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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老舍的生前死后》指出:

    老舍被周恩来骗回国,做了十多年御用工具,他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友人传来“七绝”《今渡端阳》:“沉沦欲海竞舟忙,人渡端阳何慨慷。屈子长眠伤汨水,骚魂不复国之殇。”随即和之:“无涯欲海竞争忙,仗势凭权任慨慷,先烈长眠伤此夕,何时方止国之殇?” 
   我想起了曾被称为“第二不要脸”、自沉太平湖的老舍,因续前篇。
   老舍性舒名庆春,字舍予,1899年生,满族正红旗人,以笔名老舍传。老舍在生时我就认为他的字取得甚巧,不但“舍予”是“舒”字拆成,且“舍”字是“舍”的简体,而予者我也,“舍予”就是“牺牲自我”,“舍身取义”,其意极佳。只是他字不副实,他的死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凄凉,只能博得人们的一点同情和叹惜!
   响应周恩来号召从美国回大陆
   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天生媚骨。他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曾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2年他受洗成为基督徒,1924年秋便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时年25岁。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离英回国,途经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了小说《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为背景。1930年春回到北京。1936年他写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文学代表作。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赴美讲学(1946年3月),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49年祖国变色,老舍作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响应周恩来的召唤──回国。中国老话: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偏进来!他从美国回头奔向地狱。他是基督徒呀,却背弃他的上帝,选择了“撒但”!
   当然,“新”政权给了他许多有职无权的衔头: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等等。
   四九年后成为宣传工具没有佳作
   昔年人们把老舍归为不要脸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很会跟风。1950年6月,从美国归来才六个月,他就站在全国人大讲台上慷慨激昂表示要做“歌德派”和拥护党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那时,做为一个基督徒和作家,他已经向“撒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年迫及待地写出话剧《龙须沟》,一个歌德的急就章,应景之作,太过直白政治化。周恩来如获至宝,说《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叫周扬出来写文章表扬,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接着,北京市长彭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很重名,一直把它挂在写字台的墙上。  
   1952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创作话剧《春华秋实》,耗时十月,十易其稿。开启集体创作先例,首长和群众大家动手帮他修改作品,后来他才透露:作家“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1956年,老舍又一部应景之作出台:话剧《西望长安》,讲一个骗子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的真实故事。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面帮助他完成⋯⋯总之,他走着郭沫若的老路,党要宣传什么,他就写什么。完全成为御用工具。
   老舍的佳作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如《离婚》、《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他建立起泪中含笑、笑中带泪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与他悲欢交集的天性不无关联。有评论说老舍一辈子充满着矛盾。他是个幽默的人,却擅长写悲剧;他有着反讽的天赋,高度褒扬的未必真心赞同,极力贬损的未必确实反感;他为人圆融,处世达观,却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终生笔耕不辍,留下九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未留下一字遗书。
   终于在文革红八月投湖自尽  
   事实上,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风波一来连孩子都可以不顾,他“反右”批斗老朋友吴祖光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参加文代会时,没有一个人上去和她说话,老舍却当着众人主动过去跟她握手,还大声问好。
   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后,迫于生计,新凤霞将丈夫收藏的齐白石画作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他一直等到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时,把画交回原主,还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新凤霞向老舍讲大跃进的荒唐事,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迫使一些老作家如要出版旧作,就得进行修改删节,以符合“革命形势”。叶圣陶将《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改写了《雷雨》、《日出》,将“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结局由死变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本来写祥子如何从一个人力车夫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是“新社会”了,祥子属于劳动人民,不可丑化,于是再版时把末尾近万字统统删掉。
   新作品创作就更难了。沈从文封笔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陈梦家转业考古,最终还是要被迫自杀。巴金、张天翼、曹禺的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位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界干部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回到北京文联又遭到轮番批斗,审问一直持续到深夜。临走时红卫兵勒令老舍第二天早上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翌日,老舍没有去文联,而是一个人走向太平湖。当天深夜,他投湖自尽。
   卑鄙无耻的妻与子:胡絜青、舒乙
   老舍是爱湖的。北京有几个湖,为什么选了个太平湖?因为他要回家。他去世的母亲生前住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着一道城墙和一条护城河,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老舍开了个头后,许多人选择到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老舍选择死,有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原因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不但与他划清界线,而且落井下石(妻子胡絜青写大字报揭发他)。在被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些人能够活下来,如胡风、吴祖光⋯⋯靠的全是亲人的支持。而老舍众叛亲离,被羞辱被虐待,生不如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回忆说:得知老舍的死讯后,胡絜青走过马路到他家,一进门就喊:“常大哥,老舍寻短见了。”她带着后悔的心情告诉常,那天老舍挨斗回家,要吃饭。她没给他好脸色,反而发牢骚埋怨他:“这还才刚开始,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你这『反动作家』,没完没了地斗,舒乙他们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吃饭,我也很累,你自己热去吧。”说完,她跪下恳求常任侠“千万别跟别人说。”但常任侠对人说:“要我不说,我办不到。”他见到熟人就说,在政协也说过此事。
   老舍死了,胡絜青才后悔,可是已经太迟了!如果她能像梅志支持胡风一样,给老舍以关爱,老舍一定不会自杀。
   令人更为作呕的是胡絜青和舒乙母子在老舍平反后的丑陋表演。文革后他们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不但从未表示过悔恨,好像他们当时对老舍还颇有情义似的。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这母子便充份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学化学的舒乙经过百般钻营,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这个当年如何痛恨父亲的舒乙,如今打着老子的旗号到处招摇,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父亲生前积累的版权费。这样的无耻小人,真是世间少有!
   大劫中幸喜有胡适张君劢的明智
   1948年初,北平兵临城下。蒋介石派专机到孤城接胡适,要他赶紧南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托人带来口信,希望胡适留下,并许以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之职。胡适选择了走。他对劝他的人说:“他们信任我么?”“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应该不会挨整。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没有走,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自杀。
   胡适的前瞻和抉择,证明他超人的智慧。那些留下来的精英,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国军惨败,人心惶惶!笔名刘鄂公的报人刘家麟问张君劢“留还是走”,这是当时千万人都想知的问题。
   张君劢是第三党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和宪政专家,与中共人士关系良好。他既不满蒋介石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他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张君劢回答说:“在日本人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下不同,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时间会拖的很长,况且蒋要比毛民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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