
    这七个人仅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和经济条件是请不到北京和上海的知名律师,但若是将他们整个家庭包括夫妻配偶、孩子的收入加在一起完全可以请到一般律师作为辩护人。他们中有人长期做职业访民,尚未到退休年龄就不去工作,不去挣钱而迷信上访、迷信共产党会赔他500万、700万等。
   
    他们还高叫维权律师是靠我们出名的,不免费的律师就不是维权律师,他们还高叫我们有国际援助。
   
    看看他们平时的消费,没有一个付不起律师费。上海还有一些男性访民,抽烟、喝花酒、玩女人有钱,而请律师就赖钱;有的女性访民,无论离婚还是未离婚,不去工作,长期当职业访民,家中啃老,外面花头不小,有性伴侣,偶尔让人摸摸、抱抱而吃香喝辣,请律师就是不想花钱。
   
    这里不能怪一些普通的访民,其中很大因素是被有些访民中的领袖人物、呼风唤雨的人误导坏的。他们认为访民无需请律师,我帮你出庭,一个顶三,将普通访民作为自己与政府博弈的资本,谈判的筹码。最终不仅自己问题没解决,而将一大批访民带到了死胡同。
   
    中共十八大前入狱的七个访民,当时请了三个律师,一个是被美国小布什总统接见过的北京律师,有博士学位;一个是为刘晓波辩护过的北京律师,曾经与达赖喇嘛拥抱过;一个是上海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室事、民主党派区主委、曾任区司法副局长。按五年前,两个北京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对其他当事人的收费,到上海参加一审的费用(包括差旅费等在内),每人至少应支付人民币3万元,但其中律师个人的收入只有三分之一。按照上海那个知名律师当年的收费标准,也是2万以上。
   
    律师也是人,他也有父母、配偶和孩子,他们也得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律师也得承受天文数字的房价,律师的家也遇到上海访民所遇到的拆迁、征地、计划生育等问题。
   
    律师每天回到家,也得化大量时间准备明后天的出庭,律师的节假日也得化大量时间阅读案卷,研读法律条文。
   
    律师的家实际是律师半个为当事人服务的办公场所。难道这个单元房款的一半,不应由当事人所支付的律师服务费中支出吗?
   
    有人认为这收费不合理,那请你向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物价局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提出异议,若他们采纳你的意见,修改律师收费标准的指导意见,你再请律师吧!
   
    律师事务所和办案律师们志愿按照低价或公益价收取律师费,是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个人对当事人,自己掏腰包的法律服务,而不是政府应承担的法律援助项目,不是法定由律师个人应承当的义务。
   
    这7个访民能取得3个知名律师的公益价服务,也得益于上海几个访民代表与律师的个人良好的关系以及个人信用。
   
    这七个访民得到国内外什么经济援助呢?上海访民们当时拼足了所有的力量,只征得172个访民的捐款,其中有4个外地访民捐款,平均每人捐20元,七个访民每个得420元。
   
    而从独立中文笔会的一万元援助,是通过海外某维权网的渠道得到。我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事前不断有会员个人或组织要给我提供生活经济援助,我都婉言谢绝了。
   
    他们还要资助我为上海维权公民服务的经济资助,我明确告诉他们,上海这些访民没有一个付不起律师费。
   
    当时小乔就在国外,我们和小乔还是极好的私人朋友,她每次来电都问我们生活有否困难?她个人要资助我们,我们建议她资助比我们更困难的人。
   
    最后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并以某网站名义,给上海访民资金资助的会员,也是我极好的私人朋友。
   她在最困难时,由小乔带她到我家小住。我妻姐70高龄还发动邻舍捐衣物,两手拎起两大包衣物,走一小时,将衣物送到。
   
   
    西方文明是基督文明,总统、国王上面还有上帝,《圣经》已经有两千年的传播史,《圣经》早就定下律法,实行一夫一妻制。
   
    中国皇帝为何可占有几百乃至上千个女子?因为皇帝上面没有上帝。儒家文明的始祖孔子,他所有的学说是劝皇帝改好,劝百姓听话。五四运动中要“打倒孔家店”,利远远大于弊。
   
    若不打到孔家店,我们今天还处在皇帝统治的社会中,中国不可能进入市场经济,不可能进入民主政治,人民永远不会当家作主,中国不可能进入法治社会,中国永不会成为一流国家。
   若不打倒孔家店,中国永远不会有律师制度。
   
    相信上帝的人,才能接受上帝所拣选的律师制度;上海有些访民为何认为基层政府是坏的,只有让中共最高层知道我的苦难,我才会有脱离苦难的一天。
   
    他们拼命上访目的就是迷信,就是迷信中共最高当局会解决自家的问题,律师有什么用?
   
    有些人盲目地认为自己是访民中的领袖人物,并不知道自己的头上还有上帝,这些人根本没有敬畏,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失败的哪里?
   
