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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刘晓波活得算计、死得遗憾


   “无敌派”、“温和派”、妥协派”的领袖刘晓波走了,我真心希望他在阴间一路走好。因为,他在阳间的路走得不好,他的无敌论调饱受批评,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阻碍和破坏,大大地帮助了中共的维稳,也大大地误导了国内民众和西方世界。他的无敌论调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他二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并到死都没有改变的论调。他的去世对中国民主进程是一个进步。
   
   
   纵观刘晓波的人生轨迹,他对中国民主进程没有任何贡献,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他只是一个假借政治反对派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刘晓波最终获个人成功取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他精于算计和投机的结果,更是与他关联的民运利益集团在海外的投机运作。实际上,这个靠投机运作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大业没有任何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刘晓波这样一个政治多变、私德低下的人被捧成民族典范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耻辱,也是这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极权社会的畸形产物,更是海外民运畸形运作的畸形产物。

   
   
   刘晓波最初是靠批判刘再复、李泽厚、方励之、刘宾雁等一批名人而扬名,事后刘晓波又去向被他批的人当面解释说,你们名利房子都有了,我什么都没有,只能这么做。这就是精于算计的刘晓波的人格所在。在批名人的同时,刘晓波还大批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勇敢地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不敢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
   
   
   刘晓波一直认为共产党执政合法,并一直认为共产党不是敌人。这些思想和论调最早出自二十八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出自这一天他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写的一个呼吁书中,他这样写道:“通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共产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不到一个月后,他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又重复了这个肯定中共权力合法性的无敌之说。刘晓波不是不知道,没有人民选举的政权何来合法性?刘晓波这些误导之说与他精于算计的性格分不开。
   
   
   刘晓波扬名的又一个重要行动是他在1989年6月2日参与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行动。对此行动,刘晓波的机会主义拥趸们不顾历史事实地大力追捧,强调刘晓波与戒严部队谈判的“功劳”。在此,不妨引用我数年前的文章《点评 <开放杂誌 >专刊, 再论原则性分歧》中对刘晓波这段历史的分析:
   
   
   “万润南在此专刊文章中的第四节‘率君子绝食,功德无量’对刘晓波二十年前的绝食行动给以高度评价;此专刊发表的<开放>杂誌主编金钟对吾尔开希的专访,也对此给以正面评价,吾尔开希也说到‘刘晓波发起绝食是为了取得广场发言权,……他取得发言资格后,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此专刊中的另一位作者梁慕娴也对刘晓波的绝食给以同样的新解释。
   
   
   “我们不妨回头去看一看历史,看看刘晓波绝食是为了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呢?还是为了掀起以他为中心的学运高潮?其实只要稍微参考一下刘晓波自己的描述就足以证实他绝食的真实想法。
   
   “刘晓波发起绝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仅在中共屠杀的两天前,北京实行戒严的十二天后。六月二日前广场的真实情况是:五月十三日发起的绝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为静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那天激起学生异常激烈的情绪,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纷纷到广场去劝说学生退出广场,劝说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时,家在北京的学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广场。这个情况在刘晓波写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简称《独白》)中有所描述,他写到:“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我基本上离开了广场,只是偶尔去看看,呆几个小时就走。广场上的气氛日渐冷清,围观的人已经寥寥,每个帐篷中只有一、两个人。”(见《独白》175页)“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过广场,只有纪念碑附近还有些人。(见《独白》184页)”这才是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历史背景,即,大部分学生已经撤出广场,根本不需要‘刘晓波绝食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
   
   “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心愿也在《独白》中有几页纸的详细描述。其中最能说明他绝食心愿的是这两句:‘我知道我将为不景气的学运注入新的刺激,我们的绝食肯定会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成为戒严令发布后的头号新闻。绝食也许真能重新激起人们对学运的热情,再一次掀起高潮。(见《独白》197页)’同时,绝食四君子在绝食前一天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四个人的采访谈话都没有讲到吾尔开希现在所说的绝食理由。当天,刘晓波又向学生发表演说宣布第二天绝食,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理由,更没有发表要学生撤出广场的任何言论。
   
   “在此书的 ‘发起绝食’一章中,刘晓波提到了‘通过绝食获得发言权’的几个想法,一是想告诉政府白色恐怖是吓不住人的,二是想结束知识分子只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三是想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但他压根儿没说吾尔开希现在替他说的‘他取得发言资格后,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
   
   “真实的历史是,在那种严峻形势下,刘晓波没有像其他的大学教师那样去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避免流血。相反,他却发起绝食,吸引媒体的聚焦,把学生吸引回广场,再一次掀起以他为中心的运动高潮。而且刘晓波发起的绝食所引发的高潮竟高得出乎他的意料,他写到:‘在我和周舵讨论绝食的细节时,在我与侯德健商量绝食宣言时,在我们四人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在我们刚刚来到纪念碑上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绝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会掀起如此广泛而狂热的社会动员。’
   
   
   “更能证明吾尔开希的话不是历史事实的是,到六月四日凌晨两点时,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的人和平撤离’,其他两位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离,四君子中唯有刘晓波提出了三个不撤的理由,坚决反对撤离广场,尽管他最后不得不以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其他三人的撤离意见(见《独白》223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离的王蓉芬女士在听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气愤地说:‘刘晓波绝食是作秀,…… 刘晓波是历史罪人。’”
   
