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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罗夫原来是个魔鬼的孩子

   谢选骏:萨哈罗夫原来是个魔鬼的孩子
   
   《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萨哈罗夫》(2017年7月25日李劼)说:
   
   特殊的人生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Meeting the Demands of Reason》,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一位名叫Jay Bergman的俄罗斯历史学教授所著,该书记录了前苏联异见分子,社会活动家,人权斗士,和物理学大师安德列·萨哈罗夫的传奇一生。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言,写作萨哈罗夫的传记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作者必须同时懂得科学和政治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范畴,而且必须向读者解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何萨哈罗夫由一位纯粹的自然科学家转变为一位挑战现实社会的不同政见者?
   
   萨哈罗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祖母的影响下,童年时好读普希金,雨果,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具有艺术家和科学家性格的父亲担任了他的物理学启蒙老师(第七页)。萨哈罗夫虽然是一名出身于象牙塔的学者,但其实他的一生不乏坎坷:他曾因通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考核而差点拿不到物理学副博士学位;在他成为政治上的异见分子后,先后被监视和流放;他经历了两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与他分开(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页)。
   
   Bergman写道,前苏联的克格勃等袐密警察和军队部门用武力维系了这个极权国家,而科学家则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这个专制政权道德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科学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醒悟到,不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连他们的专业领域也不断受到限制和监视。由此带出了前苏联特有的一种现象:很多有自然科学背景出身的政治异见分子,不仅萨哈罗夫,而且也不能忘记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也是数学家出身(第三十二页)。
   
   特殊的环境
   
   作者认为,萨哈罗夫等前苏联科学家是被关起来工作的一群人,当他们被国家分派去研究原子弹和核武器时,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整个前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国家机密,里面的生活与监狱无异:不同部门的科学家被禁止进行交流,周围都是保安或便衣,外墙被铁丝网包围,整个单位其实就是前苏联社会的典型和缩影(第五十三页)。同时,萨哈罗夫和其他科学家在这个极权国家里享有许多其他前苏联普通公民没有的特权:科学家有权阅读在市面上找不到的书籍和内部讨论包括政治在内的几乎所有问题(第五十四页)。另外,前苏联科学家还有一项特权,他们有时可以直接接触权力高层人士。例如萨哈罗夫曾经回忆他所见到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是如何地傲慢自大,也正是因为这样,令他对前苏共政权失望,进而成为异见分子(第五十七页)。作者总结得好:科学家群体是前苏联极权沙漠世界里的一片绿洲(第五十八页)。
   
   民主与科学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后期,萨哈罗夫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科学家不仅在技术上,也应该在道德上解放人类(第七十七页)。在一九六四年时,萨哈罗夫曾在前苏联国家科学院大力反对科学界的“江湖医生”特罗菲姆·李森科的追随者成为科学院成员。因为他认为李森科及其弟子在科学上的造假和不诚实不仅给前苏联的科学,也给前苏联的国家形象造成损害(第一百一十二页)。此次事件促使萨哈罗夫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而不只是藏身象牙塔中。
   
   尽管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家,萨哈罗夫从来不认为科学肯定是正面和造福人类的,因为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所以他在一九六七年时积极参与反对前苏联政府在西伯利亚兴建工厂从而对贝加尔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污染(第一百二十六页)。在萨哈罗夫的眼中,如果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制度做保证,禁止核武器的扩散绝不可能,他认为西方世界反对前苏联的核武器扩散及制止其对人权的侵犯应该并行不悖(第二百五十九页)。在一九六九年时,萨哈罗夫把他的这些对科学,社会,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思考写进了回忆录-《反思》(Reflections),该书发表后,他成了前苏共政权第一号国内敌人(第一百五十三页)。
   