    上海有一个访民对他人称,他是推翻共产党的地下党,是推翻共产党的先头部队,他参加了冤民大同盟,要访民们跟着他走。
   
    所有与律师走的近的人,他都嫉妒,要去策反,恨不得将律师们一个个在地球中开除。别人问他属于那个党?结果与蔡文君等人到美国投奔那个大骂刘晓波是狗,大骂我是疯狗的葛丽芳去了。
   现在呢?60多岁,每天还在美国打苦工16小时,想回上海过退休生活,又怕共产党抓他,其实共产党根本不会将这类小丑当一回事,冷处理是最好的办法。
   
    若天天在上海高喊打倒共产党,共产党也不会给你一份危害国家安全类政治犯的判决书。
   给了你这类政治判决书,到美国不是可获得政治避难的待遇吗?不是可以享受高智晟律师妻女在美国的待遇吗?
   
    当时上海暴政网的数十上海访民一片欢呼,称美国纽约法院已经受理上海访民告中共上海市委案,有80多人联署要参加这场诉讼。结果呢?80人至少有15人次先后入狱,其中也包括中共十八大前入狱的几个访民。这些人不是要开除、打倒我们这些维权律师吗?还好意思请我的三个朋友律师为自己辩护?
   
    为什么不请美国律师?不向胡锦涛喊救命?事实证明,葛丽芳与上海大街上那些无知无识的泼妇有何两样?
   
    虽然上海访民中有许多与蔡文君、葛丽芳等不属于同一路人,甚至还相互看不起,但也先后犯了与这些人几乎类似的错误。
   
    在他们心中律师只不过可以利用一下,维权律师不应收费或不应收费那样高。
   
    认为共产党怕我们访民,中共高层终就会向访民让步的。
   
    其中,最可惜的是基督徒沈佩兰,与中国维权律师关系处的最好的一个上海农民访民,还是被她身边的访民出卖了。
   
    沈佩兰何时认识到陈光诚所讲,一个维权律师在中国的作用,相当军队一个营或一个团?我更坦率认为,一个维权律师作用要比15000个访民还大,沈佩兰就再进步了。
   
    萨哈罗夫这样有名望的人,在苏共的一党专制度下,还将律师作为自己最信任的人。当今中国的维权公民,异见人士,各种领袖或风云人物不应好好反思一下吗?
   
   
    转载来源:谷歌
    萨哈罗夫原来是个魔鬼的孩子
    谢选骏:萨哈罗夫原来是个魔鬼的孩子
   
    《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萨哈罗夫》(2017年7月25日李劼)说:
   
    特殊的人生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Meeting the Demands of Reason》,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一位名叫Jay Bergman的俄罗斯历史学教授所著,该书记录了前苏联异见分子,社会活动家,人权斗士,和物理学大师安德列•萨哈罗夫的传奇一生。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言,写作萨哈罗夫的传记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作者必须同时懂得科学和政治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范畴,而且必须向读者解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何萨哈罗夫由一位纯粹的自然科学家转变为一位挑战现实社会的不同政见者?
   
    萨哈罗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祖母的影响下,童年时好读普希金,雨果,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具有艺术家和科学家性格的父亲担任了他的物理学启蒙老师(第七页)。萨哈罗夫虽然是一名出身于象牙塔的学者,但其实他的一生不乏坎坷:他曾因通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考核而差点拿不到物理学副博士学位;在他成为政治上的异见分子后,先后被监视和流放;他经历了两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与他分开(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页)。
   
    Bergman写道,前苏联的克格勃等袐密警察和军队部门用武力维系了这个极权国家,而科学家则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这个专制政权道德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科学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醒悟到,不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连他们的专业领域也不断受到限制和监视。由此带出了前苏联特有的一种现象:很多有自然科学背景出身的政治异见分子,不仅萨哈罗夫,而且也不能忘记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也是数学家出身(第三十二页)。
   
    特殊的环境
   
    作者认为,萨哈罗夫等前苏联科学家是被关起来工作的一群人,当他们被国家分派去研究原子弹和核武器时,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整个前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国家机密,里面的生活与监狱无异:不同部门的科学家被禁止进行交流,周围都是保安或便衣,外墙被铁丝网包围,整个单位其实就是前苏联社会的典型和缩影(第五十三页)。同时,萨哈罗夫和其他科学家在这个极权国家里享有许多其他前苏联普通公民没有的特权:科学家有权阅读在市面上找不到的书籍和内部讨论包括政治在内的几乎所有问题(第五十四页)。另外,前苏联科学家还有一项特权,他们有时可以直接接触权力高层人士。例如萨哈罗夫曾经回忆他所见到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是如何地傲慢自大,也正是因为这样,令他对前苏共政权失望,进而成为异见分子(第五十七页)。作者总结得好:科学家群体是前苏联极权沙漠世界里的一片绿洲(第五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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