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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宪政理论的四大错误)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孙中山生于1866年,天生就对社会公平很敏感,他小时候就反对姐姐缠足,为村里的奴隶户抱不平,认为他们不应该天生就是奴隶。有一次强盗进村抢劫了他们村的华侨富商,官府不仅不为富商破案,反而把富商家的三兄弟给抓了,并且还抢占了富商的家园。这让少年孙中山感到不可理喻。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去到美国的檀香山他大哥那里。他看到檀香山的社会秩序井然,与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那里读了四年书,据他的同学钟宇回忆说,有一次孙中山问他:“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蚁虫?……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加之他以前听一个村里的太平天国老兵讲过反清的故事,使他蒙生了改变现实的想法。孙中山二十岁时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医科学校学医,第二年又转入香港丽雅英文医学学院。在医学院读书期间,认识了有反清思想的洪门会党人士郑士良、尤列,以及有民主思想的何启、胡礼恒。何启是丽雅学院的股东之一,著有《新政真诠》,提倡君主立宪。何启说:“中国立法、行法权皆由君,苟有不善,何以能救?”又说:“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无异,遐迩无殊。议院者,合人人之权,以为兴国之用也。”[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3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受他们的影响,孙中山有了制度建设的民主思想。他说,中国古代就有了民本思想,之所以不能落实,就是因为缺乏制度保证,所以在制度上应该向欧美学习。[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3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又称重九起义、乙未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出中国经日本、美国,1896年去到了英国伦敦。在伦敦蒙难获救后,经常去大英博物馆读书,接触了达尔文的学说,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美国作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开始形成三民主义思想,正式提出三民主义这个口号是1904年孙中山第三次去到北美大陆的事。他认为成立组织必须要有主义才能成功,又受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口号的启发,遂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口号。在宪法模式上,孙中山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提出了五权宪法。[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09~21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

    孙中山一直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对满清政府实行暴力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不相信大权独揽的专制政府会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制落后,既然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哲学,就应该学最先进的,不能学别人落后的东西。[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0~281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在他的领导下,举行了十几次武装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孙中山屡败屡战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对于传播革命的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打击统治者的信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严重动摇了满族专制统治的基础,他个人也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胡汉民评价说:“人有疑先生为空想家也,实则适得其反。先生盖真科学家也。”[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5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为唤醒民众而蹈海的旅日留学生陈天华生前是这样评价孙中山的:“孙君逸仙者,……虽为本族之英雄,而其为英雄也,决不可以本族限之,实为世界之大人物。……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5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日本人宫崎寅藏称孙中山为“东亚之镶宝”。[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11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南方独立十四省致电当时还在海外的孙中山,请他回国组织临时政府,就是对他的高度信赖。

    可是,作为“世界之大人物”和“真科学家”的孙中山回国以后,中国的政局只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战争和政变,中国人民民主共和的梦想完全破灭了!不仅民主共和的梦想没有实现,就连国家统一这个最低愿望都实现不了,官员腐败、军阀草菅人命、社会治安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当时人民群众普遍感觉民主共和还不如满清专制好!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局?时人和后人都作了反思。有人说革命之花本来就不可能结出民主之果,有人说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致,有人说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制度,有人说是中国的经济落后决定了民主制度在中国不能生存,等等,不一而足。孙中山本人也作了总结,他认为是帝制余孽的存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了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共和。这就是他要联俄容共扫除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原因。

    难道中国真的与民主无缘?我不能认同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前人的反思都不得要领,因此都是错误的。所谓的革命之花不能结出民主之果,这是立宪派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历史走向完全吻合,但只能认为是碰巧。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就能发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英国的宪政就是1640年革命的果实,只不过到1688年才成熟,如果没有1640年的革命之花就不会有1688年的宪政之果。美国的宪政也是针对英国殖民者的革命之花结出的果实,如果没有1775年到1783年针对英国的革命,就不会有1787年的美国宪法的诞生。但是,我们也看到1789年法国的大革命和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之花,确实没有结出民主之果来,这也是事实。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革命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革命成功后,实现民主还需要满足其他的条件,如果这样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是不可能实现民主的。

