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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与南北朝政治

谢选骏:一国两制与南北朝政治
   
   “历史学家”黄仁宇其实是个“精致的马屁文人”,因为他的“历史研究”竟然是为了给六四屠夫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寻求证明!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这样说:

   
   忽必烈之财政无出路影响到全朝廷。他的继承人缺乏适当之收入,难能维持一个天子万能的局面,只有滥发纸钞。通货膨胀之余全国瓦解。
   
   本期作者:黄仁宇(历史学家)
   
   我这次讨论一国两制限于一个国家企图在现代化的时候,其行政事项不能全由一套数学公式处理所产生的情形。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有别于尚未现代化的国家,在其政务可以用数目字管理。因是她之体制,具有流线型。以后的行动,也比较可能预测;即使在过程中有一国两制的办法,其需要两种立法,或是两种司法体制,也是缘于历史地理上的要求。这与一个国家故意将其权力在两个地区不平等的分配者不同,有如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或者王畿与诸侯采邑之区别,那不是我所说的一国两制,也不属于刻下讨论的范围。
   
   下面提及四个例子,彼此在时间上及空间上的距离都很大。自此看来一国两制早已在各处前后发生,并不算是在今日伊始。我提出这几个例子,也无特殊创意,它们早已经历史学家提出,也经过专家之推敲。只是把这些例子,归纳于现在的一国两制标题之下,倒确是草创。我希望有了今天的初步检讨,再加之继续研究,大家可以在实质上体会到一国两制,确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物,而不仅只是一种带宣传性的标语,或者只是一团政治尘沙所产生之雾影。
   
   当然这些例子可以在大范围之内给我们若干启示。可是我不提倡从中抽出细节和现下中国比拟。原因很简单,今昔不同,环境上与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异。刻下我们的检讨无从避免粗枝大叶,除非我们有更精刻的研究提供极确切的资料。将两种偶然相似之处混为一谈,迹近武断,甚可能产生误解。
   
   元朝疆域
   
   我的第一个例子为蒙古人在中国所创立的元朝。《元史·食货志》提到,元朝立国之后税收南北不同。华北用租庸调制,华南用两税制。我们在检讨此间区别之前,先在背景上应有若干认识。
   
   上面提及一国两制因企图现代化而产生。元朝立国于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此时中国是否已曾现代化可能引起争执。哈佛教东亚史的专家赖世和与费正清在他们的标准教科书内提及中国“前期的现代”已在晚唐来临,亦即在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他们所持的理由乃是此时中国社会稳定,所有的组织制度也已整体化,又能彼此平衡。这和“古典时代”的中国前后不同。这样说来元朝确已进入现代了。他们的立论不是没有独到的眼光,只是用辞缺乏坚定性。所谓“稳定”、“整体化”和“平衡”都是抽象字眼,不可捉摸,用之在历史里树立里程碑,不能令人完全置信。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时代极长。中国早已进展到现代化之门前,甚至比很多国家早好几个世纪。可是虽叩关仍不得其门而入。究其原因乃是中国早已发现用数学公式处理国事之大前提,她却始终不能引用真实的数目字,元朝的情形亦复如此。
   
   租庸调制承袭于北魏暨李唐王朝。其先决条件为土地国有,全民通过“均田”的一段层次。每家每户都按人口及耕作力据有配有耕地。于是税收采取“包束式”。租为谷物,庸是不付工资的劳力,照例每人每年二十天,调为纺织品,普通用麻布缴纳。其税率全国一致,各家户按丁数乘基本数付税,或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按床缴纳。事实上均田很难按实做到,各家各户的田地也有高低,只是因其税率极微,一般农民不难照办。换言之,租庸调取其明白简单,不仔细计较内部之公平。在一种原始型的农村经济之间,佃农不成为重要因素的话,可以通行无阻。
   
   两税为夏税与秋粮,各在收成期间征收,以田地的亩数为根据,也因肥瘠而高下,亦即税收与各家户之收入而成比例。一般情形较依租庸调之包束式的收取为多。
   
   元朝之南北两制有其历史上及地理上之原因。当蒙古人进占华北时,这整个地区已经契丹女真等半游牧民族割据一百多年。这些民族已将当地胡汉混同的人口编为各种公社。虽说我们无从确定当日土地占有之详情,只是契丹女真之民政兼具半军事性格,可见得其政权能直接控制绝大多数之小自耕农。于是征兵筹饷都以极短线条的途径直接输纳于军中。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没有不欢迎这动员容易之制度的理由。
   
   可是华南地形复杂、耕作物品类繁多,上述包束的税制碍难通行。况且南宋已在此间定有完整之税制,如果将其税收底帐放弃一切重来未免花费。所以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2年诏令全部地区一切如旧,自此一国两制成为事实,终元季之世,只有局部修订而从未全部放弃。
   
