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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如果統一就是奴役 (上)

   
   劉曉波:如果統一就是奴役 (上)
   
   更新: 2005-12-24 9:47 PM 標籤: 劉曉波
   


   【大紀元12月24日訊】一 分裂的羅馬帝國成就了西方
   自秦始皇通過武力征伐統一中國之後,大一統觀念就變成中國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絕對正確——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佔據著道統制高點,而從來不問: 1,如何統一,是武力強制下的統一,還是自願結成的政治共同體? 2,生活在大一統中的國民,是主人還是奴隸? 3,如果統一意味著武力吞併和更深重的奴役,這樣的統一還有必要和道德正當性嗎?
   
   如果說,不問是非善惡的大一統觀念在古代中國佔據主導地位,還可以得到歷史性的同情理解的話,那麼,當人類社會進入後冷戰的自由主義時代之後,再固守這種「統一即最高善」的觀念,無異于停滯在秦始皇時代。
   
   反觀西方對大一統觀念的認識,古代與現代非常不同,甚至就是截然相反。曾經強盛一時的羅馬帝國衰落之後,西方中古時期的知識份子,大都為羅馬帝國的分裂而痛惜;而現代西方研究制度演變史的大多數學者則認為,西方的幸運源於羅馬帝國的衰落,之後的長期分裂狀態保住了這種幸運。先是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繼而是西 羅馬帝國分裂為諸多王國、公侯國、城邦、教會領地等政治實體,使西歐逐漸進入了分權自治和政教分離的狀態,並自發地演變出自由制度——經濟上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自由憲政。自由制度因其善待人性的優勢而逐漸變成世界主流文明。
   
   
   反觀保住了統一的東羅馬帝國,它統治下的東歐進入現代文明的步伐之所 以緩慢,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憲政,則源於代替崩潰的羅馬帝國的不是分裂,而是又一個准世界性帝國的建立——拜占庭帝國。相對於分裂的西羅馬帝 國,東羅馬帝國曾經是強大的,拜占庭擁有大統一的霸權,但由於政教合一的專制式管理方式,最終在長遠的制度競爭中敗下陣來,且一敗塗地。
   
   分裂的軟弱的西歐率先實現了政教分離、地方自治、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議會憲政,造就了盛極一時的大英帝國;之後又是大英帝國的分裂和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使後來居上的美國成為當今世界的最自由最強大的地區。而在東方,一直保持著大一統帝國的諸國(拜占庭帝國、中國、印度……)全部衰落,以至於進入20世紀後才不得不從頭學習自由資本主義。
   
   西方的分裂和東方的統一之所以帶來不同的結果,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是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和各利益集團 討價還價的結果,但在諸多因素中最關鍵的因素乃在於對自由與奴役之間的不同選擇。也就是說,西方文化的演變逐漸形成了關於「權利神授」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義觀念: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自由和尊嚴以及福祉源於上帝,而國家、政體及其統治權力乃世俗社會的產物,其構成原則必須以上帝法為道義皈依。所以,人的自由,有著遠比民族或政權或國家更神聖的價值,不僅高於統治權力、國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於人之生命本身。
   
   故而,一方面,國家是為人的福祉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人的自由必須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落實到每一個體,通過法治來保障個人自由和維持社會秩序乃國家或政權存在的最大 道義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國家權力對人的自由構成暴力威脅或強制侵犯,在其他手段用盡而仍然無法改變獨裁保證的情況下,那麼反抗國家權力對人的自由的貶損,拒絕民族利益對個人自由的吞噬,就具有充分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為反抗暴政和捍衛自由價值而獻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人與其他動物相比的最大優越,就在於人是會思想的生物,所以,觀念不僅能改變觀念,更能通過改變人的觀念來塑造歷史和制度,形而下的世俗制度的道義基礎來自形而上的超越價值,是超越價值的道義正當性賦予世俗制度以道義合法性,信奉什麼樣的價值觀決定了選擇什麼樣的制度。正是在「神賦自由」觀念的引導下,分裂的西方才能把「神律」逐漸落實為「人律」,讓人擁有選擇的自由,讓社會給個人以財產權利、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給住民以自決權利,給社團以自治權利,給信徒以宗教自由,給企業和商人以買賣自由。正是法治下的自由使社會具有了長治久安的制度基礎。
   
