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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殖民地”的血淋淋样板


   
   
   
   

   谢选骏:“三百年殖民地”的血淋淋样板
   
   网上言论咒骂刘晓波的大哥不是个东西,这是因为刘晓波出身于共产党家庭。刘晓波本人是读俄国书长大的,学的又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又臭又长的前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开口闭口都是恶魔马克思的言论,可见其受害至深。所以他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共产党中国所推行的,其实就是一种殖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苏联的殖民地和卫星国。刘晓波以为,中国还需要香港那样的殖民地经历,这是因为他只知道马列,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英国和日本太小,吃不下中国,结果只能打垮中国,让苏联趁虚而入,派出共产党支部接管了中国。
   
   刘晓波现在的遭遇,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人民的遭遇,是“三百年殖民地”的血淋淋样板——欧洲人对美洲人和澳洲人,就是如此的;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对待革命志士邹容就是如此的;日本人对待抗战的中国人,就是如此的;毛泽东的文革,对待中国的良心,就是如此的。我真希望,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不要成为现实,否则,中国就要再被共产党统治下二百多年。1974年,我通过研读历史,发现中国是共产党世界的薄弱环节,又发现第二期中国文明最终辟佛成功,虽然因为佛教的毒害丧失了尚武精神,但毕竟没有沦为一个蒙古和西藏那样的佛教国家,所以坚信共产主义会首先在中国消失——这个伟大历史预见,虽然在“改革开放”里得到了印证,但在政治形式上却超前于中国现实。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余毒至深,麻痹了中国人的神经系统,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三百年殖民地论”,竟然忘了中国的殖民地处境,就像满清时候的汉人,竟然不知道“北京皇帝”是外来的鞑靼人。
   
   “三百年殖民地论”,不仅是在呼唤奴性,而且本身就是奴性。
   
   共产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共产党人就是新殖民主义者——共产党的治国方式就是典型的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中国的自由和独立,取决于中国能否驱逐马克思的亡国奴幽灵。事实证明,刘晓波的结局,就是“三百年殖民地”的血淋淋样板,而不是一个事后的惩罚与报应。因为惩罚刘晓波的,并非反殖民主义运动,而是殖民主义当局。正如刘晓波所说的,并非反殖民主义的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新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奥斯陆和北京的分歧,只是代表了不同的殖民主义路线的分歧。
   
   中国的自由和独立,取决于中国能否驱逐马克思的亡国奴幽灵。
   
   谢选骏:“三百年殖民地”的血淋淋样板
   
   《「三百年殖民地」细说从头》(金钟2011-01-01):
   
