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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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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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的大钟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总统的病就是国家的病
·宗教改革500周年与十月革命100周年
·《时代杂志》比我迟到了13年
·白人极端还是穆斯林极端
·阿富汗的普什图人还有尊严观念
·中国的外籍老师将大大减少
·生于移民,死于移民
·人民主权论犹如地心说
·文革为何阴魂不散,因为“红卫兵—活死人”还在
·圣像破坏运动来自回教压力
·中国人搞科学与民主,先把姓名颠倒过来
·全世界资产者的联合天堂
·天主教的圣徒崇拜与埃及的木乃伊传统
·苏莲托的悬崖与那不勒斯的魔鬼
·美国正在发生一场“无声的内战”
·川普到北京如何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
·地产大亨遇上共产大亨
·笛卡尔的“不思依然在”——什么时候砍下孙中山毛泽东的脑袋
·孙文三民主义是对林肯东施效颦
·对人民主权论的证伪
·葛底斯堡演说与林肯之死
·美国是律师干出来而非谈出来的
·宽容是胜利者的特权
·军人就是杀人犯、纵火犯、强奸犯
·范仲淹问白发不知领导人个个染发
·美国时间银行企图逃避政府和银行的六大盘剥
·中国的“时间银行”是一个骗局
·“地缘政治学”之依据
·草民社会——王国心态视民如伤,帝国心态草菅人命
·马克思主义就是空手盗道
·日本比满清更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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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统一两个中国
·埃及文明整合欧洲、中国文明整合美国
·“新中国”还是“非中国”
·亨廷顿是殖民者还是原住民,哈佛大学是种族歧视的贼窝
·“道法自然”的道不是创造世界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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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在“合纵抗秦”吗
·秦始皇征服了世界却被儿子征服了
·美国会追随中国重振旗鼓吗
·法国文化终于向穆斯林国家下放了
·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中国只能情治不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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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车与豪车看共产主义的困难
·杭州可能成为雅典吗
·“新时代”就是“监控一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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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命运最终通过大事件体现了出来
·红色娘子军的大腿与布告上的红叉叉
·活史达与死曹操
·我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马前卒
·军队的盲目的愚蠢所造成的疯狂——中国依然是一个雷区
·一带一路的难度大于“长城+大运河”
·陈布雷让中国沦陷为雷区、培养无数雷锋雷管炸弹
·两个中国是“美国制造”吗
·基督教和佛教,有神论和无神论
·家族主义导致中国幼儿园虐童
·中国文明,寓居日本
·日本内在的中国文明与外在的文明开化
·错解“大一统”、不解文明周期的李零
·中国社会开始“脱野蛮”了吗
·为何中国是腐败的渊薮——汉字是历史、文明、腐败的的载体
·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
·“苹果”(Apple)产品是给人带来厄运的金苹果
·扎克伯格最崇高的理想和最卑鄙的动机
·疯子的画作、基督的仁慈
·武曌金简和她的无字碑
·政治机器人需要配上汉官威仪
·和平进军的成吉思汗
·美国试图逃离“大国蚁民”的宿命
·大国不解小国时代的风情
·鸦片战争是英国崛起的关键
·不复礼怎能读经
·季羡林怎样沦为文化首骗
·达赖喇嘛试图回归正统佛教
·第四次鸦片战争
·美国如此打造帝国的基础
·感恩节是对恩将仇报的忏悔
·黑色历史与红色历史
·谢选骏:彻底活着,就是死去
·《古兰经》就是《我的奋斗》
·反对纳粹主义的纳粹主义
·哈佛大学策动文明的冲突
·大骗子胡适的小问题
·法国头目马克龙他奶奶有没有“反人类罪”
·制度创新才能获得历史的主动
·全球化抛下的不是美国而是总统
·神为什么对人没有信心
·曹丕为何亡国——伟大的文人沦为历史的草皮
·红色历史与低端人口
·美国的沉沦有助于塑造未来世界
·驱逐马列主义,解放中国人民
·金钱、权力、思想
·任何战争都是两伙强盗在拼杀争夺税收权力
·生命如何可能因其不完美才成为完美
·四肢健全但是头脑健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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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神学与洋泾浜英语

谢选骏:ABC神学与洋泾浜英语
   
   ABC神学与洋泾浜英语,本是半路出家者的无奈,但千万不要停留在这种无奈里,更不要自欺欺人,把这种无奈当做一种自豪,否则就会永远长不大了,永远长不大并非长生不老,只会变成侏儒。
   
   《揭秘:中国人最早怎样学英语》说:

   
   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诵: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现在中国人也要高声呐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that's a question!中国人对于英语的复杂情结已然在教育战线上愈演愈烈。清末以来,英语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另一方面,加强母语教育、减少英语学习负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香港在大学推广英语教学,北京将缩减高考英语的分值。学还是不学?抑或是怎么学?除了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外,英语学习还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一句狠话:“中国在鞑靼人的奴役下,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当然还有英语。
   
   伪满皇族:九五之尊 “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伪满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学校:中西并进 “寄托”美国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练习句法、翻译条子”,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文”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成绩显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
   
   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这种英文学习法仍没有多大改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学生硬记,天天默写单词,天天背课文……”
   
   不久后,北京大学的老冤家——清华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必须保证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后,能够顺利地适应在美生活和学习,因此,这里的英文教学直接采用美国模式,学校实行严格的考试和淘汰制,定期举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试,口试成绩也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如果学生国学不及格,西学及格,仍然可以毕业;如果西学没有及格,国学即使分数再高也毕不了业。同时,清华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氛围的营造,校园内的演讲会、辩论会、戏剧、演出等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进行,各类告示与刊物也全用英文书写,甚至在校医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语。在这种沁润似的英语教学法培养下,清华园先后走出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在官办学堂如火如荼地培养新式人才之时,教会学校也在中国各地悄然生长。作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学校,马礼逊学校对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持批判态度,校长布朗自诩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训练整个人,包括德、智、体”,因而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注重系统性和计划性,并能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课程,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在教学上,学校反对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表现优秀的学生,更有机会赴美留学,中国留学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员:“佶屈聱牙” 汉字注音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为此,他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
   
   为了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英文数词、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的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就将这种用汉语注音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诵笔译 终成“温拿”
   
   政客们纷纷攘攘,东一棒槌、西一榔头的汉字注音学习法,只能Chiglish味儿十足。真正值得当代人追逐崇拜的,应当是民国的学院派文人。
   
   虽说“辫子教授”辜鸿铭屡屡被自由主义者们骂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讥讽者们却很难望其项背。辜鸿铭10岁时就随义父布朗在苏格兰接受严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虽是英国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国的私塾教育——死记硬背。他要求辜鸿铭背诵《浮士德》,却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这样,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来。到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
   
   之后,辜鸿铭开始了半月学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英文学习计划。天资聪明的辜鸿铭越背越快、过目不忘,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翁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此时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此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对辜鸿铭日后在古希腊文、拉丁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九种语言文字上的建树功不可没。辜鸿铭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语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英语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简单:“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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