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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中文化交流的政治反思

   藏中文化交流的政治反思
   
   (澳洲)安樂業
   
     藏中(漢)之間什麼時候開始了文化交流?何時達到頂峰?筆者堅信這個話題有利於兩方在文化(包括宗教)領域的互動及反思。由於篇幅問題,這裡採用蜻蜓點水式的捷徑來討論藏中之間所發生的幾個文化交流高潮期以及當代較勁期。如果有人對細節感興趣,請參閱筆者拙作《國際藏學史導論》(二○一六年台灣出版)一書。


   
     遠古藏中文化交流
   
     第一次高潮發生於距今約四千年左右。如《左傳‧哀公九年》載:「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而且,《後漢書‧西羌傳》說:「西羌之本,……姜姓之別也。」藏史把「炎帝」稱作「韋曲加佈」,即「渭河王」。
   
     由此大家可以推斷「炎帝」為羌人。羌人又是當今藏人的遠古稱謂之一,主要指東部藏人(即康和安多)的姓氏。中國史稱「炎帝神農氏」部族帶著西藏文化從西東遷融入中原皇帝部族,並在促使遠古華夏(中國)進入農耕社會上發揮了可貴而名垂史冊的貢獻。
   
     中古藏中文化交流
   
     第二次高潮發生於大約一千多年左右,也就是蕃(吐蕃)唐(唐朝)時期。由於吐蕃前後從唐朝迎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蕃唐之間方方面面展開了文化交流,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當今藏人仍視之為寶的佛祖身像來自唐朝。據藏史記載:「印度國一達爾瑪巴拉為感謝中國國王資助他擊潰入侵者,使佛法重放光明,特將其中一尊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奉送給中國國王。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時,唐太宗將這尊像作為嫁妝,由都城長安送抵拉薩。此後,這尊佛像便與藏傳佛教共榮辱。」
   
     另一例為因佛教在吐蕃的主導地位,中(漢)僧和印僧之間展開的辯論。七五五至七九七時期,中(漢)僧摩訶衍那在拉薩、昌珠、瓊結等地傳授禪法,信受弟子達到五千餘人。上自宮廷,下至普通僧人,習禪蔚然成風。中國史稱「頓門巴」;藏史稱「和尚教」。同時,吐蕃自印度佛教引進以來「漸門巴」(藏密,即苯教和佛教混合產物)的傳播和發揚最廣,因此,「頓門巴」和「漸門巴」之間發生了正統之爭。
   
     當時,吐蕃贊普邀請印度僧人蓮華戒,並親自主持印僧與中僧摩訶衍那一場決定誰為正統,由誰來主導吐蕃佛教的大辯論。辯論之前,贊普預備好兩個花籃分別交給中印兩僧,並對兩僧說:「請你們兩人辯論吧,負者應向勝者獻花,而且不許留在吐蕃,必須離開此國。」最後中僧敗陣,印僧勝利。但是,這對吐蕃文化,尤其是把藏傳佛教推向高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非常值得肯定的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至三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聖嚴法師(台灣)共同主持的跨世紀法會,即《文殊菩薩智慧法門──漢藏佛教世紀對談》在美國紐約登場。在這場法會上,兩位佛教領袖化解了藏傳佛教「漸門巴」和漢傳佛教「頓門巴」之間從八世紀延續至二十世紀末的千年怨仇。應當說這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對人類社會的一種啟示。
   
     近古藏中文化交流
   
     第三次高潮始於十三世紀,由於元朝對中國的統治和藏傳佛教被尊奉為國教,推動了藏中文化交流以及又一次達到高潮期。這主要體現於從元朝第一任帝師吐蕃政教合一領袖八思巴以來,一直由藏傳佛教薩迦派高僧繼任而延續,總共產生十幾位帝師,隨著元朝在中國的統治結束而終止。
   
     八思巴帝師經過先後對忽必烈皇帝三次灌頂,不僅把吐蕃三區還贈八思巴,而且依據帝師的教誨,廢除了蒙古軍隊在中國實施的「人填河渠」的政策,拯救了數以萬計的生命,因此,八思巴在當時中國人中享有「孔子第二」的聲譽。史料中有「英宗初即位,亦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的記載,從而看到當時藏中文化交流的盛況及其規模。
   
