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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他們要搞暴力土改?


   
   
   
   

   
   
   
   
   
   
   
   連綏仁
     自一九二七年起,两個私人組識一一國共兩黨互相掐了幾十年,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然而,兩黨都做了同樣的一件事: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即土地的重新分配。
     但是兩黨的做法不同。
   
   國民黨的土地改革
     國民黨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三七五減租”,第二階段是公地放領,第三階段是政府徵購地主的土地放領。臺灣土地改革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臺灣地籍釐整辦法”,旨在為臺灣之土地改革打下基礎,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要求“佃農應繳之耕地地租,依正產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計算”,稱“三七五減租”, 揭開了臺灣土改的序幕。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頒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三七五減租”開始執行,自此臺灣開始土地改革。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正式發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三七五減租”是以法令規定,地主向農民收取的地租,不得超過收成的37.5%(按照土地過去三年的平均產量確定)。而且,雙方必須簽訂租約,不允許地主任意撤佃。此前,臺灣佃農向地主租用土地的地租是收成的50%。這個法令也同時保障地主的利益,例如規定佃農必須按時繳納地租,若欠繳地租兩年,地主可以解除租約,防止少數農民違約。
     “三七五減租”成功後,臺灣的土改進入第二階段:“公地放領”。公地放領是將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土地,分批頒發給沒有土地耕種與耕地不足的農民。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日,在臺灣的立法院通過《臺灣省公地放領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並於六月四日正式實施。該辦法規定:領到公地的農民,以最近三年的平均年產量作為標準,每年按平均年產量的25%作為購買金,向政府連續交納十年,此後這塊地的所有權,歸農民所有。該辦法還規定,領到公地者無力耕種時,由政府以原價收回,不得將土地轉移他用,防止這些土地被倒賣。
     最後階段是政府向地主徵購土地放領。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國民黨決定實施耕者有其田,提出三條基本原則:一、採取溫和手段;二、在不增加農民負擔基礎上使其獲得土地,兼顧地主利益:三、由政府引導地主轉向工業。從一九五二年七月開始,臺灣政府重新丈量臺灣的全部耕地,做最後階段土改的準備。一九五三年一月,臺灣立法院通過《耕者有其田法》。一九五三年四月,臺灣行政院頒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法條例》,規定:凡私有出租耕地的地主,可保留相當於中等水田45畝或旱田90畝,超出部份,一律由政府徵購,再轉由正在此田上耕作的農民受領。徵購價格按耕地上全年作物收成(按近三年收成的年平均值)。徵購土地的錢從何而來呢?且不論當時在臺灣的政府是不是有錢,臺灣政府並不是用現金向地主徵購土地,而是發行土地債卷和公營企業股票作為向地主徵購土地的補償,其中,土地債券占七成,公營企業股票占三成。農民得到政府從地主手上徵購來的土地,不必付款,只需按政府向地主支付的地價,折合成無息貸款,用谷物分十年繳給政府,在耕種並繳納十年之後,土地歸農民所有。臺灣政府在征購地主土地的同時頒布《公營事業轉移民營條例》,將一些原公營企業賣給私人,引導地主將賣地所得投入到工業。
     一九五三年底,臺灣的土地改革,大體完成。
     臺灣的土地改革是“地主、農民和政府坐下來慢慢商量解抉土地問題的辦法,叫農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損失”,是“階級合作”的方法。這個辦法農民歡迎,地主也能接受。地主拿到股票後,轉入工商業,為七十年代臺灣的經濟起飛,打下基礎。
     臺灣的土地改革值得人們敬偑,最值得人們稱道的是,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沒有鬥爭一個人,沒有流一滴血,而我黨進行的土地改革卻是血淋淋的。
   
   我黨的土地改革
     我黨的土地改革始於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一九二九年秋毛澤東寫過一首詞《清平樂》,最後兩句是:“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其中的“分田分地”是講當時的土地改革。我黨的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是階級鬥爭,除了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農具、房屋等其他財產分配給貧苦農民,還對地主進行了殘酷的鬥爭。
     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停止土地改革,改為減租減息。到了第三次國內戰爭爆發時,我黨在其控制區內恢復土地改革。這個時期,我黨的土地改革,是由各地黨委派遣“土改工作隊”進入各村,主持該村的土改運動,其過程大致是:
     第一步:摸底,就是摸清村中土擁有的情況,哪些可能被劃為地主、哪些是富農、哪些是貧雇農。
     第二步:劃分階級成份。劃分階級成份的辦法是“自報公議”,即各户户主親自報上自家在村子解放之前的收入來源與經濟地位,通過村民公開討論的方式來確定每個村民的階級成份。農村的階級成份有僱農、貧農、中農、富農與地主。在這種環境下,人人都希望自己被定為貧農,這洋不但可以避免被鬥爭,而且還能分到地主的一部分財產或土地。但也有例外,筆者有一位朋友,按其家庭的經濟狀況,屬貧農。但在“自報公議”時,朋友的爺爺這樣自報:“給我評個中農就行了。”朋友解釋說,在當時農村,貧窮家庭會被人看不起,是很沒有面子的,於是老爺爺自報中農——自報富農會被人笑話。工作隊暸解這個家庭的情況,要給他們定為貧農,但老人家不願意——他不曉得貧農是一頂光榮的帽子,最後如其所願定為中農,也分給他土地,工作隊也繼續住在他們家——工作隊必須住在貧農家中,當地政府也一直把這家人看作貧農。
     第三步,鬥爭地主。在確定地主,也就是確定鬥爭對象之後,發動農民起來鬥爭地主。在鬥爭中,很多地主被遊街、被毆打、被殺,殘酷而血腥。在土改中,被殺加上自殺,究竟死了多人?沒有公佈過數據。有人估計有二百萬“地主份子”被殺,也有人估計這個數字高達四百五十萬。鬥爭地主的血腥恐怖和殘忍,令人髪指,有很多文章記載,本文不贅述。總之,我黨的土改是血淋淋的!
     第四步是分配地主的土地與其他財產。
     
