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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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儒门杂家

陈寅恪先生:儒门杂家余东海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赵元任杂乱不通,玩物丧志;王国维昧于本性,未能上达。梁启超最为优秀,然而学问根基不牢,明辨功夫不足,文化、政治立场皆有失坚定,一生多变,离君子儒尚有距离也。

   四导中陈寅恪名声最大,最受学界推崇,有人称他为“活字典”,有人说他是“教授的教授”。传梁启超也对他佩服得紧,自称“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云。傅斯年赞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更是抬举离谱。三百年来,道德文章学术高于陈寅恪者数以百计。就是民国期间,高于他的不下十个。

   陈寅恪世家子弟,家学渊源,自己也能努力,学问倒也不错,然博于下学而未能上达,未能约之以天理,归结于仁道,可谓博而寡要。我给他的定位是儒门杂家,简称杂儒。这是由他自己的言论观点决定的。陈寅恪学问的精华和优点,学界论之已透,容我挑出他两个不纯不正之处。

   二陈寅恪混淆儒法两家的原则性区别,将秦法视为“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将秦制视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此大不正也。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上述全是谬论,谨驳以三点。首先,儒家倡性善论而荀子主性恶论,根源处已经背离儒学,沦为外道。唯其礼法并重,故仍属之于儒门,称儒门外道。其弟子韩非李斯之流,虽接受过荀子之教,然去礼取法,倡导法术势,完全背叛儒学、背叛荀学而沦为邪道了,不仅是一般外道而已。所以,李斯佐成秦治,是秦法家佐成秦治,不仅与儒家无关,与荀子亦无关。

   在李斯投奔秦国之前,荀子对李斯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警告。《荀子议兵篇》记载,李斯认为秦国兵强海内,威行诸侯,可见用兵不用讲仁义,可以便宜从事。荀子责备李斯被秦国累世的军事胜利所迷惑,不知秦国军功愈多,愈恐惧天下各国联合起来,这是末世之兵;李斯所谓的便宜从事,其实是不便之便,只有仁义之兵才是大便之便。很显然,李斯没有听进去。

   其次,秦制绝非儒制,更非“儒家理想之制度”。秦制包括郡县制、君本位的独裁制和刑法制度。对于郡县制,某些儒者有所认同,王夫之有个著名说法:“天假其私以济天下之大公”,意谓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本是出于维护家天下独裁制的大私心,但天道冥冥之中借着他的私欲发明了一种有助于天下为公的制度。暴秦家天下迅速灰飞烟灭,但郡县制却延续下来了。但秦制中君本位的中央制度设置和恶刑恶法,汉朝逐渐修正优化也就是儒化,成为敬天保民的礼制和德主刑辅的祥刑。内廷外廷逐渐分开,君权相权有所均衡。所谓“汉承秦制”,一是承郡县制,二是汉初继承了秦制中某些恶法,但也逐步有所废除,如汉武帝废除肉刑。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制度、法律性质更是根本不同了。

   又其次、“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早已实现于三代,并非于秦始皇之身才得以实现。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归功于暴秦是一大流行错误。这是《中庸》记载孔子的话,可见春秋之前就有“三同”。至少西周时汉字的符号文法和文章结构亦统一,国家一级道路称为周道或周行。“行同伦”还可上溯至尧舜时。注意,儒家“行同伦”的伦,是指以仁为本的伦理礼制,可不是“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冠带之伦意谓高冠大带之辈,指六国诸侯。秦始皇兼并冠带之伦,将伦理道德彻底破坏无遗。秦始皇实现的不是“行同伦”,而是行无伦,行同恶。

   陈寅恪不明儒家与佛道之根本区别。儒佛在伦理、人道层面的区别,他是知道的。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

   “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他知道原始佛教教义无父无君,与中国传统伦理和制度不能兼容,所以佛法东来,必须经过中国化即儒家化的过程。这很正确。但他有所不知,这种冲突是外在和表层的,儒佛两家对于道体认证有所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不同,这才是根源处、原则性的区别。对此陈寅恪并无认识,可见其学术大不纯,缺乏择法之眼。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