   再则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已采用他们在草原地带的办法,将征服的部落发配贵族王子为奴。他们在中国也有如是之封禄,称为“投下”。直到忽必烈采用中国体式之政府实行中央集权,才诏令废止此等小单位。但是《元史·食货志》仍载有一百五十个皇子公主及功臣等的采邑。他们封到的户口,少只有三户五户,多至十万户。根据法令食邑者只能派经理人员至地方政府,接受纳税所得,不能据地产为庄园,或执人口为农奴。可是如此重复的编派,在体制上至为紊乱。
   
   忽必烈本人执政也多矛盾。他在并吞南宋时希望结纳南方人心,于是诏令凡宋廷额外征派一律罢免。在纸面上元朝税率极低。可是事实上非正规之差派仍是纷至沓来,有如征日本时造船之征发;在忽必烈统御期间他经常需要扩充财政与税收,因此曾牺牲手下三个功臣。
   
   阿合马乃是回纥人,他前后居官名目不同,如所谓平章政事兼制国用使,即等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如是者前后十九年。当他有生之日总以能干有效率著称,也获得皇帝信任。
   
   1282年他被一位汉人军官谋杀,御前也为他复仇将凶手拘获,明正典刑。可是不久阿合马殃民的传说接二连三的供达圣听,忽必烈因此大怒,下旨将之剖棺戮尸。卢世荣初从阿合马入政,在1284至1285年间也有了统领财政税收的权责。虽说他得到忽必烈的口允,在他执行国务期间被控告得豁免,可是到头告讦者多,卢世荣被检举获死罪,在年终之前执行。桑哥初至译员,专理宗教事宜,也继卢世荣整理财政,于1287年至1291年掌税收四年,其结局有如其前任。
   
   这些事迹与一国两制何干?
   
   以上三人之作为均列入《元史·奸臣传》。在传统作史者的笔下,这是归纳不孚众望各权臣的办法。他们执政失败之后,总以道德丧坏之罪名见诸史籍。我们仔细反覆阅读三人传记尚且发觉他们的获罪,全由部下人事安排而起,纠葛大都出自南方。
   
   ……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的趋炎附势,导致其作品在大陆热销,但也不能因此把他一笔抹杀,例如,他拿出忽必烈来比喻中共,就属于歪打正着——不仅揭开了“共产国际”和“蒙古大会”的一脉相承(列宁是鞑靼人的杂种,斯大林是现代成吉思汗),而且提示了共产党中国的“北朝”根源,虽然由于黄仁宇他力有未逮,尚不足以从“文明周期”的角度透视这是“现代南北朝机制”的体现,但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已经接近“南北朝的真相”了。
   
   附录
   
   黄仁宇
   性别男
   出生1918年6月25日
   中华民国湖南省长沙宁乡
   逝世2000年1月8日(81岁),美国纽约上州
   国籍,中华民国(1918年-1950年),美国(1950年-2000年1月8日)
   籍贯湖南
   民族汉族
   语言汉语、英语
   职业历史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历史
   配偶盖儿(Gayle)
   儿女杰弗逊(Jefferson)
   笔名李尉昂
   黄仁宇(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是一位籍贯湖南长沙的美国籍历史学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期间担任国军军官,后赴美求学并获取密西根大学历史博士学位。以身为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及倡导“大历史观”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作品。
   
   黄仁宇于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宁乡,[1]其父黄震白曾为同盟会基本成员,后期淡出。黄仁宇早年在湖南家乡生活,1936年曾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时抗日战争爆发,黄仁宇仅就读大学一年级就决定辍学。
   
   辍学后,黄仁宇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来《抗日战报》停刊,黄仁宇进入了国民政府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6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毕业后获分发至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后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抗战胜利后随郑洞国赴东北。不久考取留学资格,赴美国李文渥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而后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
   
   凭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曾先后在英语: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
   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撰写专栏。
   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场电影开场前因心脏病发,病逝纽约。
   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亦受到学者评价或批判其观点,中文的著作主要包括:江政宽撰写的《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收录于卢建荣主编的《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2001年)一书中)孟祥瑞的著作《到“西方”写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的微观经验与他的中国学社群》(2009)、倪端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2012年)及王忆城著、撒利伟编辑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2013年)。
   黄仁宇在1966年与盖儿·贝茨(Gayle Bates)结婚,并育有一子黄培乐(Jefferson Huang)。
   
   黄仁宇提出“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强调技术,以实证主义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种观念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与英美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社会结构特点。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主张不探究历史人物之善恶忠奸,不应该批判历史之善恶,尽管其本身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黄仁宇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社会框架中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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