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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之殇与“国安委模式”的破产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7月11日 首发

   

   今天是“709大抓捕”两周年,也是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2015年7月9日那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在党国中央当局的统一部署和协调下,对维权律师(人权律师)及其他维权人士的大抓捕从北京为起点铺向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几个月之内,数以百计的维权律师、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维权人士被政治警察拘禁、约谈、限制出境、监视居住、逮捕甚或强迫失踪。政治警察大肆捕人,党国媒体全面配合对落入魔掌的冤民进行抹黑,中华大地暗无天日。

    “中国人权律师节”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铭记维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的受难,铭记中共党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的迫害和摧残。中共党国当局罗织罪名对维权律师(人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进行长期关押、逮捕入狱、抹黑侮辱、滥施酷刑,实在令人发指。第二层含义是祝贺纪念维权律师、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及其他维权人士的顽强意志、英勇抗争和缠斗智慧。他们临危不惧、处变不乱、越战越勇,成功挫败了中共党国当局将中国维权律师一网打尽并摧毁其抗争意志的企图。那些受迫害的维权律师,肉身和生计都遭受严重摧残,但心智变得更加坚强、清醒和成熟;维权律师的队伍没有缩小,而是成长壮大,而且受到其他律师同行更多的同情、认同和支持;特别是一群维权律师的妻子们在大灾大难面前挺身而出,为她们的夫君奔走呼号、寻求正义、抗击强权,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同情、尊敬和关注。正是这种顽强的抗争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彻底打乱了中共党国当局的部署,来势汹汹的一场打压只落得个虎头蛇尾、草草收场。那些最顽强地抵抗的维权律师被陆续以缓刑或取保候审的方式脱离牢狱之灾,尽管仍然有几位英雄身陷囹圄。

    我同时使用“维权律师”和“人权律师”两个概念,体现着在国内外两种不同语境下定位的艰难。“维权律师” 与“维权运动”紧密相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指的是不畏强权、冒政治风险为公民维权的律师,特别是在官民诉讼和官民冲突中依法挑战公权力、为民请命的律师。一些维权律师认为,他们代理的是被官方列为政治禁区的人权案件,“人权律师”这一称谓更能准确地将他们与其他律师区别开来,特别是与官方所定义的“维权”区别开来。不过,“人权律师”这一称谓在民主国家中反而丧失了在官民冲突中挑战公权力、为民请命的“维权”含义。在民主国家中,“人权律师”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而没有任何政治风险,而且他们所从业的是没有公权力广泛侵权的环境,所代理的主要是涉及难民、移民等狭小范围内的专业案件。基于这种背景,我更倾向于使用“维权律师”这一称谓。

    实际上,“709大抓捕”体现的是习近平掌权以来“维稳体制”的升级。“维稳体制” 在周永康主导下成型,但在“法治”话语的制约之下明显底气不足。当时的“政法委模式”或“维稳办模式”,对“法治”还深怀顾忌,“维稳”基本上是被动反应、定点控制,而且尽量采取偷偷摸摸和去政治化的套路。习近平主导的“国安委模式”则是底气十足、主动出击、系统扫荡、明目张胆。“709大抓捕”是典型的“国安委模式”,这不仅体现在全面围剿、系统扫荡的抓捕方式,而且体现在公然政治化,以“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论罪。

    我在《从709案和炎黄春秋案看习记恶法治国》、《震动世界的“709大抓捕”一周年感言》等文中一再指出,习近平执政五年以来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蛮横地倒行逆施、疯狂地向极权主义倒退。在行善与作恶之间,习近平习近平选择作恶;在公民维权与赵家人维稳之间,习近平习近平选择维稳;在良法与恶法之间,习近平习近平选择恶法;在维护过时的一党专政与推动宪政转型之间,习近平习近平选择死守一党专政。习近平充分利用世人对党国官员腐败堕落的不满,一方面重用王岐山、傅正华、王小洪等典型酷吏,通过“刑乱世用重典”来整人立威,一方面将党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吹捧领袖忽悠民众来制造个人崇拜。

    习近平深得厚黑学真传,是善于包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惜好话说尽、也不惮坏事做绝。亲民、善良、推崇法治之类,都只是习近平的伪装,甚至这些伪装也以有利于他的专制权力及赵家人统治为前提,一旦他认为伪装伤及专制权力及赵家人统治,他会肆无忌惮地抛弃伪装。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举世瞩目的雷洋案大博弈中,习近平明知警察将暴打致死的雷洋造假为“嫖娼死”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为了袒护亲信王小洪及其他警察打手,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选择与人民和真相为敌,选择践踏法律毁灭法律尊严,选择无罪释放抓捕在案的涉案警察,连将杀人罪和伪造证据罪转为“玩忽职守”的轻刑惩诫都不愿实施。

    习近平如此肆无忌惮,“国安委”如此无法无天,重新到已被废弃的毛记武库中操家伙,却也意味着党国的招数已经用尽。近半年来郭文贵连续爆料,揭示顶层“盗国贼”们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以贪反贪、以黑反贪的丑恶现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习王联盟”所进行的反腐运动,不但与法治背道而驰,而且在道德上也已彻底破产。党国政权彻底陷入“塔西佗陷阱”,体制丧失了社会公信力,一切言行都会被觉醒的民众认为是撒谎使坏。

    环顾当今中国,经济在无可奈何地继续下滑、环境治理无力回天、公职人员普遍怠工怠政、官民关系进一步恶化、底层民众日益绝望、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与赵家人离心离德、对外关系腹背受敌举目无亲。显而易见,习近平因为倒行逆施而心劳日拙。毕竟,共产主义已经破产朽败,习近平还在煞费苦心地做着共产主义江山万年红的春梦,难道不是愚顽至极?

    有识之士不能不严肃面对党国“七十年大限”。全世界寿命最长的党国都在七十年左右结束生命,有其政权演变和代际政治的内在逻辑。党国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展现的不过是气数已尽、大限已到的末世气象。我不断强调,不论党国红二代们如何折腾,都不可能将党国政权传给红三代。继续维护党国江山的棋局是一个死局,不待智者而知。赵家人的明智选择,当然不是继续绝望地作孽或继续无谓地“自信”,而是尽全力赎罪并顺应世道人心,启动退出机制或转型机制。

    我煌煌中华的前途命运,绝不是在专制腐败政权的框架之内延续暴君、豪强与酷吏三者的混战、角逐与折腾,而是通过宪政转型彻底告别专制体制,重建中华民族的宪政民主,落实人权至上、主权在民、法治天下、公平正义等当代世界的普世价值。党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系统打压,使公民维权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合法律性(legality)彻底分离,使寻求公平正义的维权事业雪上加霜。但是,与此同时,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合流的趋势已经形成,昭示着新的转机。市场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建设宪政法治观念传播、对外交流吸收等方面所形成的积累,为中国宪政转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中国宪政转型这一伟大事业中,苦命的中国维权律师被上苍赋予国民先锋的神圣角色。责无旁贷,只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017/07/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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