   在流放地
   
   萨哈罗夫在《反思》中的言论得罪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扬言要把萨哈罗夫革除出科学院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被赶下台,恐怕这一切都要成真(第二百一十一页)。萨哈罗夫在一九七零年九月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并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荣获该奖项。他认为这是全苏异见分子的胜利,并用得奖奖金设立了一个基金,帮助关押的前苏联异见分子的子女(第二百四十六页)。萨哈罗夫在成名后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尤其是那些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的人士来函。为此他和另一位律师合作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因此萨哈罗夫的居所被人们称为“不道德帝国的道德中心”(第二百四十八页)。
   
   但对当时的前苏共领导人列昂尼德·勃烈日涅夫而言,萨哈罗夫的得奖是国家的一大灾难,所以他很愤怒,不顾西方的反对加紧迫害萨(第二百五十页)。话虽如此,尽管萨哈罗夫是一个异见分子,但前苏联的共党政府不敢对他太难堪,原因很简单:萨的国际名声很大,他代表着前苏联这个国家最好的一切,如果把他杀了或流放外国,只会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默认(第二百五十六页)。
   
   一九八零年前苏联政府对萨哈罗夫无可忍受,把他流放到南部的高尔基市。克格勃经常对萨一家进行滋扰,例如发恐吓信,安装窃听器,趁人不在时搜索其全家,和刺破他的轿车车胎。最过分的是,萨哈罗夫居住楼层的所有邻居都是克格勃雇员,用来监视萨的全家之一举一动(第二百七十四至二百九十一页)。
   
   流放者归来
   
   转折点出现在一九八五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其是一九八六年四月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令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封闭的制度所带来的危害。所以他决定加快政治改革,释放所有关押的政治犯,并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作出重大决定:让萨哈罗夫重返莫斯科并恢复其工作(第三百二十四至三百二十七页)。
   
   当萨哈罗夫返回莫斯科时,前苏联政府给他提供了非常优厚的生活待遇,并全面解禁其出国限制,萨也因此能够踏足海外接受多个西方国家的最高荣誉(第三百三十四页)。回归自由后的萨哈罗夫继续努力不懈地表达对全人类自由和人权的关注:先是批评前苏联政府处理高加索地区民族冲突和对待犹太族裔的不当手法;而且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后来更是批评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专制政府和中国在一九八九年武力对付天安门示威者,并对中国异见分子方励之表示深切同情(第三百三十五至三百三十六页)。
   
   不朽的安息
   
   在萨哈罗夫临逝前的一九八九年,他仍然大力要求前苏联政府善待民族问题,加快民主改革的速度,和彻底取消文字检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因为参与制订前苏联的新宪法,萨哈罗夫为此整整工作了一天。当他回到家时,匆匆吃过晚饭,又回房间工作,因为他明天要宣读一份工作报告。当萨哈罗夫感到实在太困了,他便吩咐妻子在两个小时后叫醒他。晚上十时半,萨的妻子来到睡房时,发现他因为疲劳过度,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第三百九十至三百九十四页)。
   
   萨哈罗夫的死亡在前苏联和国外引起巨大回响,他死后被多家媒体称为“国家良心”,“俄罗斯知识界中最瑰丽的花朵”,“他关怀的并非人类的抽象概念,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第三百九十六页)。本书作者Bergman在结尾对安德列·萨哈罗夫的一生作了如下总结:“假如上帝派谴耶稣基督降临尘世来为人类赎罪,那么马克思则把萨哈罗夫派谴到人世间为共产主义赎罪。”(第三百九十八页)
   
   谢选骏指出:不论作者有意无意,他的这句总结都是深有寓意的——“假如上帝派遣耶稣基督降临尘世来为人类赎罪,那么马克思则把萨哈罗夫派遣到人世间为共产主义赎罪。”什么寓意?这寓意是说,“魔鬼马克思把萨哈罗夫这个小鬼派派遣人世间,来给共产党专政增添一点人性化的色彩。以便让人们对地狱的生活更能忍受,以便更久地维持共产党专政。”果不其然,在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屠杀瓦解了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专政之后,萨哈罗夫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反动人物,甚至成为一条乏力的甚至自艾自怜的可怜虫,就像二十一世纪的戈尔巴乔夫那样。
(2017/07/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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