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严家祺
[主页]->[大家]->[严家祺]->[阮耀钟谈科大校长管惟炎]
严家祺
·
《霸权論》(2006)书摘
·
·严家祺《霸权论》的主要观点
·《霸權論》9章81節287頁全部書稿
·《霸權論》書頁中另行排版的85句短文
·《霸权論》目录和序
·1·1国家是一种活的“行为体”
·1·2“人——马系统”的智力和能力
·1·3“巨系统”和涌现特征
·1·4目的:“未来实现的事”对“现在的行为”有约束性
·1·5无脑动物、有脑动物和理性水平的高低
·1·6从“水母群体”到“极权体系”和“遥控机器人群体”
·1·7自主行为系统的层级与交错
·1·8兩个“自我”
·1·9“狡詐”是“政治行為體”的重要特徵
·2·1从“国家有机体論”到“地缘政治学”
·2·2 2·3每一个“國家”都有一个極难改變的「地緣環境」
·2·4「國家行為體」的模型
·2·5躯体的萎缩是拜占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2·6 2·7動亂:「國家動物」的「情緒爆發」
·2·8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2·9國家的“動物性”和“板塊性”
·3·1古代世界地图的变更
·3·2波兰的“再生”和“国土”的平移
·3·3 3·4 3·5 3·6国家的扩张、分裂、解体、倂合和一体化
·3·7国界的人为变动
·3·8“大马士革——哭墙”分界线
·3·9中日东海专属区的划界问题
·4·2狭义与广义战争
·4·3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
·4·4军事行为体的六项构成
·4·5 4·6軍力流動論
·4·7点目标和点击战
·4·8 4·9政治動物間的溝通障礙
·5·1三代國際體系
·5·2地域政治:離心力與向心力
·5·3「體系」與「國家」間的「中間態」
·5·4 島國主義與內陸主義
·5·5均勢平衡者角色
·5.6國際體系的簡化模型
·5.7國際體系結構的要素
·5.8國家間的四種作用力
·5.9國際體系的四項特徵
·8·1太空的范围和划分
·8·2航天时代
·8·3"高边疆”战略
·8·4太空资源和太空工业化
·8·5单向透明战场
·8·6太空战
·8·7NMD和TMD
·重贴:《霸权论》『全能战争网』和『战争脑』
·外星殖民:太空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在表現形式上的区别
·太平洋五大板塊
·关于主权、主权权利和南海裁决
· 为何仲裁庭無權裁决南海那些问题
·南海的四种海域
·海牙仲裁庭的两项法律错误
·严家祺:耶路撒冷“一城两国”的分界线
·中国也应当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
海外民运
·
·1993年海外民运大分裂旧文
·《苹果日报》文章《伦敦会见方励之》
·逮捕刘晓波更扩大了《08宪章》的影响
·零八宪章和刘晓波面对中国的“非人政治”(2009-12-25)
·中国民主党人的“千年刑期”
·中共當局三次迫害高瑜
·釋放王炳章!“釋放”王軍濤!
·嚴家祺:王炳章和時代廣場的鐵籠
·王炳章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心因王炳章的苦难而滴血
·维权律师是缔造中国法治的中流砥柱
·严家祺: 维权律师是缔造中国法治的中流砥柱
·从刘晓波想到王炳章的悲惨状况
·刘晓波和08宪章的精神永垂不朽!
·刘晓波永远与08宪章不可分离
·輓聯配空椅大華府公祭劉曉波
·刘霞的诗
·
新贴文章
·
·人的『理性精神』和人的『动物精神』
·政治十年一变(东部论)
·2001年对中国『卷入全球经济』的预测
·中国经济进入全面衰退期
·严家祺谈钱钟书——致北京友人书
·什么是感觉的『死而复生』?什么是生活的『极简主义』?
·怎样看待中国金融的『世界接轨』?
·文革三大根源
·五十年後谈文革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
·五十年後谈文革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
·“老红卫兵”遇到了“新问题”
·《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 博讯网址: http://blog.boxun.com/hero/yanjiaqi99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阮耀钟谈科大校长管惟炎

科大同学传来文章


阮耀钟1958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有雄心


   
    2017年3月15日,我们一行四人在王冬青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物理系退休教授阮耀钟老师的家中,开始了我们的采访活动。阮教授毕业于中国科大技术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是我国首届低温物理专业58级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阮教授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凭借研制低温热导测量装置的国防任务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与阮教授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们听阮教授娓娓道来他的求学时代和留校科研经历,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位科大人对教育的执着、对母校的爱,也对科大风雨六十年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左起:路哲宇、王冬青、阮耀钟、朱源、李鸿霄)

