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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为何挖空心思地阻止中国发展


   
   
   
   谢选骏:满清为何挖空心思地阻止中国发展

   
   《一个只来了中国一次的外国人,三句话就戳破了康乾盛世的假象》说:
   
   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为名出使清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清国派出正式使节。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三),英国使团乘坐一艘60门炮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送上大量礼物食品。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述甚为详细,由于礼物太多,船上空间狭小,只能收下一部分,而“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个排场的见面礼,让英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按照他们的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自理的。
   
   让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踵而至,运送礼物、食品的船只载着两名中国官员刚刚离开,由于“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水,“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在天津登陆后,使团沿白河北上北京。在英国人眼里,两岸的民居实在是太寒陋了,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有细致的观察,他有一项结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震惊的,是清廷政治上的专制、黑暗和野蛮。登陆定海时,英国人对当地官员提出一个请求,找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年迈的总兵大人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有偿使用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虎狼之师到街上搜寻抓捕。
   
   巴罗写道:“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百姓当然厌恶白劳动,就罗列种种理由祈求赦免,“但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更让英国人开眼界的是,沿白河返程时,由于水位下降,船开不动,脾气大发的主事官员竟然“命令手下的兵丁让船长和全体船员挨板子”。
   
   “那些可怜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在这些英国人所了解以前的汉人王朝中,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是以孔子的理论来指导的国家,整个帝国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服从长上,尊敬老人。哪怕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万千子民生活在祥和的环境中……”,可眼前被满清所奴役着的中国一下子就粉碎了他们对清廷的好感和对汉人的艳羡。
   
   英国人对当时中国人的冷漠、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和公共观念也大为惊愕。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救援也得不到响应。
   
   马嘎尔尼对中国皇帝及其官僚逼迫他下跪叩头更是深感屈辱(注:三跪九叩是中国古代的臣子之礼。双膝跪地下三次,磕九个头。这是最敬重的行礼方式。据《周礼》记载,古代跪拜礼有九种: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对中国文明的敬意和好感也因而荡然无存。他后来成为主张用武力“教训”清廷的主战派。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8月9日,使团离大沽赴北京,途中在通州停留,与中国礼部官员发生礼仪争执。9月2日,又离北京赴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帝,途中参观了长城。9月13日,使团抵达热河,向中国政府代表和珅递交了国书,并同其就礼仪问题再度发生争执。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9月14日(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见使团,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政府向其提出了七个请求,要求签订正式条约:
   
   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
   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
   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同时,英国使团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批国礼,其中包括:前膛枪等武器、望远镜、地球仪等天文学仪器、钟表和一艘英国最先进的110门炮舰模型。
   
   满鞑子乾隆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
   
   9月21日,使团回到北京。10月7日,和珅向使团交呈了乾隆帝的回信和回礼。使团离开北京,经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参观。在游历了中国东部之后,11月9日,使团抵达杭州,12月9日抵达广州,两广总督在广州送行。
   
   之后,使团在澳门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于1794年3月17日离开中国,9月6日回到英国朴次茅斯军港。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斯当东男爵 :“(清国)贫穷得令人惊讶,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会被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捡去吃”,所见的清国军队穿着也如同“叫花子般”。
   
   这次马嘎尔尼1793年的出使,首次打破了清朝“盛世”的神话。在马嘎尔尼的眼中,满清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自从北方满洲贵族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 150 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倒退了。他看到的是满洲贵族对汉民族的奴役,由于清朝长期实行奴化愚化统治,在整个中国从主子到奴才都处于“接近死人的极端麻木状态”的现实。
   
   后来,马戛尔尼在日记里提到对这次中国之行的感悟: 对清廷政策:“清政府的政策和自负有关,它想凌驾于各国之上,但却鼠目寸光,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同中国百姓生活:“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人人都很瘦,我们在中国人身上很少能看见英国公民那样的啤酒大肚,或者英国农民那种喜气洋洋的脸。” 最后,马戛尔尼总结道:“中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统治者残酷却胆怯。中国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一个外国人,用他的一次中国之行,道出了他眼中的中国,也预见了之后两百年的中国。
   
