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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沉默統治者胡錦濤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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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可若 (Kerry Brown)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所所長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兩個巨大的意識形態標語,其目的是嚴格以黨國的參數擁抱市場。最後產生出來的是一個帶有爭議性的事物 -- 一個中央集權的模式,一個有獨特色彩的黨國家,口頭上仍然高唱馬列主義,但實質上走的是務實路線。以上的描述可稱如實反映後毛澤東中國。

   在種種議論中,還有一個述說,是說中國現代化是一個西方的概念,是來自外間的東西,在中國沒有根源。中國的獨特的現代化在哪裡﹖怎樣表達、描述、發展和遵從﹖當這個議題清楚之後,觀察家和善於分析的人便和一個漫長的過程連接起來,那是自一百年前的清朝開始,其時中國的仁人志士反覆研究現代化的觀念和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特別是現代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建構。這裡很清楚有一條線接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五四運動中爭取國家自決和科學民主的學生,以及今天那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校中和異見團體中意圖闡釋什麼是中國現代化的人。在這熱烈的辯論中,中共不能置身事外。胡錦濤在他的講話中,有許多關於這方面的論述。

   在《擔心中國》(Worrying About China) 一書中,黃樂嫣 (Gloria Davies,澳洲Monash University 語言文化學教授) 羅列了中國著名知識分子對於什麼才是合適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這問題的糾纏不清而且很多時候帶有對抗性的回應。她指出﹕“與歐美的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那個時候的辯論經常被迫轉入一個牛角尖,便是對於西方思想的優越性一是全盤接受或全盤反對。由於有需要應對這不熟識的外來的東西, 在我們見到的理性思考的中文文字中,不乏對西方思想懷有不友善的態度或認為不能作出比較。”然而,這個在中國現代化問題上訂出本土的聲音和位置的探索,問題很多。

   “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啻指出,真正能夠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作出表達的,只是那些對他們研究對象有固有感情的人。、、、、. 依據這個觀點,他們是中國的真正發言人,肩負說出國家的安危的責任,以及對西方思想作出‘梳理’,以適合中國的文化發展。他們推出了一個中國文化的版本,並權威性地以之為最準確無誤的張本,不理在中國大陸上存在的無窮盡的多樣性。文化和語言的各個品類被揉合一起、純化和要義化以順應中國和西方的分殊景況。”

   這個爭論外表上似乎是無關大局的學術辯論,但事實上卻是政治精英們深深感到的一個需要,要以“中國的方式”辦事。這個方式甚而包裝在“國情”裡,就是說任何政策要能夠推行,必須要置入一個人們認知的有國家特色的情景裡。政治精英,像知識分子,還有另外一個大問題。黃樂嫣引用生活在北京的文學史家錢理群在1990年代末期所說的話﹕“中國的特色其實是毛澤東搞出來的。直到今天,大陸的思考、行為,甚而話語都有這個顯而易見的傳統。”

   另一個學者,李潔 (哈佛大學東方語言系教授) 則指出﹕“到1966年,中國人只能夠用毛澤東思想思考,他們的思想機能已經完全窒息了。”毛澤東這個陰影長期揮之不去,無論他們怎樣強烈否認,那些在政治最高層的人,自胡錦濤以降,都是生活、呼吸和保命在一個特殊的氛圍裡。在這裡任何觸犯即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微小的教條,都可以致命。要引進改變的唯一安全可靠的方式,是訴之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現實性思考”這空泛而沒有人怎樣觸及的範圍裡。這裡,有廣闊的空間任意遊走,雖然其副作用是在“西方”和中國之間造成誇大了的分裂。

   英國首相克萊曼•艾德禮 (Clement Attlee) 曾作了一個名言﹕“當你搔一個共產黨人的時候,你其實是騷著一個國家。”在很多方面,當談話特別涉及到中國的現代化時,便很容易跌進這民族主義的陷阱裡。《中國不高興》一書避開了其中一些陷阱,強調兩個主要敵人,一是外國的剝削性貿易,二是中國內部某些精英。前者令中國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後者則透過控制因發展帶來的物質利益和以一個永遠不會到來的美好明天哄騙半奴隸的民眾,造成更大的不平等。(51)

(2017/07/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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