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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拔河赛的牺牲品

   谢选骏:国家主权拔河赛的牺牲品
   
   表面上看,刘晓波是国家主权之间一场拔河赛的牺牲品:挪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给予中国主权监狱里的囚徒以诺贝尔和平奖,这样,挪威主权就羞辱了中国主权,由于两个国家主权之间的拔河,这个囚徒就必须死在中国的监狱里……
   
   《一篇关于刘晓波博士的文字,情真意切:永别》(2017-07-12来源:于建嵘博客)说:


   
   我是非常不希望写这篇文章的。这是由于,这些年来,我除了为母亲写过此类文字外,许多亲朋好友的离世,如陈子明、蔡定剑、高华等等,我都没有表达过生离死别之类的心情。不是我不热爱和尊敬他们,而是感到他们有许多朋友,我想倾诉的悲哀,大家都在诉说,我成为一位听众就行了。当然,您有更多的朋友。您将离去,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和悲伤。可我还是决定,与正在病危的您,有一个正式的告别。
   
   我们相识是在三味书屋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天,我是主角。我应邀向数十位听众讲述农民抗税费的维权行动,呼吁应取消农业税。您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着、记着、思考着,但始终一言不发。待我讲完要离开时,您才过来告诉我,您是广场那只黑手。我们握着手,哈哈一笑,算是相识了。
   
   随后,我们走进了不远的一个路边小店,点了几个小菜,以茶代酒,对饮起来。记得,您风趣幽默地对那个一直跟在您身边的小伙子说:我们两个博士吃饭聊天,你就不用参加了吧。那小伙红着脸,退出了小店。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许久,许多观点,相视一笑,算是告诉对方了。这之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聊过一些事情,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
   
   2007年夏天,您给我电话,说想到我在郊区宋庄的农家小院住几天,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当然是欢迎的。但我希望,您不用晚上来,要在白天光明正大地来。您说:如果让他们发现,会对你不利的。我笑着告诉您:晚上来,他们也是知道的。
   
   您是同张耀杰教授一起来宋庄的。当然是白天,而且是我亲自开车接你们大摇大摆过来的。您就住在东书房西边的客房里。当时,您正在思考起草那份后来成为您罪状的文件。您急需与远在他乡的朋友商量。您很神秘地告诉我,有一个软件,聊天不被监控,可以放心使用。我很惊讶您的单纯,竟然相信有如此神奇的技术。当然,出于礼貌,我还是许可您在我电脑上安装了这个神奇的软件,并让您用它与外面的朋友聊天。只是,您一离开东书房,我就将那软件删掉了。
   
   您在东书房的日子里,除了看书和写作,就是聊天。您用有些结巴但富有激情的言语,系统而清晰地讲述了您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应该说,对您的基本观点,我原则上是同意的。只是,我反复表述的一个观点是,我不喜欢那种在宏大话语下,对个体特别是当今最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无视。或者说:我从来不认同,那些希望受压迫者遭到更残酷的迫害好最后奋起革命的观点。对此,您很认真地听着和思考过。
   
   您离开东书房不久,就发表了那份给您又一次带来牢狱之灾的文件。虽然,我基本上同意您文中表述的观点,但我还是坚守不联名,没有参与其中。
   
   后来,您再一次彻底失去了自由。我当时想,我们还应该有机会再见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有了另一种结论。那是在您获奖的那一天。当时,我同美国著名学者裴敏欣教授在社科院旁边的酒家吃饭。他在网上得知了您获奖的消息,一改以往斯文沉稳的风格,用力拍着桌子说: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机会出来了。而我却难过得泪流满面。我对惊讶不解的裴教授说:我们再见不到他了。
   
   我想,我们此生是难以再见了。无论您是否能闯过病危这一关,都是如此。事实上,见面与否,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年过半百,对人性之恶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人与事也人就看得比较淡了。人总是要死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贫民百姓,都难免会从尘世中消失。这并不可怕。只是对于您来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还背负着许多人的期待。这也许是件痛苦的事情。更让朋友们感到悲哀和愤怒的是,他们无视您最后的基本自由。而在我看来,无论他们如何对待您,都不应感到意外。我说过,您就是一座高山,无论多少人将您踏在脚下,都无损您的尊严与伟岸。
   
   只是,就我们而言,相识一场,此生相见无望,我又不相信有什么来世,那就在此永别吧。
   
   谢选骏指出:这篇相当私密的甚至涉及案情的文字,发表在刘晓波去世前一天……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不是巧合,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1、刘晓波的行为牵涉了国家主权之间(“远在他乡的朋友”)的角逐,以至于要用秘密方式向国外发送消息。
   
   2、诺贝尔和平奖害死了刘晓波(“我却难过得泪流满面”)。
   
   表面上看,刘晓波是国家主权之间一场拔河赛的牺牲品:挪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给予中国主权监狱里的囚徒以诺贝尔和平奖,这样,挪威主权就羞辱了中国主权,由于两个国家主权之间的拔河,这个囚徒就必须被绞杀在中国的监狱里……
   
   实际上呢?刘晓波确实还是一个自由意志甚至思想主权的体现者,他只是不甘心受到国家主权的压制。虽然没有一个外国元首肯为他说一句话,甚至给他颁奖的挪威也是如此冷酷无情。但毕竟,他不是外国的代理人,他应该算是一个自由思想者。
   
   有人也学会问:刘晓波这样值得吗?
   
   我觉得,刘晓波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就赢了——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我觉得,刘晓波要是一个职业政客,他就输了——未能成为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季那样的“诺奖得主而兼民选总统”。
   
   至于刘晓波到底是理想主义者还是职业政客,人们的看法也许不同,但是他自己一定知道,所以只有刘晓波自己知道他的一生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当然还有上帝知道。虽然上文的作者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上帝知道我所不知的秘密。
   
   不论怎么说,刘晓波毕竟享有了中国人从未享有的“病情通报”,无形之中受到了超过毛、邓之死的全球关注,而且还有代表挪威以外的两个世界强权的医生,他们比白求恩还快地不远万里而且还是专程前来,这是任何中国人都不曾得到过的殊荣,这也说明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大有提高。
   
   刘晓波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对此的不同答案,意味着回答者自己是否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否思想主权的追随者。
   
   思想主权,迟早革新国家主权。那时,国家主权的牺牲品就可能成为国家主权的再生者。
(2017/07/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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