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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梁家鳞)

十、抗战、内战与改造
   
   (一九三七--一九五七)
   
     

     主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此往后的十多年间,中国都羁缠在外战与内战中,政治动荡、经济破产,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基督教会在此亦不能免疫于中国的苦难之外,并且也是在苦难与交困当中挣扎图存。
     
   
   
   沦陷区的教会情况
   
     芦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一年间,整个华东全部陷入敌军手中,中国政府西迁重庆,而与日方转战于华中之间。整个国家遂分成沦陷区与后方两部分。
     
     在北方,天津和北平迅速陷敌,中南部的上海和南京也在数月间失守;故在这些地区的教会根本无太多准备和安排撤退的机会,很快便随着政权的转移而在日本成立的傀儡政府的管治之下。反而在武汉、广州等南方地区,因着要到主后1938年10月才告失守,几乎有一年时间可作各种的部署。因此一些基督教机构、特别是各有传统又有规模的大、小学校,便可以迁到香港、澳门或内陆续办;仍然留在沦陷区的传教士及差会亦得以在之前作出安排,继续发展或将教产挪移做其他用途。
     
     直至主后1941年底为止,英、美等国由于在中日战争中仍保持中立国的地位,故此属于差会所有的教产乃得以保留;甚至在日军未进城前美军已派兵员进驻,保护美人物业,以免受到入城后的烧杀抢掠所波及。传教士也可以自由出入,继续传教工作。不过,除美国差会并未受到什么影响外,其他国家都因欧洲战幔逼近、经济不景而大量削减对华的拨款;在外援短缺的情况下,传教事业被迫缩减。德国差会的情况尤为恶劣,早在欧战爆发前数年,德国政府已严格实行外汇管制,故在华的传教士几乎完全失去接济,传教士被迫返国,教会临时要求自养,教育、医疗及慈惠事业或提高收费、或予以结束。主后1939年欧战开始后,德国更征集所有医护人员返国派赴战场服役,故此所有工场内的医疗事业要遽然中止。
     
     部分有传教士留驻的医院和学校得以继续,但因受着诸多政治制肘,如学校的课程受到日本干预而要作出修改,故亦无大发展。更多的教会学校(因已由中国人充任校长)不欲在敌方控制下续办,毅然将之关闭;传教士乃利用学校的校舍开办当时期最急需的服务:难民救济。各地均有由传教士及教会组成的难民救济会,以教会学校校址辟作难民区,收容因经济或其他原因未能他避的难民,为他们提供食宿教育等服务;至于经费方面,由美国各差会请求美国教会拨款援助。
     
     上海原为全国教会的联络中心,许多差会及机构的全国总部皆设于此。虽然在日治期间并未立即受到打击,但因经济困难、通讯不便,加上政治敏感的缘故,联络中心的地位很快便告失去,一些在那里出版发行的重要教会刊物如Chinese Re-corder及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在主后1937年后相继停刊。其他刊物也受到伪政权的严格审查,文字工作自亦受严重影响。
     
     主后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成了日本的敌对国,传教土来不及逃离中国的,都被关进集中营,据统计约有1,200人。于是沦陷区的教会乃完全由中国牧者及信徒带领。此时日伪政府要求各地教会组织联会,以方便控制。如主后1942年在北平成立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或委派一位日本牧师前来作顾问,监察教会的情况,如派来香港的是鲛岛隆盛。
     
   
   
   后方的发展
   
     所谓后方,除了指华西的四川等省分外,因着日本兵力有限,故即在华东也只能占领主要的大城市,其余县分仍是敌军势力所未到者,这些地方也属于后方。
     
     国府西迁,随同迁移的包括全国的政、经部门、教育机构,以至一大批逃难的人民。在逃难者当中,以青年学生所占的人数最多。他们部分是欲到后方报国,部分则是随同所属的学校迁徒,以继续学业。基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家人多未能同往,故仅是孑然一身的流落异乡;并且战火阻隔,音讯断绝,一切的接济亦告中断。面对若后方挤满这样的年轻人,学生救济工作遂极具迫切性。此工作主要由驻重庆的美国援华会(United China Relief)委托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此外,世界学生联盟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因鉴于中国学生受战争影响,亦在英、美等地筹款,设立救济基金;他们将款项直接交托时在重庆的青年会全国协会,然后在长沙、重庆、南昌、桂林、广东等地分派。学生在申请而经审查获准后,每月可得寒衣、被服、伙食、医药等补助,学费亦代为缴交。起初补助是免费派发,后期则改为服务性助学金,规定受助学生参与一定数量的社会服务,如医学院组织医疗宣传队到农村进行防疫、宣传卫生等工作,又开办识字班、战时儿童义务学校,及难民服务等。
     
     青年会对学生提供全面的照顾,而学生又因失去家人及亲属关系的支持,对青年会亦极其依赖,如此对学生福音工作的发展也自然很有利。除了青年会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全国总会成立于1931年)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主后1945年7月在重庆南山召开的「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会后成立「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由赵君影担任总干事。
     