大学求学时代


    “我很荣幸,当年在金华一中毕业,保送到了科大,成为中国科大第一届(58级)的学生。”阮教授笑着讲道,“科大自建校起就非常重视本科生的基础教育。我现在回想起来,甚是发觉重基础是科大办学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高等教育里,打好基础更重要。在建科大之前,北京大学是理科的,清华大学是工科的。理工分家,没有综合性的名校。因此,钱学森先生等人主张办一个理工结合的大学。上学的时候,华罗庚先生的大弟子龚昇老师教我们的数学,钱临照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当年称为学部委员)给我们讲物理,条件真是非常好。我们念书的时候有一句话:穷北大,富清华,不要命的上科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跟清华大学比,我们要多学理科的知识,比如四大力学;跟北京大学比,我们要多学工科的知识,比如机械制图等。所以我们的学习负担比他们都重。”
    阮教授还向我们耐心地讲解了自己大学时代的专业课情况。“当年科大设立的许多专业都是国内其他大学没有的,同时又是‘两弹一星’不可缺少的尖端科学技术。我念的低温物理专业就是科大首先在国内创办的,而且有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低温研究室做坚强后盾。我们所有的专业课都是物理所低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给我们上课,比如我们国家低温界的鼻祖洪朝生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当年称为学部委员)以及曾泽培先生、管惟炎先生都亲自给我们讲专业课。当年科大是五年制,最后一学期是做毕业论文,我们58级多数学生是到物理所做毕业论文,少数同学在物理所曾泽培先生指导下建专业实验室。我们低温物理专业的专业实验全是在物理所曾泽培先生的指导下建的。筹建专业实验室所用的仪器设备全是从物理所器材处领的,物理所还支援了一名车工和一名钳工,承担筹建专业实验室所需的金加工,所系结合简直就是所系一家。我们专业开设的专业实验不仅在国内其它所有高校都没有,并且所有的专业实验都可以说是一个个科研项目,在当时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比如,气体温度计、低温热导测量、低温比热测量等实验。”
    听着阮教授讲自己的学生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由衷地感到幸运。何其有幸,能够在一所这样的大学学习。

离开北京后科大的一些往事


   阮耀钟老教授由衷地感叹科大能够办到现在这样真的不容易。1970年,科大从北京搬到合肥。在“文革”中经那次折腾,对科大的打击是很大的。原来科大在北京就是依靠科学院为后盾,全院办学,所系结合。讲课的老师基本上都是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科大下迁合肥,可是讲课的老师基本上都没有跟着来。当时随校下迁来的,除了钱临照院士和杨承宗先生,差不多都是和阮教授年龄相仿的三十左右的中青年。
   阮教授说:“科大搬迁到合肥。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我亲身经历了科大下迁的整个过程。当时我在物理系当助教,我和另外一个59级同学一起来合肥。我们乘坐的是闷罐车。这种车不是停靠在正规的客运车站,它停在货车的调运中心,在荒郊野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车。我们吃的只有干粮,还可以解饿;但没喝的,七零年还没有矿泉水。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天不知是怎么敖过来的,不可思议。我们负责押送仪器,不是和学校主力一起行动。那么多天的路途,闷罐车没有厕所,非常艰难。多少车的仪器和资料都是我们师生亲手搬的,就只靠每个人的两只手,从北京搬到火车上,到合肥,又从火车上搬到学校。我们下来的时候,科大东区是从前的合肥师范学院,里面还有农民在放牛,可以使用的只有第一教学楼旁那几栋成旧的楼房。不得不说,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科大在合肥获得重生是奇迹!”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大顺应时代的发展,锐意改革,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科学的春天开始了。那时学校上下的风气非常正。教师认真教书,学生努力学习。1984年管惟炎先生出任科大第一个专职校长,从北京调到科大,科大给他五间一套的房子,但他说,我不需要那么多房子,空着也没用,就改成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一直住到离开科大。科大要给他开小灶,也被拒绝了,他就在学生食堂和学生一块排队买饭。那时科大的食堂,只有桌子、没有凳子,他也和学生一样,端个饭盒,站着用餐,一边吃饭,一边与学生聊天,这在中国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风景。科大是淮河以南第一个给学生宿舍装暖气的大学。当时科大老师家里都还没有暖气,有的老师很有意见,管校长就跟这些老师说,你们家里有小孩的话,如果你很穷,有一点钱可以买点好东西,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为科大争取到大约六、七亿经费,科大西区就是那时开始建的。当年许多高校都买了高级轿车,唯独科大不买一辆高级轿车,开的始终是上海的国产车。
   管校长在科大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学,学生自治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带领师生第二次创业。《人民日报》连发五篇“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给予报道称赞,科大一时名满天下,是科大的鼎盛时期,管校长深受师生爱戴。
   那个时期是科大最民主自由的时期,也是科大学风最好的时期。他的女儿是科大86级学生,她一进科大,同学们个个都像高考前一样地用功。有一天晚上,她在第二教学楼上自习,突然停电了。同学们又喊又叫地往楼下跑,跑到一半又来电了,人群就往回流。三分钟之内,整座大楼鸦雀无声。同学们惊呼,“科技大学真可怕!”
   我们虽未亲身经历这些事,但循着阮教授的话语却有一番感同身受。正是因为有如阮教授这般吃得起苦头的人在科大,今天,我们的科大还在全国高校中发散着它独有的光辉。当我们在明亮温暖的教室里聆听老师的教诲,书写自己的未来的时候,内心对前辈的筚路蓝缕怀有一份感恩。
   教书与科研──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有雄心
    阮教授向我们讲述了他在科大毕业留校之后,在物理系教书和做研究的经历。
   根据阮教授的叙述,他1982年从美国当访问学者回来,打算评副教授。根据科大的规定,他需要教授一门基础课,但是基础课都有人讲了。于是,他向系里“借”了本科生课程─热学,答应讲完就还给系里。虽然是借来只讲一次,要么不教,既然教就要教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阮教授与张玉民教授一起,编了本《热学》书,1991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科大在高教出版的第一本书。
   