    那么,这样的条件是什么?有人说是传统文化。的确,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法家的专制文化和儒家的犬儒文化,问题是西方国家同样也有传统文化,比如天主教文化作为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在中世纪十分专制,为了捍卫天主教的统治地位,成立了宗教裁判所,专门审判异教徒,著名的科学家布鲁诺就是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但是,传统文化没有阻碍他们实现民主,为什么却会阻碍我们实现民主呢?如果传统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使中国人认识不到民主的好处,那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孙中山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爆发辛亥革命了。看来,把责任推给传统文化没有说服力。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更没有说服力了。首先是中国人并非全没有宗教信仰,有些人信仰佛教,有些人信仰道教,也有人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把宗教信仰作为实现民主前提条件的人,给不出一个确定的比率,比如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必须超过百分之几十中国才能实现民主,低于这个比率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其次,中东地区有宗教信仰的人群比率非常高,虽然他们主要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可是那个地区的国家并没有实现民主。如果说要把伊斯兰教排除在外,那么又怎么解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可是他们却建立了民主制度。宗教信仰情况和中国基本相似的国家有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他们照样实现了民主。其实,把宗教和民主扯在一起实在是太牵强了,因为它们完全是不同领域的理论,宗教解决的是人和神的关系问题,民主解决的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有人说是中国人的素质。严复就是一个素质论者,他对孙中山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可逐渐更新。”[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2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由于严复有素质论思想,所以在清末的民主运动中,他不参加革命行动,专心办教育。孙中山在人的素质和民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经常是混乱的,1905年他与立宪派辩论,立宪派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共和,孙中山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人民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 同上,第252页]但是,有时候他又认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比如二次革命后他就把袁世凯称帝归结为人民素质太低这个原因,因此提出训政理论,他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国民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者之所以多也。”[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1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那么,人的素质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呢?要搞清楚人的素质对民主的影响,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素质?我认为素质是指人类的优秀品质在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可以分为五个方面:身体素质、职业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政治素质。显然,没有人会认为民主与身体素质和职业素质有关,容易产生争议的是后面三种素质。所谓文化素质是指一个人欣赏文学艺术的能力。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素质与民主也没有关系,因为美国建国的时候,文盲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所谓道德素质,就是指一个人遵守社会的良好风俗和公共秩序的自觉意识。比如,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具有契约精神等等。但是,把道德素质当作实现民主前提条件的人,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定量的标准,来说明道德素质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比如随地吐痰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低于多少中国就可以实现民主了,因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定量关系,这就说明道德素质与民主也没有关系。有人认为道德领域里有一种叫“契约精神”的内容,这个肯定与民主能不能实现有关系,孙中山就持这种看法。他在袁世凯死后的那年,即1916年7月17日上海茶话会上发表演讲,总结民国失败的原因时说:“国人习性,多以定章程为办事,章程定而万事毕,以是事多不举。异日制定宪法,万不可重蹈此辙。英国无成文宪法,然有实行之精神,吾人如不能实行,则宪法如废纸耳。”[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30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他不知道,人的契约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定要以某种压力为基础,看看素质排名全球第一的日本吧,他们之所以严格遵守社会秩序,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没有法律就没有素质,当然也就没有契约精神。现在德国人的契约精神不错吧,让我们回忆一下专制时期的德国是什么样子?德国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年)对他那个时代深恶痛绝,他绝望地写道:“我们文明世界除了一大伪装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呢?……有人戴上法律的面具,只便于自己可以给另一人一顿痛殴;另一个人则以同样意向选择爱国者的假面具和大众福利的假面具;第三人则选择宗教或教义为假面具。……人是唯一使别人遭受痛苦而不带其他的目的的动物,人使别人痛苦,没有旁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别人痛苦。”他还这样描述当时的德国社会:“在这个伪装的世界里,苹果是蜡制的、鲜花是丝制的、鱼是纸板制的,一切东西――是的,一切东西――都是玩具和没有价值之物;他可能看到的两个从事交易的人,一个拿假货来卖,而另一个用伪钞来付货款。”[ 〔德〕叔本华:《人生的智慧》第102~10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这恐怕不像是一个有契约精神的德国吧?可见,契约精神是民主法制的结果,而不是民主法制的前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政治素质。所谓政治素质是指一个人明辨是非的能力,它与人的党派立场没有关系,不能说党员的政治素质就高,非党员的政治素质就低;这个党派的政治素质就高,那个党派的政治素质就低。一个人要具有较高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必须要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条件,在专制的愚民教育环境下,这也是禁书,那也是禁书,所有教育机构和媒体都严格控制在专制政府手里,因为专制的教育目的之一就是扼杀这种能力,所以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只有那些具有主动学习精神的人,才可能获得明辨是非的能力,显然,这样的人只可能是少数。好在漫长的人生中,专制政府能控制的只有学校教育那十几年时间,成年以后,更多的教育来自于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对人的教育,是完全不利于统治者的。由于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以剥夺人民的利益为为目的的,所以它会不断损害人民的利益,自己自造出越来越多的敌人。在受到压迫的人中间去传播民主知识,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正如公盟义工感受到的那样,在访民中间宣传民主,就像在沙漠里卖矿泉水一样容易。但接受了民主思想的人,团结起来只不过形成了一股反抗专制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辛亥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并且在辛亥年还取得了胜利,完成了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任务。问题是,民主还是没有建成!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提高国人的政治素质,会增强反抗专制的力量,但还是保证不了民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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