   ● 编按:刘晓波「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之说,最初发表在本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二十年来为此饱受辱骂。本文回忆当年情景,并对晓波的文章贡献作出评析。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海外和香港台湾的中国人大多数为之感动、兴奋,伴随着这样巨大的荣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那是难免的事。一方面是视他为仇敌,四次将他投入监狱的那架如山的国家机器,另方面来自自由的人性社会。人无完人,刘晓波当然也不例外。就像外面的总统选举那样,候选人之间的互相攻击,有时可以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过,晓波涉及的主要是一些观念形态和道德评价的问题,比较「见仁见智」。
     其中有一条和我有关。那就是他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这句话是二十二年前他接受我的访问时谈到的。刊登在《解放月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上。为了这句话他在八九学运失败后的大批判中遭到猛烈地咒骂和攻击,我的访问被收进官方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中,鉴于晓波当年在青年和大学生中的影响力,这句被定性为「卖国主义」的话,几乎是听闻晓波的人都知道,也是官方大力抹黑他的一个不容置疑的「罪状」。
   本刊初期的卖点:人物专访
     过了二十年,现在又有人翻出这句话来攻击他或是责备他,也有一些人来找我求证。为此,本刊今期便将当年访问全文,予以发表。我不能代表狱中的晓波说话,但我有责任向公众交待当年采访的状况及我的看法。
     发表这篇「史料」,不单是为晓波的观点作必要的澄清,为研究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晓波获奖意义重大,对他的研究也就成为中国极权主义及其反抗运动研究的一部分。
     一九八八年,啊,距今已是一代人的时间!(最近会见几位来港读硕士的大陆学生,他们都是那时出生)那时的北京,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节。我们这本杂志才创刊一年多,当时刊名叫《解放月报》,是先社长许国(哈公)先生拟定的,哈公八七年六月去世后,刊名续用到八九年底,一九九○年一月起改名为《开放杂志》至今。从创刊起,我担任杂志的总编辑。人物专访是每个月的必备节目,由我一手负责。还记得有人告诉我,当时蛇口的负责人袁庚很爱看《解放》上「许行的评论和金钟的专访」。许行先生是我们创刊顾问,香港资深政论家,至今仍是本刊的主要撰稿人。
     那时人物访问是每期的「主菜」,最初是以本港文化界名人为主如李翰祥、黄沾、倪匡等,以此争取本地市场。访问方式利用月刊篇幅较大,可以做比较深入的探索。尤其当时很受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的影响,她那些人物专访都很长,又很可读。记得她访问邓小平,大陆只发表二千字的摘要版,香港则可以看到上万字的全文,非常过瘾。因此,我有样学样,拿个录音机,到处穷追猛打。一般人物访问大约四千字左右,但刘晓波这篇长达八千字。
   「三百年殖民地」论的出处
     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批评美学家李泽厚而名声鹊起,被称为「黑马」。八八年六月,他成为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八月,就被挪威奥斯陆大学邀请去讲学,十一月结束。他在挪威期间,我已追到他,电话邀约写稿,他在十月和十一月已分别给我们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讲大陆的气功热,另一篇是〈混世魔王毛泽东〉。这篇批毛文章令我十分惊讶,因为那时他才三十三岁,文革初还是小学生,竟然对毛时代看得那样透彻、准确,批判的力量那样犀利。我急于想见他的惺惺相惜之情,可想而知。这时香港传媒对他还不熟悉。
     挪威讲学完后,他又要去夏威夷大学讲学,也是三个月,再去纽约哥大,可见他当时的名气已不同一般。赴美前转道香港,停留大约三四天,我记不得还有甚么活动,但我的访问是来之前已预约的。那天,我们约在轩尼诗道星港酒店二楼咖啡座。当时还有谢平等女记者在座,协助录音、摄影。大家十分专注,对谈中气氛活跃,晓波略有口吃,但表述流畅,很有自信。约谈了两个钟头。他离开香港后,我们还有联系。到哥大做访问学者时,天安门学潮起,他四月下旬飞回北京。
     究竟「三百年殖民地」之论,是怎样说起的?问题在哪里?这话出在访谈的尾声: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甚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进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由此可见,刘晓波的意思是要在中国实行英国在香港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起码需要三百年,才会变得和香港一样好。他并不是要中国再去当谁的殖民地,他说得清楚:「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我的插话,十足的「卖国主义啦」,是在问他的「三百年殖民地」的主张,可能会遭到指责,他怎么应对?于是引来他以马克思一句话,申明他不在意别人说他卖国、叛国,并以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为荣。
   肯定殖民地的历史作用不动摇
     可能有人会问:为甚么不干脆说三百年资本主义,而要说「殖民地」这样难听的字眼?
     我想,晓波这样说有两层内涵。一是对殖民地的评价。我们见证过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人,知道香港回归最根本的问题或困扰,就是对殖民地的评价。如果我没有记错,九七回归前,港大最后一次民调中,「你最后选择一次香港前途」的统计中,超过一半的回答是「维持现状」,即维持英国人管治的现状。为甚么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皆出于此:香港人认为殖民地好过共产专制,当然也好过清朝帝制。道理妇孺皆知。只是由于北京挥舞「民族大义」大帽子,无人敢出声而已(甚至北京有胆在一九七四年迫使联合国将香港从殖地名单中删除,因为联合国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
     刘晓波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有独立思考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悟性很高,触觉敏锐的人,初到贵境,香港的景观一定对他内心有很大冲击。因此,访问中「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脱口而出,却是他理性基础上的有感而发。
     六四之后,虽然九四年我在北京和他见过一面,后来电讯上也有交往,却从未提过这「三百年」的往事。二○○七年一月是本刊二十周年,我约了几位朋友写点纪念文章,晓波从北京发来一篇〈我与开放杂志结缘十九年〉稿子。文中主动谈起八八年那次访问,写道:「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我接受金钟先生的采访,感觉更好!」他说,一句「三百年殖民地」的即兴回答,成为中共迫害他的「典型证据」,但他不会为自己辩解,「特别是民族主义占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他用一句话来解释那犯众怒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文章最后表示对《开放》的深情感激。拜读之余,感慨系之,我写了一段按语谢谢他。还有甚么比这种编者和作者之间的心心相印更珍贵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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