   然而,那些沒有這些自由的龐大帝國,給人帶來的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強制性奴役——個人沒有財產權利、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住民沒有自決權利,社團沒有自治權利,信徒沒有信仰自由,企業和商人沒有買賣自由。所以,無論這樣的帝國曾經多麼龐大、多麼不可一世,也只能在人類文明發展中強盛一時,而無法獲得長治久安的社會秩序,當人類一跨進現代化的門檻,仍然固守著中世紀帝國的獨裁文明也就必然衰落。
   
   二十世紀中期,共產蘇聯也靠強制極權建立起龐大的紅色帝國,借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蘇聯依靠軍事強權收編了眾多加盟共和國和一大批東歐衛星國,成為與美國相抗衡的另一超級世界強權。但到了世紀末,前蘇聯紅色帝國似乎在瞬間就徹底崩潰,強權下的統一體及衛星國也隨之瓦解,東歐又上演一出類似羅馬帝國崩潰後的西歐分裂的歷史劇,靠暴力強加的統一體必然解體之時,也就是附屬國重新獲得自由選擇的權利之時。戈巴契夫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就是和平地讓東歐諸衛星國脫離前蘇聯的極權同盟;葉利欽執政時期做得最漂亮的一件大事,就是通過和平談判促成了前蘇聯帝國的解體。這些已經擺脫了蘇聯強權的東毆諸國,這些獲得或獨立或自治的加盟共和國,其民眾也大多獲得了基本的自由權利。
   
   換言之,在付出了超常代價才掙脫了被強制的奴役而獲得了自由之後,所有的昔日附屬國決不會再重蹈幾百年前的覆轍——用被奴役的代價維持一個二十一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或蘇維埃帝國。
   
   無獨有偶,在中華帝國的演變史中,也上演了類似的歷史劇:大清帝國衰敗之際被迫脫離本土的地區香港和臺灣,儘管這種脫離是殖民時代的產物,充滿了被外族強制的屈辱,卻在世界文明的整體進步中,有幸先於本土而得到現代文明所賜予的自由和富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稱融合了56個民族的大陸本土則全面落伍,當初以為從此站起來的中華民族,在擺脫了殖民者的強制之後,遭逢的非但不是解放和自由,反而是更全面更殘酷的極權式奴役。雖然,拜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死後改變了統治策略,開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雖然,拜現代文明所賜,中共獨裁統治的高科技手段(特別是通訊、交通、武器)有了明顯的飛躍;然而,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仍然處在中世紀的帝國時期,至今仍然沒有放棄建立更龐大帝國的中世紀迷思,對內不給少數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對外不承諾 放棄用武力統一臺灣,以獨裁強權干涉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舉步為艱。
   
   二戰後,現代文明的一條重要原則就 是「住民自決」,它是由個人自由乃天賦人權的價值觀中引申出來的,並得到最權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承認。在此一原則下,任何統一的達成和民族衝突的解決,皆不是取決於強勢一方的武力強制,而是取決於少數民族的自願選擇,一旦強勢政權依靠武力來解決民族爭端和統獨之爭,必然造成大規模的種族歧視、人權災難和社會動盪。特別是當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甚遠、政治制度截然對立的情況下,如果強勢一方不尊重弱勢一方的民意而採取強行的武力統一,一來現在的國際社會決 不會漠然視之,二來現行國際規則允許國際社會進行人道主義干涉。
   
   如果統一只能意味著強制和奴役,那就寧可不要這樣的統一。
(2017/07/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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