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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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天下君主制三大弊

   家天下君主制三大弊

   中道文化没有局限,但历史有局限,人类有局限,儒生也有局限,不可能人人都是圣人;历史上儒家政治和制度也有局限。别说元明清等偏统,即使是夏商周汉唐宋等中华正统政权,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

   即使中华正统又圣王在位,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孔子又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王道政治不封顶,无止境,即使尧舜也难以事事圆满。

   人类恶习深重,一个人要建立君子人格不容易,有志于学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学者都能“三十而立”,不能保证儒家群体都是君子;一个政权要抵达王道境界,同样不容易。儒化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儒化的政权都能王道平平并持之以恒。历代儒家王朝末期,往往政治无道,腐败严重,有两大原因:

   一是越来越偏离乃至违反儒家原则,二是家天下君主制。两大原因密切相关。

   民本位、民重君轻、以道制势、道统高于政统等王道政治原则,在君主时代未能完全落实,更别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了。君主本位、君重民轻、道制于势、政统凌驾于道统等倾向,很容易在家天下制度中产生。

   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先天性的制度缺陷,所以即使儒家王朝,盛世也不久长。其最大问题是过度依赖君主个人道德修养,一旦出现昏君暴君,后果不堪设想。唐朝是中华正统,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但整体上政治品质仍很有限,早期宫廷内斗血腥,中晚期内乱内战不断…

   家天下君主制的痼疾之一是“阉祸”,即宦官干政或专权导致各种恶果。黄宗羲指出:“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明朝的阉祸尤为严重:“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而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明夷待访录》)

   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和乱臣贼子,不外乎四种人:一是邪人,即发明和信奉邪说的人,如商鞅韩非李斯赵高;二是暴君或邪教教主,如秦洪毛;三是奸臣权相如韩侂胄;四就是太监,如唐朝杀过二王一妃四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仇士良告老时向徒子徒孙传授固宠弄权经验:“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新唐书•仇士良传》)

   家天下君主制,既有其道统的合法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又有其不足和流弊。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强调君权本为天下公器,并非一家一姓所可私有,对于家天下君主制的不足和流弊,提出严厉了的批判。他说: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黄宗羲指出,古代君主的产生是为天下兴利释害,而自己倍受劳苦,并无私利可享。而“后之为人君者”与古代背道而驰,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原因是古今君民客主倒置,故天下罪恶总由君而生。后之为人君者之所以能够违反“设君之道”,“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无疑是家天下君主制提供了方便。

   我曾经总结家天下君主制的三大弊:

   其一是君主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若出昏君暴君,危害特别重大。为了纠正或救治君王的错误,为了坚持正义维护公道,救民救国,无数儒者付出了各种巨大代价包括生命。

   其二,在天下为家的制度框架下,民本原则和国民利益不易得到强有力的有效保障,很容易受到侵蚀和破坏,以民为本很容易变成“以家为本”和“以君为本”。如明朝就是流于君本,清朝则滑向“族本”--满族主义。本来是 “天下为主,君为客”,却演变成了“君为主,天下为客”。(王夫之)

   其三,最高权力交接问题,自古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儒家王朝对这个问题也都很棘手,这方面常常难免血腥暴力和阴谋,为之君臣反目、兄弟为敌甚至父子互斗。三代乃文明典范,然夏朝开国之君启,对不肯臣服的有扈氏不得不“恭行天之罚”。启乃禹子,德望甚高,仍不得不如此,可慨也夫!

   对君主制三弊,民主是最不坏的解药,一可局部实现天下为公(国家为公),二可对领导人和官员群体形成一定的有效制约,无论他们如何昏暴,危害有限。

   夏有桀商有纣,西周有厉幽,家天下君主制的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在君主制的框架下,民本原则容易异化,民意合法性很难保障,昏君暴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对于这个政治难题,唯古代中国“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和现代西方“定期公选”的民主制,能够切实解决之。

   家天下与民本原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张力,最好也是小康制,有局限。儒家始终以“天下为公”为理想追求,但也承认家天下的历史合法性,拥护君主制,并非以之为理想,而是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社会进步文明发展需循序渐进,君主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人从幼稚到成熟有一个成长过程,可用圣贤高标来引导之,不可用理想人格来苛求之,历史也一样,可分为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在据乱升向太平的漫长进程的某些阶段,“家天下”甚至“霸道”都属于次优选择,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如孔孟,怀抱大同理想,现实追求则是小康。

   “以人成长喻史”,取其一端而已。古人云比喻都是蹩脚的。历史的发展非直线型而是螺旋形,还会大拐弯。东海早就指出,三代至今,拐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弯,政治文明一直在倒退,即光明越来越弱黑暗越来越深,但从更高广的历史角度看,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终究是要上升的。

   关于政治文明会不断发生历史性倒退的观点,并非东海发明。法国路易斯说过: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不断进步,政治领域却例外。(大意)不同在于,东海认为政治不是永远倒退,而是拐了大弯,从更高的历史维度看,政治同样是趋向文明的。拐的弯大,届时进步的速度力度也会特别大。

   由于人类恶习深重,历史在即使进入升平世,仍有反复和倒退,有可能退回据乱世。但是,良知终究是人类本性,其正面作用终究会越来越大,人类社会终究要蜿蜒曲折而百折不挠地升向太平世。尧舜时代的大同,属于原始模式,未来的太平世才是大同理想的终极模式。

   人类历史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恶占上风为据乱世,善占上风为升平世,善占绝对上风为太平世。太平之前,善恶之间的拉锯战极为长久。但从整体和全局而言,人类文明必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的。就像佛教说众生最后都是要成佛的。一阐提断绝善根必下地狱,但仍有佛性仍可成佛。

   中华文明超越西方几千年,足以证明儒家的优秀。但反儒派多昧于历史,把几千年中华看得一片漆黑。一些人虽不反儒,但受蒙昧派影响,对中华历史评价偏低,对历史的局限性亦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古代。

   或问:“儒家为何两千年间无法拯救中华,只是倒掉一个王朝又建立一个新王朝然后再倒掉,为啥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就是文明相对性,在大同理想实现之前,光明与黑暗的拉锯战是持久的。

   这种相对性,根源于历史有其局限性,最好的文化在实践中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要求古人超越历史局限开出和实践民主,是不现实的。家天下君主制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历史局限性基础上的。

   或谓古代是“权力垄断”。此言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历史从“公天下”的禅让制滑向“家天下”的世袭制之后,皇权确被一家一姓垄断。然复须知,儒家王朝毕竟有道统引导制约和民本思想垫底,权力垄断程度有限,底层上升渠道畅通,比起法家家天下、现代党天下来,仍不乏开放性。

   新华网说“中国仍在努力摆脱两千多年人治的阴影”云,这是对历史和儒家的双重无知。儒家仁政德治落实于制度,就是礼制,礼乐刑政具备。从尧舜到明清,所有儒式王朝实行的都是礼制。古代礼制当然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绝非人治则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的局限性根源于人性的局限性。人性有本习习性,习性分善习恶习。由于人类恶习深重,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政治文明还会发生倒退现象。儒家怀抱理想的远大,同时又尊重现实的严峻,其实就是尊重历史和人性的局限。儒家在主权问题上有时候对民意的尊重顺从,就是这种尊重的体现。注:本文选自于东海待出版著作《中国历史精神之八:历史的局限性》首发于儒家网

(2017/07/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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