   谢选骏指出:情况很清楚了,满清为何挖空心思地阻止中国发展,是害怕占有人口多数的汉人恢复元气,从而危及他们的军事专政。这一点和当今的共产党专政,极为相似。但是,满清的军事专政虽和中共相似,但却没有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为什么对汉人如此刻薄寡嗯呢?原来,满人和汉人之间,具有血海深仇:
   
   据《明代中期对满洲民族的五次种族灭绝性屠杀》说:
   
   当今对清朝不满者,大多在指责之际提及清兵入关后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用以煽起满汉两族之间的仇恨,为自己的论点增加几分貌似大义的名份。然则,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还埋藏着明朝中期失败的少数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多个血腥的往日,在拭去岁月的厚重尘埃之后,那种从悠远处传来的违和的味道依旧显得分外刺鼻。
   
   勿庸置疑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明帝国对待少数民族有着近乎变态的敌视态度,无论是对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并始终为其劲敌的蒙古族,还是一向不曾为过大害的西南少数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被列入攻击或防御的对象。
   
   在北方,对待相对强大,难以战胜的蒙古族,明人在永乐时代之后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在西南,面对贫弱的诸少数民族,明朝则采取了“改土归流”的强硬政策,以推行“王化”为名,进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这种破坏其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行为势必激起反抗,对于敢于反抗者,明政府采取了无情镇压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区引发了大小数百场战争,使得棘人等十几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少数民族被人为毁灭了。
   
   相对于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剑影和血腥杀戮,明代中期之前的东北方却显得较为安宁。永乐七年(纪元1409年),明朝在东北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一代,并于永乐九年(纪元1411年)将库叶岛纳入都司辖区,任命当地的女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贵族为卫、所官员。根据《明通鉴》和《明实录》的记载,隶属于奴儿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辖区内虽有较为宽松的自治权限,但不能如汉唐时代那样自建王号,亦无“国”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较之汉唐的羁縻制度更为严密,是有助于东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较为温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于明朝从侧翼夹击当时尚争战不休的北元的军事策略。而日后建立清朝的主体民族满洲族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场于历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脱胎于元代建立于松花江流域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的女真三万户,大约在元明交替之际开始南迁,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长纳哈出的率领下迁至辉发河上游的凤州(今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处,旧称开元城的地方)。至其孙李满住时又继续南迁至浑河流域。另外,同样出自三万户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则在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带领下展转抵达图们江下游,后又继续迁移到今朝鲜国北境。根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他们曾经接受过朝鲜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并以佣兵的身份参与过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大约在永乐元年至九年之间,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后要求吾都里部完全归顺朝鲜,这个女真部落虽然仅有180户,但也不愿接受朝鲜的统治,于是再度迁移到浑江一带,投奔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胡里改部。还有一种说法是,纳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官之后,自告奋勇派人往招猛哥贴木儿。总之,猛哥贴木儿是在永乐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都指挥使一职的,迁往凤州的时间则系之于永乐九年。大约也是在这一年里,建州卫被明朝析为两部,猛哥贴木儿被改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就是日后建州女真的雏行,我们也知道猛哥贴木儿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在凤州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明朝武力的保护,使得朝鲜不敢再对建州女真施加压力,建州两部的经济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环境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单建州左卫一部,至永乐二十一年时,人口已增加到1000余户,6250口(据《朝鲜世宗实录》载)。永乐二十年,为了表示对明朝的感激,猛哥贴木儿还率领部众参加了明成祖发起的对鞑靼部阿鲁台的远征,并在战争中建树了功勋,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见。在这段时期内,明朝与建州的关系是友好的,猛哥贴木儿对明朝是恭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猛哥本人还数次亲自前往北京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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