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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还是革命)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野心人格进入民运,无论对于野心人格自身,还是民运,都意味着悲剧。
   中共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坚硬而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之路必然是献祭者的命运之路,而不可能成为野心人格的成功之路;试图通过创建民主政治实现个人政治野心,需要付出太沉重、太长久的个人代价,这在野心人格的天平上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野心人格彻底败坏了海外民运的人格构成。凡是中共专制体制内能发现的所有腐烂人格特征,都可以在海外民运中找到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之所以如此,端在于野心人格对海外民运的广泛渗入。海外民运外战外行,内斗内行;一时之间,背信弃义、阴险诡诈、鼠肚鸡肠、嫉贤妒能、勾心斗角、争名窃利、抢权夺势、首鼠两端等等人性最不堪之丑态,都以海外民运为舞台,粉墨登场,成为历史斜视中的过客。
   野心人格,乃海外民运内斗的人格之源;乃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这类人格的存在和活动所彰显出的肮脏、卑鄙、低俗的人性,似乎在告诉历史,海外民运是人格不净洁者的运动。海外民运也由此丧失了原有的群众基础,并且没有吸引新的力量加入的人格魅力。
   野心人格崇拜实用主义。被命运推进民运后不久,他们便意识到民运非栖身之所。所以,有能力通过别的生活方式实现其野心对生命价值的定位者,便纷纷弃民运如蔽履,另觅高就。惟独有一部分野心人格,除了混一个“海外民运大佬”的虚称外,再也无能靠自己的能力通过其它方式,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于是乎,他们便只能“悲壮”地坚守于海外民运之中,尽力使海外民运变成他们的个人财产,只差插上“私人领地,法律保护,请勿擅入”的招牌。这类野心人格虽然蠢笨无能,却又常常自视甚高,正在幻想中等待中共崩溃之后,回去捞个总理部长当当,过一把权力野心瘾。
   有人当会问:“现在海外民运中就没有高尚之人吗?”
   我对此一问的回答是:确乎有一类心灵纯而美之人,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受到理想主义的召唤,而壮怀激烈,投身民运。只可惜天不作美,这类理想主义者往往单纯到脆弱的程度。在同那些皮糙肉厚、心狠手黑的野心人格进行的政治较量里,一败再败,几至无还手之力。因此,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从来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主导海外民运。如何使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成为坚硬的意志――这是下一个历史过程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因为,脆弱的美,没有能力证明真理。
   理想主义人格屡败之后,其中一部分颓然退隐,另一部分间或还对民运有些许关注,不过,那种关注也只是怀旧之情使然。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孤独地坚守对自由民主真理的纯洁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海外民运还能保持最后几分声誉和尊严。
   这部分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更是艰难的。最艰难之点不在于同中共暴政的抗争,而在于同海外民运内部野心人格的周旋。对事的失望足以伤神,对人的失望足以伤心。伤神尚可奈何,伤心至极,常令人绝望。由卑污的野心人格导致之对民运的绝望,恰是理想主义者们心灵的艰难。不过,我相信,理想主义者们终将会超越绝望,思考这样的问题:与其承受同野心人格周旋的肮脏的艰难,不如破釜沉舟,同野心人格群体作政治上的决裂,再辟新的战场,去迎接同中共暴政直接抗争的锐利的艰难。
   人是具有道德良知的动物。任何一项社会政治运动都只有以其道德的魅力感动了历史,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民主运动是为所有人的自由权利争取法律保障的社会政治运动。福荫天下,泽被万众――这正是民主运动的政治道德之源。一旦野心人格成为海外民运最经典的人性表现,人们就很难相信,由这样一些自私自利且又卑鄙无耻的小政客主导的运动,会有政治道德的内涵。就连“六四”圣血为海外民运加冕的道德的王冠,也很快由于野心人格的种种小政客式的恶行,而黯然失色。
   社会运动一旦凋残了道德的感召力,就已经死亡了。所以,今后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重振海外民运,第一要务便是再铸海外民运的人格形象。因为,高贵的人格乃是政治道德的生命之源。
   
   三、海外民运凋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思想是人的灵魂;政治意志则是政治运动之魂。可是海外民运一直没有形成坚定、明确、统一的政治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海外民运可以说是无魂之政治运动。这也正是其迅速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之一。
   十余年来,海外民运思想混乱的状态从未得到的改善。思想混乱之中,政治意志肢零破碎,根本无法形成震撼中共极权统治的政治能量。但是,有人竟把导致海外民运边缘化的思想混乱,视为民主的当然结果,而且至今不误。真使人啼笑皆非。这些人似乎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只是一个艰难的目标;现在民主运动急需铸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去决战中共专制。而思想混乱,恰是海外民运的精神癌症。此症不除,海外民运断难成为具有创造历史的意志和能力的政治运动。
   纵观海外民运思想史,可以发现改良主义思潮始终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乱的潜流。因此,为使海外民运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决战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须对改良主义思潮进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义已经被过多的学者进行了过多的诠释。庸人学者们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简单的问题繁琐化,当繁琐到上帝都厌倦的时候,便很少有人会愿意对之进行讨论,于是,庸人学者就会以对繁琐的独占而宣称他们的渊博。为了避免除皓首穷经的腐儒外无人感兴趣的繁琐,为了能够对问题作简要、明快的讨论,本文所谓的政治改良主义只限于当代中共的政治范畴之内。
   当代中共政治范畴内的改良主义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它社会力量都应当以推进中共实现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愿,作为决定自己政治活动的前提。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人格承载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被“六四”一阵狂风,由中共官僚体制内,吹到了海外民运中的人;另一部分为现在仍处于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其中还包括某些结成朋党,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文人。