   “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故外服儒风之上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儒家非真正之宗教,这没有错,但并不意味着儒与佛道在原则理义上没有冲突。真正的儒家,形上形下贯通,内圣外王一致,同归于仁道。不“外服儒风之上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的,纵然是儒生或自称为儒,绝非醇儒正儒,而只能是杂儒、儒门外道或者佛道之人。

   陈寅恪涉及儒佛道的言论,不乏卓见,但问题也不少。例如,他对于佛道尤其是道家,抬举非常过度,很不儒家。王阳明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道不远人,不远愚夫愚妇组成的社会,也不远愚夫愚妇的人欲和人性。对于人欲,儒家不是绝灭而是引导;对于人性,儒家不是违反,而是提升。佛道则“为道而远人”,故不可以为道,非人生之常道、人类之正道。

   而陈寅恪论及道教时,认为新儒家的学说,大都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佛教为之先导;道教对域外输入的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都能尽量吸收,同时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将众家之说融成一家之说以后,仍然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而新儒家就是继承了此种思想遗产而能够大成者。(详见陈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这类说法于道教和道家是过誉,于儒家是无意的贬低。其中“新儒家的学说大都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佛教为之先导”这个观点颇为流行,其实非常不儒家,不正确,却为很多学者所重复,还发展为“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之说,纯属想当然。受到佛道的刺激、激发,儒家更加强调天道信仰,强化天命意识,全面深入讨论阐说天理良知,这是理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没错,但不能说理学吸收佛道思想。理学所有理义,都有圣经圣言依据,无非吾儒故物之翻新或反本所开新。这个问题我在《宋儒和理学》一书中深谈,兹不详论。

   1919年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习梵文时,曾对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做过对比。据吴宓《日记》是年12月14日条所载,陈寅恪说: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引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余英时文说,这是朋友间的闲谈,由吴宓记录了下来。吴宓当时在《日记》中特别注明,此段“尽录陈君之语意”,故大体可信。余英时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赞美陈寅恪,他认为“陈寅恪的价值规范与动力诚然是由儒家传统提供的,然而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接受传统儒家价值的经验内容。”而这恰恰暴露了陈寅恪儒学功底有限,学问根基不牢,对儒家圣经和圣贤“精深远大之思”和“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缺乏必要的认识。

   陈寅恪反对三纲。他在《论再生缘》中表彰才女陈端生说: 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寒柳堂集》) 余英时称陈寅恪:“在摧破旧三纲方面,他和谭嗣同并无分歧。”谭嗣同杂家也,比杂儒尚且差得远,陈寅恪与之同调,自外儒家矣。三纲者,君君臣臣、君为臣纲,父父子子、父为子纲,夫夫妇妇、夫为妇纲。三纲五常皆儒家故物,人道正理。东海有《理直气壮承认三纲》辨明之。摧破三纲,必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

   三纲绝,人祸起。晋《后汉记•光武帝》记载,逢萌闻王莽篡权,“子宇谏,莽杀之。萌语友曰:“三纲绝矣!祸将及人。”即解衣冠,挂东都城门,将家属客于辽东。

   摧破三纲,非儒家所宜言也。

   三称陈寅恪为儒门杂家,是我从陈寅恪散见于诗文议论之中的儒学观得出的结论。陈寅恪生平虽然尊儒,并未自称儒家,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倡导儒学的运动,也从未以儒学史的专家自居。从儒学角度着眼,将陈寅恪定位为杂儒,只有过誉之嫌,绝无贬低之意。

   古来儒家人物无数无量,以道德论,有儒士、君子、贤人、圣人等差异;以学问论,可分为醇儒、别儒、杂儒(儒门杂家)、儒门外道三种。醇儒有大、小之别。大儒重视格致,博学于文,既博于儒学,又博于诸子百家。小儒虽纯于儒,学问眼界不够宽广。杂儒亦博,博采众家,然博而不精,立场根基不稳,儒门外道原则处有重大错误。

   杂儒只是学问驳杂,正纯度不足,在学术上犹高于儒门外道。儒门外道不仅理义不纯、根基不稳而已,在世界观人性观之根源处还存在重大错误,如荀子。依此标准,定陈寅恪为杂儒,最为合适。

   儒门杂家也是儒,故能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并有不少高见而没有三观层面的原则性大错误,高于儒门外道,更高于一般杂家和外道人士。论德性,陈寅恪更有大过人处。其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正可用在他自己身上:“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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