     這一時期,藏中文化交流史上還出現了一個特殊案例,筆者把它稱為「藏僧中國皇帝」。據記載:宋恭帝趙(一二七一年十一月二日──一三二三年五月),宋朝第十六代、南宋第七代皇帝,在位二年。一二七六年二月,宋室投降元朝後,封為「瀛國公」,又被迫剃髮出家,最後因寫詩被賜死。
   
     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十月詔遣瀛國公趙?入吐蕃習佛法、吐蕃字經。他在今薩迦寺出家,取藏文法名「卻季仁欽」。藏人尊稱他為「蠻子拉尊」。「蠻子」是蒙古人對宋人的稱謂,「拉尊」是藏語對出家王族的尊稱,中譯「合尊」。後為薩斯迦大寺住持,嘗取中藏佛經互譯比勘,校訂異文。
   
     近代藏中文化交流
   
     第四次高潮開始於十七世紀,滿清入主中原,於一六四四年順治帝即位以來,前後三次派使臣入蕃邀請達賴喇嘛進京。
   
     一六五二年正月,五世達賴喇嘛率隨行人眾三千人,自吐蕃啟程,前往清都會晤大清順治皇帝,互贈尊號。大清皇帝把五世達賴喇嘛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向皇帝贈送「金光四射,銀光普照,旋乾轉坤,人世之天,文殊大皇帝」的尊號。大清歷代皇帝繼承了這個尊號,這標誌著藏傳佛教格魯派(漢史稱「黃教」)被確立為大清國教,尤其是之後享有文殊菩薩聖地之稱的五台山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等因素,而使藏中文化交流以佛教為主線推向了高潮。
   
     元朝和清朝把藏傳佛教奉為國教,明朝和民國又把藏傳佛教視為拉攏藏傳佛教高層的手段,藏中文化交流便推向了一個新的頂峰,所以,元明清民國時期的史料中除了藏僧進京傳法之外,找不到中(漢)僧進藏傳法的記載。二十世紀中期,在拉薩取得第一位藏傳佛教格西(佛學博士)的中國僧人成為中共統戰藏人的特使,「文革」中他被迫害致死。總體而言,以往的藏中文化交流取得了輝煌而燦爛的成果。
   
     當代藏中文化較勁
   
     當人類步入當代,過去的藏中文化交流被較勁取代,馬克思主義主導的中國文化和西藏文化的碰撞與較勁令人深思。從「班禪靈童爭奪」到現今「達賴喇嘛靈童決定權爭論」,拉開了圍繞西藏文化核心價值觀輪迴轉世的「否定」與「反否定」的序幕。毋庸置疑,這是一場變相的「文化戰爭」,現已升級為「最危險」的階段。
   
     一方強大,另一方就必需要滅亡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此,藏中兩個民族已經站在歷史進程的十字路口,相互間理應學會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關係。筆者前面講過,八世紀的吐蕃贊普都對中(漢)僧和印僧給了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公開平台,難道二十一世紀中國領導者連八世紀藏人領導者的智慧高度都沒有嗎?
   
     那麼,西藏文化有何價值?國際藏學交流成為當今時期的特點,從一九七六年在匈牙利舉行首屆國際藏學學術討論會至二○一六年已經召開十四次。同時,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倡導下於一九八七年十月開始,幾乎每一年在達蘭薩拉和美國輪流召開的佛教與科學對話研討會,至二○一七年已經召開了二十七次。
   
     相比之下,中共的藏學研究還沒打開局面,更沒有恢復藏語文主導藏人社會的功能(即自治政府語文),幾乎所有的研究課題側重於政治需求而失去了在國際藏學界的地位和尊敬,甚至其反作用遍佈於世界每一個角落。
   
     與此同時,中共在藏實施的「選擇性信仰、文化和社會政策」導致了人心的動盪和製造了全民性的恐懼。如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遭到強拆,又在藏展開了鎮壓知識分子的「新反右運動」和正在實施「中文取代藏文」政策。但是,面對國際社會,中共政府採取派遣所謂「中國西藏文化交流團」來應付。中國有句俗話說得很好,「想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句話概括了當今藏人殖民地文化實況。
   
   摘自《争鸣》杂志 2017年7月号,总第477期,香港。
(2017/07/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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