   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郁闷,四分失望,五分责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恋,八分怜爱,九分宽容,十分幻想。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暴政具有弃妇怀旧似的幻想,那种愁肠千迴、幽怨万般的依恋,可以令石人垂泪,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义上毫无怜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铁血手段向历史申明:它决不允许通过体制内的政治改良和平演进到民主政治――它决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
   尽管改良主义的文人制造或引进了诸如新权威主义、威权政治、后极权政治等等一系列伪概念,试图说明中共专制已经软化,因而有改良的实际可能,但是,“六四”对和平情愿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杀,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仍然处于典型的极权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泯灭良知的极权政治。
   “六四”之后,中共暴政被彻底剥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靠肮脏的物欲收买人心,维持专制的可怜境地。它要全体中国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却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中共暴政在这个意义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价是,当它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腐烂时,它自己首先腐烂了,而且腐烂到无可挽救的程度――事实上也没有谁真正想要挽救。
   当前的中共“上层一万家”,乃是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黑帮集团。这个政治黑帮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一切方式强化极权专制。而强化极权专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团可以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一是权贵阶层能够利用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法律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乃是自杀行为,因此,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没有自杀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当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经丧失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弃妇”们依然或者呼天抢地,或者媚态百出地召唤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结果必然是让人们在思想混乱中迷惘于改良的幻想,从而掩盖只能用民主大革命开辟中国未来命运之路的真理。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政治铁律:改良总是以强化改良运动主导者的政治地位作为目的;专制的改良,不是为了否定专制,而是为了给专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实际上对“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过分希求。由专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动启动并主导否定专制政治的政治改革――这种希求不仅违背政治逻辑和人性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实际例证。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喜欢以台湾民主转型为例,来论证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在此,他们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精神价值,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即中华民国从政治理论基础到法律制度本体,都与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蒋介石的独裁只是以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国共内战等国内国际形势的具体背景为根据。蒋经国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况下,向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理念的回归。所以,所谓台湾经验根本不适用于分析中共暴政――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残凶、最狡诈、最虚伪的极权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喋喋不休、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戈尔巴乔夫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提供辩护。中共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均被中共自己的专制铁手扼杀。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专制之兽性绝非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统治可比。这且不论,问题的实质在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历史性变革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共产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和主导的改良,而是来自经过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那泽、叶利钦等人物的出现,使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进程比中国少了许多艰难,这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不过,只有共产党官僚体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才是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政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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