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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非”为何成死路?因当今中国和平转型的条件已不存在

   “和理非”为何成死路?因当今中国和平转型的条件已不存在
   
   
   
   


    刘晓波先生被害后,胡平不遗余力地鼓吹:非暴力抗争没有失败,反对派要坚持非暴力抗争!
   
    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试问胡平先生,“六四”屠杀已经28年了,这28年来非暴力抗争一直是中国反对派的主流,反对派28年来的非暴力抗争,促成了一丝一毫体制改善吗?没有!中国社会反而出现了变本加厉的倒退,习近平治下的政治自由度,不仅不比江泽民时期,比起僵硬的胡锦涛时期都是大幅倒退,更不要去比“六四”之前了!
   
    今天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骨干分子都被抓捕下狱,或者遭非法软禁、监控、打压、骚扰,动弹不得、、.所有反对派组织都无法公开存在、公开运作、、.
   
    甚至连刘晓波先生这种“没有敌人”、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的绝对“和理非”反对派,都被故意耽误成晚期癌症患者,禁锢到死,死无葬身之地!
    而专制却更加强横,甚至第一次连美国都不放在眼里!在大大强化的极权洗脑之下,民众之麻木和冷漠,远远超过了“文革”后的任何一个时期。
   
    任何一个有客观之心和良心的人,睹此都无法否认:
   
    “和理非”抗争的方式,在中国彻底地失败了!“和理非”之路,在今天的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和理非”之路,为何成为走不通的死路?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具备“和理非”抗争成功的基本条件。
   
    这些基本条件至少有:
   
    一则,统治者能够让步。实事求是地说,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都是能够让步的统治者,甚至包括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也能够部分让步。
    统治者能够让步,“和理非”的抗争就容易取得进展,反之就困难重重,代价高昂。因统治者主动让步而“和理非”胜利的经典之一,是1988年蒋经国的主动放弃镇压,取消党禁、报禁、、.
   
    但是统治者能够让步,并非“和理非”抗争成功的必不可少条件,因为如果如果“和理非”的抗争引发了非常巨大的社会参与,到了颟琀坚持镇压的统治者指挥不动军警的地步,则统治者想不让步也不行,因为这时候专制政权崩溃了!捷克和东德的共产党政权,就是这种方式垮台的。
   
   
    然而,“和理非”式的抗争,要想引发了足以导致军警失控的巨大社会效应,至少需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就是在统治者不能让步的情况下,“和理非”能够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必不可少条件):
   
    其一,一定程度的和平抗争空间,如一定的聚集、结社、公开活动、旅行等自由,以及一定的言论空间。
    七十年代末和“六四”前的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一定程度地存在这种空间,尤其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政治警察很少,基本上没有对异议人士的贴身紧盯、打压、骚扰,也没有现在的火车票“实名制”、、.“六四”前的八十年代,国内结社、集会、言论已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虽则“不合法”,但当局基本睁眼闭眼,很少打压,由于胡耀邦、赵紫阳不愿反自由化,至“六四”前已几乎形成事实上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唯缺《新闻法》等法律来确认“名份”而已。
   
    “六四”后江泽民时期虽则大为收紧,但仍有一些自由的缝隙,当时的异议人士也没有遭到后来这样的普遍打压、监控和骚扰,这也是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人能够进行组党活动的条件。若换了胡锦涛时期、特别习近平时期,就不可能有组党活动,因为连仅有的这一些缝隙都被堵死了,知名异议人士普遍受到严密监控封堵,几乎在家中坐牢,连人身自由都没有。
    从胡锦涛时期开始,中共实施大维稳工程,政治警察(国保)系统呈数十倍扩编,对民运异议骨干分子、知名人士,中共采取全面打压、监控、骚扰、、.“不给空间”、“不留缝隙”、“露头就打(胡锦涛语)”的滴水不漏高压政策,几名警察软禁、骚扰一名异议人士渐成常态,于是国内的反对派人士,就失去了进行反对活动的起码人身自由,他们连江泽民时期那点空间都没有,处境甚至不如缅甸军阀统治下的昂山素季,更不要奢谈英、美政府治下如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那种“和理非”抗争的条件了。
   
    在这种严密的高压专制下,自胡锦涛时期开始,国内反对派人士根本形不成任何聚集效应,甚至什么事都做不成。
   
    君不见:秦永敏先生释放期间,连结个婚,都倍受武汉国保流氓下三滥式的打压和骚扰,连举办婚礼都搞不成,有什么条件去效法甘地、曼德拉呢?
   
    “六四”后曾旅居波兰六年的一平先生告诉我:即便在波兰共产党统治最严酷的时期,波兰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仍是私有的,而且波兰的天主教会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接受教皇领导),波兰的反对党团结工会长期合法存在,被取缔后仍有数百万人,仍然半公开地存在、、.这就是波兰和平演变的条件!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程度,远不如现在的中共国严酷,这就是东欧和平演变的条件!胡平以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和平演变”(其实并非完全和平演变)的成功,来证明“和理非”在今天的中共国,仍然可行,应该坚持、、.这不是生搬硬套、胡乱类比么?
   
   
    其二,一定社会道德基础。毛泽东的阶级屠杀、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重创了中国的社会道德,令中国人在政治领域道德败坏、告密成风,邓小平“六四”后的“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不管黑猫白猫”、“贫穷可耻”、“发展是硬道理”、、.中共政府带头全面搞假,婊子树牌坊,令中国人道德败坏,超出了政治领域,滑向全面败坏的深渊。
   
    今天的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势利麻木,见死不救普遍成风,大陆中国人之间一盘散沙,相互仇恨,整个社会充满戾气。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不仅不比前东欧、前苏联,比八十年代都远不如,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尚有巨大的理想、良知激情,举国上下,尚能够踊跃支持和参与八九游行示威,今天的中国人,理想主义早荡然无存,而市侩成风,民众普遍决不会再为自由民主而献身(虽则为了个人眼前利益,可以拼命的人不少)。
   
    这样的社会道德基础,是无法因政治、良心人士受迫害,而引发聚集效应的,试问:现在见死不救都已成常态,高智晟、秦永敏等人受到国保的打压、迫害,又怎么激得起公愤呢?
   
    在前共产党的罗马尼亚,一个神父受到共特的迫害,可以激起数十万人的大游行,最终导致共产党的垮台;在今天的中国,这种事情如同神话,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为何高智晟、郭飞熊、秦永敏、刘晓波夫妇等人长期遭受黑社会式的打压、迫害,却象孤岛一样,激不起任何社会反抗涟漪的道德原因。
   
   
   
    针对今天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特点,所以我一再指出:中共的要害在经济而不在政治,今天的中国民众,普遍不关心政治,却非常关心经济(私利),因为中共国经济的庞氏骗局特点,只要针对性地推墙、爆料,瞄准老百姓的经济信心进行打击,中共将惊恐万状,无法接招!
   
    简而言之,只要打击民众对金融的信心,不愁引不起如“六四”一般的、排山倒海的聚集效应!
   
   
   
    曾节明 于2017.7.31丁酉丁未己未晚
   
(2017/07/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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