     传教工作也在此时期积极发展。协进会、青年会及学联均积极从事布道工作。华西神学院亦发起「华西基督徒前进运动」,对信徒的质和量都有增长。不过更重要的倒是边疆传教工作的开展。由于教会西迁,接触到从前鲜有人留意的边疆少数民族,因此亦产生了向少数民族传教的异象。中华基督教会首先在贵州贵让工作;而「边疆服务团」的成立,更专门从事布道及服务性事工,故在此时期云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也首次得闻福音。边疆传教工作的异象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仍未尝衰减,并且与学生工作给合起来;不少青年立志舍弃一切,终生埋没于蛮荒之中,要将福音传至边疆,其中一位便是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边云波。
     
     由于缺乏外来援助,加上教会的传教事业如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均大为缩减,经济负担较轻,故此时期教会自养较为成功。除了少数原来便在华西工作的传教士外,绝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撤退至后方;而在抗战期间后方却成了教会的发展中心,故几全由中国基督徒做策划、领导工作,差会的支持也很有限。
     
     教会的出版事业全面缩减。由于纸张及印刷设备极其缺乏,出版费用高昂,为节省资源起见,各西迁的出版机构如广学会、青年协会书局、田家半月刊社和原在四川的华英书局成立一个联合性的机构,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2年),但出版数量还是有限。
     
   
   
   从复员到内战
   
     主后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绵延八年之久的战争,始告结束。
     
     战胜利后,各已迁徒的教会机构相继返回原地复员,教会学校亦迁回及复课。传教士或从集中营被释、或从外国重返,至主后1947年约共有3,500人。
     
     此时期教会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在财政方面。一直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得最蓬勃的地方是华东的大城市,经济实力也最雄厚,但是在抗战期间,此等地区又悉数落入日军之手上,房舍财产不少受到严重的破坏,家具仪器被掠一空,可谓百废待举。然而在教会机构亟需大量金钱修残补缺之际,财政来源却又成为严重的问题。经历长期战火的蹂躏,国内民生凋蔽,经济萧条,信徒所能捐献的实在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只有更多地仰赖外国差会的援助,尤其是并未受战争破坏的美国。如此,一些有能力寻求外国支援的机构如大、中学校、教会医院等,在此时期对外的依赖是大大地增加了,自养在客观条件上不再可能。故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教会仰给于西方教会的情况有增无减,比战前退步了很多。
     
     至于那些无法从国外筹集资金的机构,很多便被迫关门。例如教会小学大多数均无法复课,如广州在主后1946年仅有小学十四间;部份且是大、中学校的附属小学,才得保存下来。这是自二十年代收回教育权连动以后教会小学教育所受的另一次严重的打击。教会方面,乡村教会及自立会堂也遭遇极大的经济困难,不少因缺乏金钱而被迫关门,信徒流散。
     
     除了经济困扰外,尚有政治上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德国差会所开办的教会。如前所说,战时由于德国实施外汇管制,在华的传教事业已面临极大的困境,以信义会(巴陵会)为例,该会在广束原有十一个基地、四十八个根据点,战后半数根据点已无宗教活动;教会人数由主后1936年的4,644人下降至主后1946年的3,565人,跌了22%。战后,德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各项事业均被视为敌产,故信义会等差会所设的许多教堂,均被中国军队占领。后经世界信义宗联会(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派地区监督到中国多番争取,直至主后1948年年底,中国政府才允归还。
     
     在众多困扰之下,教会仍努力于复兴与巩固的工作。主后1946年基督教协进会推行一个「三年奋进运动」,协助国家重建。各宗派及地方教会亦纷纷拟定他们的复员计划。惟在资源有限、时间又不许可的情况下,能否有任何成就,尚属可疑。
     
     所谓时间的不许可,是因为战争胜利事实上并未为中国带来长久的和平安定的局面。首先在经济上,多年来战火摧折,已使经济残破无余,加上战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利用金融波动以营其私,套兑黄金外币,因而导致货币急剧贬值,三年间二易其通货。物价飞涨、金融市场全面崩溃、工商业瘫痪、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经济的破产对教会原来已极窘迫的财政造成进一步打击。以崇真会为例,该会在主后1946年,华人信徒捐献尚及教会收入比例的76%;但主后1947年由于货币贬值,该会总支出由一年前的一亿五千六百万暴增至廿五亿九千多万元。信徒捐献占教会支出的比例乃跌至46%。其余款项乃要由德国差会及美国信义宗(American Lutheran Missions)协助。直至主后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极大地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差会的援助,这对教会面临政治的转变自然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社会动荡。农村各地屡有土匪劫掠的事件发生,治安极坏;教会也往往成为被抢掠的对象。在城市方面,民生困苦亦激起知识分子及学生的不满,学生运动非常蓬勃,他们以游行示威来表达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抗议,并且提出了反饥饥反内战的口号。此时学生除将矛头指向政府外,也指向美国,认为是在美国的扶植纵容下,政府才致如此腐败。如在主后1946年12月便因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名十九岁女生被美国军人强奸一案(沈崇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示威,超过二十个城市的学生参加。民族主义情绪再度激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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