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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贩夫走卒


   
   谢选骏:甘阳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贩夫走卒
   
   甘阳是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的北大研究生,太嫩了,可以拧出大把的水分,他在1989年之前,连一本书都没没有写过,怎么能算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主将呢?我记得,甘阳只是翻译过一些东西,例如卡西尔的《人论》什么的,内容也是错误百出的。他1989年六四逃离大陆,靠着关系挤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班,读书十年也未获得博士学位。可见他的英文程度怎么可以正确翻译哲学书籍呢?还有的就是,甘阳主编过一套丛书,叫做《“文化:中国与世界”》,内容也是参差不齐,不乏鱼目混珠之作。但是他本人有没有著作呢?一本没有。老毛称鲁迅是文革的主将,起码鲁写过一些书,甘阳只写过杂文,怎么能算是文化热的主将呢?文化热又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何新同志”那样大吼大叫、开开批斗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甘阳同志,算不上文化热的主角,连配角也不是,只能算个贩夫走卒,倒卖了一些洋垃圾,还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甘阳自己毕业30年之后,2016年1月7日,却因涉嫌阻挠青年教师晋升,在会场遭到遭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另一名青年教师谢肃开始散发揭露甘阳负面信息的材料。事发后,一则关于此事的消息流传于网络,称此事折射出“高校广大青椒(青年教师)艰难处境”。随后,这次事件得到媒体的证实。真是天道好还,老学生欺负新学生,新学生反击老学生,就像一个1989年六四屠杀的微缩版那样。
   
   究其原因,可能就是甘阳这个贩夫走卒一直想过主将的瘾头,但却一直不遂,心有不甘,气有不阳,以为他一个“博雅学院院长”就可以像“中华民国五院院长”那样有权有势,可以颐指气使,随便赶羊……可是他忘了自己年纪不饶人,和年轻人作对没有坦克是不行的。孔子都说“后生可畏”,毛泽东都怕“镇压学生运动的决不会有好下场”,看来,甘阳是跟邓小平学坏了,可是又没有老邓的坦克上街手段,所以他的部下没有逃往海外,反而可以抽他的耳光,还有牌可以迫使他一言不发。
   
   当此刘晓波受害病危的时刻,谨以此文纪念那个他作为黑马闯入中国文坛的时代:1986——1989年。
    《甘阳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吗?》(王学典,史学家,2017-01-31 21:20:41)
   
   徐按:2010年,《中国图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王学典兄的长文《“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第一次系统地从学术角度勾勒出八十年代的“思想地图”。学典兄是1980年代跻身于启蒙思潮主流之中的青年思想先锋者之一,1990年代成为学界广为人知的专家,他的学术历程较多地从微观层面上透露了八九十年代思想界嬗变的若干信息。
   
   在学典兄看来:“眼下许多人正在争夺‘八十年代’,一场‘八十年代’的书写竞赛似乎正在展开。而为人们忧虑的是,一些圈子和学界的人物,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话语权,以‘八十年代’当事人的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正在合谋篡改‘八十年代’!这种‘篡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认可。”因此,他在勾勒八十年代思想地图的同时,对学界对八十年代误导与遮蔽的观点与言论进行了批评。其中,他对甘阳在所著《古今中西之争》一书和接受访谈中,常常“偷换问题偷换概念”,将自己摆在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主将的位置上多有批评。现将这一部分内容摘录出来,加上这样一个标题(文中小标题也是我加上的),以飨读者。
   
   王学典先生
   
   甘阳把“文化热”定在1985年,目的是确立自己的主将地位
   
   近几年对“八十年代”的叙述,与不同的知识群体在“八十年代”的上述不同位置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对“八十年代”的历史书写,会因“书写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自我呈现的。而且,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成功者叙述出来的,以往的历史格局也从来都是由那些幸存者、有可能有条件言说与书写历史者安排的。从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对“八十年代”的不同叙述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历史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势利鬼。
   