   阮教授还特别强调:“科大的老师有一个特点,基本都搞科研。搞科研的老师讲课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背景,能把书教活。其实,专业课比起基础课要好讲得多,像我原来教低温物理实验技术,这门课里边我出了十几篇论文,所以无论是原理还是实验技术,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阮教授的科研工作,起于一项国防任务。
   大约是1964年上半年,二机部来人找阮老师,说他们需要测量一种材料在低温下的热导率,但这种材料不能送外单位测量,需要研制一套低温热导测量装置。阮老师问他准确度要多高,他说要百分之一。阮老师回答,百分之一我做不到,我最高只能做到百分之五,你另请高明吧。过了几个月,二机部的人又来找阮老师,还是你的百分之五最高,还是请你做。对阮老师来说这相当于一个难度和精度更高的专业实验。59级磁学专业留校的黄美清同学和62级学生甘增源前后作过他的助手。
   阮教授答应二机部的测量准确度为百分之五,为了保险起见,他按百分之三的准确度设计,对于温度控制、温度测量、温差测量等精度,以及各项漏热都严格按设计要求,再加上原来在科大念书时的“三严”训练,工作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实,最后用标准样品融熔石英检验,低温热导测量装置的准确度达到百分之三,达到设计要求,高于当初答应二机部的要求。。据他说,这项成果在当年和现在都是国内的最高水平。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项研究成果还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因为那个年代突出集体,不讲个人,所以奖状上只写了二系。这项研究成果也不是科大上报的,是科学院化学所上报的,所以阮老开玩笑说,这个全国科学大会奖是他捡来的。这在当年是颁发给科研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阮教授的第二项科研是研制低温电容液面计。当年,北京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浙江大学都在争相研究。阮老依靠一台示波器,一把电烙铁以及自学的晶体管线路和集成电路知识应用在科研上,超过了同行。阮老的第二项科研也因此获得了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 据他说,这项成果在当年和现在都是国内的最高水平。
   
   怀着浓浓的科大精神,阮教授为我们国家低温超导方向的科研工作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努力,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在阮老的鼓励下,我们内心对科研的坚持也增强了许多。
   阮老最后说,他一辈子要求自己:“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有雄心”。退休后雄心已无,但良心不可缺。他退休后出于知识分的良知,帮助老家几千无法农民解决了养老金问题,他编写了《中科大下迁合肥》(电子版)、《怀念管惟炎校长》(电子版)、《回顾和反思三年大饥荒》(电子版)、《反思土改》(电子版)巳完成初稿,最近,与近三百位科大校友正在编写《我们心中的科大》,准备向科大六十华诞的献礼。
   采访在阮教授的不紧不慢的讲述中接近尾声。阮教授的言传身教,我们谨记在心。如同每一位优秀的科大人,阮老对待求学的严谨务实,对待教学的全心全意,对待科研的细致投入,都令人动容,这些定将激励着我们新一代科大人在未来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属于我们的风景来。
   
   
   采访整理:王冬青 朱源(少年班学院)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