   為甚麼我黨要搞血醒的暴力土改呢?
     這是有其歷史根源的。我黨是在俄共的安排下建立的私人組織,從建黨之日起,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接受共產國際的盧布,而共產國際實際上是俄共操縱的傀儡。
     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指使下,曾經在第一次國內戰爭中和國民黨合作、並肩戰鬥。但是我黨與國民黨合作之目的是利用對方、壯大自己,“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最後取得政權——“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一大黨綱》)。國民黨之所以“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原因是“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要救活他,就需要新血液”(孫中山和宋慶齡對話)。兩黨都想利用對方來壯大自己,這就種下了矛盾。這個矛盾愈演愈烈。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用槍桿子打下了半壁江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了。手握重兵的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接著在各地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彼時,國民黨有槍桿子,我黨沒有,我黨黨員只是在國民黨的軍隊中任職而己,是跟著國民黨幹。“四一二事變”後,我黨懂得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理,痛定思痛,也拉起一支武裝。自茲國共雙方互相往死裡掐,都想置對方於死地,國民黨要用槍桿子保住到手的江山,我黨要用槍桿子打下江山、坐江山。
     共產黨要幹掉國民黨,靠誰來幹呢?按照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以及俄共的實踐,是無產階級。怎麼幹呢?無產階級在城市暴動。可是,中國的情況和俄國全然不同,中國的無產階級,尤其是產業工人,力量太薄弱,成不了氣候,靠他們進行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革命完全不可能。我黨試過職業軍人的暴動如南昌起義,失敗了;試過城市暴動,如廣州起義、百色起義,都以失敗告終。毛澤東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之後,認識到中國的農民的造反精神,中國的農民人口基數龐大,一旦發動起來,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強大力量。毛澤東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必須發動農民並動員農民參軍,才能壯大革命力量。毛澤東於一九三一年春寫了一首詞《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最後一句是:“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所謂“喚起工農千百萬”其實是“喚起農民千百萬”。
     那麼,如何“喚起農民千百萬”和我黨“同心幹”呢?
     辦法是“打土豪、分田地”,進行暴力土改,按貧富劃分階級、分敵我,挑動農民以暴力掠奪地主的私人財產。僅僅是分地主的土地和其他財產,農民不見得會為了一點地和財產而加入到打倒國民黨的戰爭的行列中。萬一失敗,國民黨打回來,把分來的地還給原主,把分來的財物歸還,可以撇清自己的幹繫。但是殺了地主就不同了。農民手上沾了血,就失去退路,無路可投,只能和我黨“同心幹”,死心踏地跟著我黨造反,就會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不僅為紅軍通風報信、帶路、放哨、掩護傷病員,而且踴躍参加紅軍,為紅軍提供兵源。可見,並不是國民黨把農民“逼上梁山”,而是我黨把他們“逼上梁山”。
     在土改中製造恐怖的另一個目的是鞏固我黨建立的根據地。毛澤東曾說:“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老百姓在恐懼和緊張之中,不得不跟我黨建立的新政權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對立的一面,甚至中立,就可能會成為鎮壓和專政的對象。
     此外,在紅軍時期,“打土豪”不只是鼓動農民參加造反的手段,也是軍費的直接來源。在《黃克誠自述》中有一段記載: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打進長沙,“為了籌款,曾把長沙城裏的資本家、商人統統抓來,以殺頭和燒房子相挾,迫其交出款來。結果,嚇得那些資本家、商人紛紛逃離長沙。”
   
   一九五零年以後為甚麼繼續用階級鬥爭的方法進行土改?
     如果說在我黨在奪取政權時期,為了把農民“逼上梁山”,與我黨“同心幹”,只能發動農民進行這種血腥恐怖的土改,那麼,在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三年進行土改時,我黨已經取得天下,擁有數百萬的武裝,不需要這樣做了,完全可以通過立法和執法來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也可以採用國民黨在臺灣用的方法,發行債券和股票徵購地主土地,分給農民,來實現“耕者有其田”。一九五零年六月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第一屆二次全體會議在討論《土地改革法》時,就有許多“民主人士”提出由“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通過和平手段完全可以達到平分土地的目的,但是,毛澤東堅抉反對這種和平土改。他主張農民通過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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