   譬如,“八十年代”最突出的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热”的出现。但“文化热”始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认定。甘阳先生近年对“八十年代”多有谈论,作为“八十年代”的著名当事人,他说:“文化热”始于1985年(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29、111页)。而一本写于1986年、出版于1988年的“文化热”研究专著却指出:“文化讨论在我国真正‘热’起来,是从1984年开始的。”(吴修艺:《中国文化热》,第21页)而这一“文化热”的主角之一庞朴先生,1986年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到了1983年尤其是1984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从总体上研究中外文化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于是一个澎湃的文化热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庞朴:《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原载1986年3月24日《理论信息报》,此处引自《庞朴文集》第三卷,第55页)从各种情形看,说“文化热”形成于1984年是可信的,其中最主要的根据,是1983年底开始的“反精神污染”事件。此一事件,宣告了“文革”结束以来,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探讨现实政治问题的时代的中断。这一时代尽管中断了,但1977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运动并未停止,人们关注现实的热情并未减退。虽然不能直接谈论现实问题了,但人们依然选择了间接谈论现实的方式,这就是“文化热”突然而至的背景。对此,“文化热”的另一主角李泽厚近年说,“文化热”里“实际上包含很多政治内涵”,“文化热里实际上是借文化谈政治”,“文化热”“后面的潜台词是政治,讨论者是不是就[能]自觉意识到,那是另一个问题”(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3、124页)。实际上,有研究者当时就指出:“1984年以后,理论界的文化讨论,有一个明显的方向性转变。……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已经转移,开始转向现实,讨论的主题是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重点转向近现代,转向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反思。”(《中国文化热》,第21页)。总之,“文化热”的崛起不是在1983年,也不是在1985年,为何恰恰是1984年,就是源于1983年10月份开始的“反精神污染”事件所导致的言说环境的变化。但是,甘阳先生为何一口咬定是1985年呢?原因大概在于,他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1985年开始启动的。他可能由此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新纪元就是由这个编委会开辟的。
   
   这就过渡到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八十年代”那场“文化热”的“主体”是谁?对此,甘阳先生在一一列举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员后断然指出:“主体是知青一代中的文化人。”(《古今中西之争》,第112页)。
   
   大概是感觉到这样说有问题,他后来在接受访谈时纠偏说:“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要完整地谈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个要谈的应该是李泽厚,他对文革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此外,刘再复、王蒙等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级人物。比他们年龄更大些的许多老先生也非常活跃。……不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为主力军。”(《古今中西之争》,第249页)。总之,“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但主体、主力是知青。而且,也不是笼统的“知青”,主要是习“西学”的“知青”,作为主要习西学知青的“头儿”,甘阳先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他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领袖地位。有采访者问甘先生:“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你……”,甘先生在答语中对“主将之一”的恭维话非但没有丝毫的推辞和谦让,反而在其他场合“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处处刻意突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形象。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甘阳先生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位置究竟何在?”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有两拨人在推动:一拨是所谓“主将”系列,另一拨是所谓“急先锋”系列。在“主将”系列中,肯定不会有甘先生!在笔者看来,能够进入八十年代“文化热”主将系列的恐怕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他们三个在当时、尤其是在当时的一代青年学生中堪称“如日中天”!李泽厚的“三大思想史论”,当时的青年学生人手一编,谁不阅读?!他所提出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论风靡学界,被相当多的学人作为回顾与描述中国现代史的框架与工具;他的所谓“主体学论纲”,为整个新时期知识界“主体”的觉醒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的“西体中用”论,则是此一时期最著名最有诱惑力的文化主张。与李泽厚相比,庞朴作品的“思想”力量可能相对弱一些,但“学术”的品位则似乎更为纯粹。他可能堪称此一时期“文化热”的灵魂人物:他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中庸”平议》等文章,开近30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先河;他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著名演讲,以隐喻的方式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热”定位为新的“五四运动”;他提出的“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命题,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空间,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他在“文化热”兴起和进行的同时发表的那批评论、讲话和访谈,随时引导和推动着“文化热”向纵深发展。至于王元化,他则是用两个行动确立了自己在“文化热”中的“主将”地位:一是主编了此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丛书“新启蒙”,从而给“八十年代”作了最传神的命名;二是在海内外对“五四”的是是非非议论纷纷的时刻,挺身而出为“五四”作了在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辩护。总之,今天看来,只有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的作品,最足以传达那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征,其他任何人的东西都无法将人直接带回那个年代。
   
   与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为代表的诸先生相比,甘阳诸位不但在年辈上低一代,而且在对当时整个社会和知识界的影响力上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换句话说,无论如何,甘先生是不能与上述三位相提并论的。——他非但不能以“主将”自居,即使将他放入所谓的“急先锋”系列,他也说不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谁才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甘阳先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其他言说者更是清清楚楚。不过,要把此点说透,似乎还需稍费笔墨,因为这与左右当时知识界的主流思潮紧密相关。当时的主流思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全盘西化”,是激进“反传统”!无论时人还是当事者事后的回忆,都认为这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取向。远在“文化热”的兴起之时,庞朴就敏锐地感受到:“在那些喜欢考虑问题的青年人中间,许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庞朴文集》第三卷,第9页)李泽厚在近几年的回忆中也屡屡指出:“八十年代”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反传统”、“全盘西化”(《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7页)其实,包括甘阳自己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也都认可这一点:他在写于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反传统”的“激进态度”,“确实可以说几乎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绪”(《古今中西之争》,第106页)近两年他仍然强调说:“用西方文化作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古今中西之争》,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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