   
   随后,刘晓波于1989年6月6日被捕,并于1989年9月上央视讲话四十多分钟,为中共掩饰天安门广场的屠杀。遗憾的是,这是刘晓波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这个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的见证的。所以,“央视认罪”这一方式是刘晓波的首创,要不是刘晓波挖空心思地想出这么个向中共示好的妖蛾子,中共官方还真一时想不到这种它此后屡屡施行的认罪方式。一年后,在1990年11月刘晓波写了一份“才华横溢,不同凡响”的《悔罪书》,这份《悔罪书》被中共高兴地做为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各大学散发和宣读,起到巨大误导作用,这一操作恐怕也是中国监狱有政治犯以来始于刘晓波的首创。刘晓波被关押一年七个月二十天后,于1991年1月26日释放,释放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清楚地说明,释放和免除刘晓波刑事处分的理由是由于他“立功、悔罪的表现”。
   
   1992年4月,刘晓波在台湾发表了他的书《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其中对被释放的心理他这样写到:“我被释放后,在法院里等待去大连的几个小时内,突然得到自由的狂喜使我暗暗庆幸悔罪的高明。太值了,一纸官样文章换来的居然是自由!”回到大连家后,刘晓波的亲人们也说:“太值了,这叫用最少的投资换取最大的效益。小三,咱们又赢了!”可当时社会舆论却一致谴责刘晓波投机的“重大立功表现”,使刘晓波“有些坐立不安”,他又转而感到,如果坐满十一年牢房,“头号英雄的桂冠非我莫属”。这种功利主义的算计也是现今中国极权社会无所不在的风尚。
   
   
   在《独白》里,刘晓波还批评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此书一出就遭到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作家撰文猛烈抨击,尤其作家徐星撰文《我所认识的刘晓波》,披露了刘晓波书中的假话,解剖了刘晓波的投机行为,徐星说“刘晓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徐星还说,刘晓波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这样写到:“跟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政论家曹长青也批评刘晓波到:“后来刘晓波撰文,痛斥学生把运动升级,激化矛盾,但却没见他真正反省这最严重的一次激化矛盾(指刘晓波的绝食行动),而且是出于那样一个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出发点。”
   
   如果有人认为刘晓波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投机行为做了深刻剖析和忏悔,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的发展是,有了第一次坐牢的“值”,刘晓波便知道了如何利用以后的坐牢获取政治资本还又可以在牢中享受“人性化”“柔性化”的待遇。而他第四次坐牢使这种算计更加炉火纯青,他当时的一纸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把无敌论调说得更加误导和露骨。这篇典型无敌论的陈述文章还成为他接受诺和平奖的演说词。这真是诺委会的巨大耻辱!我将在此文稍后解剖刘晓波这个演说词的严重问题。
   
   
   刘晓波的第二次被软禁是因为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周年呼吁书”, 为此他被软禁在香山七个月,时间是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八个月后的1996年9月,刘晓波第三次被捕,原因是与王希哲联名发表《双十宣言》,被劳教三年,1999年10月7日获释。曹长青在他的文章《撕裂的刘晓波》中对刘晓波这次行动这样不解地写到:“但他(刘晓波)却会忽然(1996年)去找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俩人联署给国共两党上书《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要尽快联手促进和平统一。要民主政府和独裁政权联手组成“联合当局”,这真是荒谬不堪!我完全想不通刘晓波这种思想分裂的原因在哪里。”在我三妹看来,刘晓波所有的被捕都不是因为他彻底反共,彻底认清中共所致,而是中共以言治罪的荒谬特性所致,而更荒谬的是,被以言治罪的刘晓波自己却反过来感谢中共人权进步。后来在给廖亦武的信中,刘晓波如实道来这三次关押所受的待遇,说他一直受到优待,说自己是“监狱里的贵族”。
   
   
   2004年至2006年,正当全国维权运动大潮时,刘晓波冷眼旁观,不参与也不支持,还指责维权领袖高智晟律师过激。那段时间的刘晓波被大众频频抨击,说他狭隘投机,说他嫉妒高律师。
   
   
   2008年时,刘晓波的又一次政治机会是,张祖桦搞了一个《零八宪章》。其实刘晓波并没有参与写作,他参与签名时,前面已经有两百多人签名,他想提出修改意见时,也已经晚了。《零八宪章》的原则性误导是:它把中共当前恶劣的人权状况说成有了根本性进步。它把中共统治分成毛泽东时代和经济改革时代,它狠批毛泽东时代践踏人权,同时肯定经济改革时代中共的“人权进步”。它认为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的拒绝人权到改革开放后的接受人权,人权达到进步和改善。残酷的事实一次次地证明,《零八宪章》的这个判断与中国人权现状完全不符。《零八宪章》还无视现今腐败透顶的中共利益集团与人民尖锐对立的实际状况,回避中共执政六十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带给中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灾难。《零八宪章》以谏言规劝的方式企图使中共自行转变为民主政党,寄希望于中共极权的自我改良,只是无谓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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