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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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胡瑗的高弟刘彝直言,胡瑗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并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明体达用之学”也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指导思想,给了二程洛学以正面影响。在“宋初三先生”中,程颐最尊敬胡瑗。《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

   先生在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又尝语人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又尝言“安定先生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于从政乎何有!”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幼年家贫,父早亡,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通义理。但四举开封府进士,均于科场失利,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近20年,人称“泰山先生”。其门下贤良之士甚多,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皆一时精英。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朝实行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诏命“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范仲淹年谱》)宋仁宗对之甚为礼敬。

   范仲淹与孙复因缘际会颇有戏剧性。《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说:

   “公在睢阳(按即南都,今河南商丘)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四举进士不第、穷困潦倒的孙复,穷游在外,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受到范仲淹的帮助,并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孙复不负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著名的“三先生”之一。胡瑗的经学修养够高了,《宋史》谓胡瑗治经不如孙复,可见孙复的经学功夫之厉害。

   与胡瑗、孙复并称“宋初三先生”的,还有一个是石介石守道。曾创建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是泰山学派创始人,世称徂徕先生。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任国子监直讲,“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任高官要职,实施“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振奋,说:“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遂使夏竦等人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颂刚脱稿,孙复就警示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庆历四年,夏竦等人诬陷搞范仲淹团队搞“朋党”,同时从石介开刀。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黜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请求外放,变法遂告失败,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于庆历五年七月病卒于家,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宋仁宗便派官员去发棺验尸。知兖州杜衍、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具保,幸免发棺。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石介在国子监以《易》、《春秋》教授诸生,“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广论“理”、“气”、“道统”、“文道”等,反对佛道,开宋明理学之先声。理学家群体对石介的评价颇高,“二程”就十分尊崇石介,朱熹称赞石介是超过韩愈而仅次于“关洛诸公”的“第一等人”。是一个“刚介”、“不动心”的人等。

   对于“宋初三先生”,黄宗羲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二程)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可以说,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

   对于佛老,范仲淹和“三先生”都持排斥态度,然轻重和角度不同。范仲淹在著名的《上执政书》中极论国家大事,书中提出了六项十八字为政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其中将佛教过度发展导致的“缁黄荡而不治”作为社会一患。缁黄即僧道,和尚穿缁衣,道士戴黄冠,故称。书中云:

   “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洁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众多而行为丑恶),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诘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于沟壑矣,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其京师道观,多招四方之人,宜给本贯凭由,乃许收录,斯亦辨奸细、复游散之要也。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

   佛教以真常为性,能劝人为善,范仲淹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角度考虑,有所认可。但庶民百姓不易理解,又不是治理天下之道,而出家之人不能赡养父母,与儒家之孝义相冲突,所以“君子弗论”。书中对寺院大兴土木亦深为不满,提出了建议之方:

   “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废出于内帑,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某谓内帑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谄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作仓促之忧,须给赏之资,虽欲重困生灵,暴加率敛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不可不戒。”

   范仲淹是基于国计民生,就事论事,希望国家能对佛道进行管束。孙复、石介等人则是从理义根本上否定佛道,颇为深恶痛绝。孙复在《儒辱》中写道:

   “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垒为辱,士以地广大荒而不治为辱,然则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欤。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舍其本则何所为哉。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

   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絶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羣,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

   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絶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巳,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与人争詈,小有所不胜,则尚以为辱,矧彼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哉。

   噫,圣人不生,怪乱不平。故杨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韩出而扬雄距之,佛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微三子,则天下之人胥而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余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则芟夷藴崇(蕴崇有积聚、邪恶二义)絶其根本矣。呜呼,后之章甫其冠,缝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从而尊之者,多矣。得不为罪人乎。由汉魏而下迨于兹千余岁,其源流既深,根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类,其将奈何,其将奈何。”

   石介《怪说》说:

   “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

   杨亿,北宋文学家,以骈文名世。

   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五胡乱华的时候,受到诸胡君主的推崇。南北朝时佛教大兴,梁武帝竟然以帝王之尊而舍身事佛。儒道衰微,当时罕有辟之者。至韩愈作文辟佛,明夷夏之防,倡孔孟之道,为宋儒辟佛先导。宋儒辟佛,自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始。其后横渠、二程、朱子、曾公亮、李觏 、欧阳修、苏轼、朱熹、胡寅、胡宏、陈亮、叶适、张拭诸儒,皆痛批佛教,有力有理,佛教逐渐归正,儒家螺旋大兴。2017-7-10余东海于南宁首发于儒家网

(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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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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