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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稿:中国并不是共和国

上次发表的是影印件,现在在网上找到了打字稿。


严家祺:中国并不是共和国


——作者“六四”后为报刊撰写的第一篇文章


(香港《明报》,1989-7-23,7-24)严家祺


   

   6月4日的北京大屠杀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一天,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撕开了“共和国”的面纱。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已看清,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共和国”。

真正的“共和国”是任何人颠覆不了的


   共和国不容许任何人成为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皇帝或国王,不容许国家的最高权力终身由一人掌握。邓小平身为实际上的中国的“末代君王”,却指责学运和民运颠覆人民共和国。真正的“共和国”是任何人颠覆不了的。今年春天北京发生的空前规模的学运和民运,极大地动摇了一个披着“社会主义”和“共和国”外衣的帝国的大厦,敲响了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专制政权的丧钟。

专制政体的第一个特征


   与“共和国”相反,在邓小平的统治下,当代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对很多国家来说,专制政体早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人们总认为,只要推翻了皇帝或国王,专制制度也就不再存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名义上的皇帝或国王,即使号称“共和国”,即使以“社会主义”的羽毛装饰起来,专制制度仍可能存在。
   专制制度在体制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最后集中于一人之手,不容许任何人、任何机构分割。邓小平在六月九日讲话时说,中国不能实行“三权鼎立的制度”,而应“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近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一次表明,这个名义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实际上不得不听命于独裁者邓小平。在平时,人大常委会看来能自己决定召开会议或会议议程,事实是,只要独裁者干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不能自行召开会议。如果召开会议,会议的议程也必须经独裁者认可或批准。邓小平说,中国不能实行“三权鼎立”,就是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都不得高于独裁者的权力。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按邓小平的旨意,把学运、民运定为“严重反革命暴乱”。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的。

专制政体的第二个特征


   专制政体的第二个特征是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不容转让。毛泽东终身任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使人们看清了“废止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必要性。毛泽东以后,邓小平一次又一次拒绝担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多年来,人们形成了一个邓小平要求主动放弃权力的良好形象。邓小平多次表示,他要退休,并说,现在没有退休,是因为人民不同意,只要人民同意,他就退休。六四大屠杀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多年的精心掩盖着的面目,面对全中国的愤怒声讨,他不仅绝不放弃最高权力,而且,正因为人民要他退休和下台,邓小平下令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一个八十五岁濒临死亡的老人,面对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在六四大屠杀后,还不惜一切代价搜捕一切对他不满和怀疑的人们。6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如果“第三代领袖的形象和威望”树立不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不能产生一个既完全听命于他本人,又能完全掌握权力的领导人,邓小平仍绝不放弃最高权力。

专制政体的第三个特征


   专制政体的第三个特征是最高权力继承的非程序性。在历史上,那些国王、皇帝、元首们,曾一次又一次定下皇位的继承人,一旦继承人的权力稍为扩张,改变继承人就成了一件无法避免的事。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也使最高权力的继承无法有预定的程序。在当代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终身大权在握,对他们来说,权力继承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大事。
   毛泽东把刘少奇定为“接班人”后,当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形成了一个威胁毛泽东最高权力的“小圈子”后,毛泽东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铲除刘少奇的势力。当毛泽东的“最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形成一个“小圈子”后,林彪的灭亡也是难以避免的了。在林彪后,王洪文又被选为“接班人”,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毛泽东看到了人民对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的抗议,最后选择了华国锋当“接班人”。
   在邓小平取得独裁权力后,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成了他的“接班人”,然而,邓小平也无法回避人类史上一切独裁者面临的困境,一旦继承人和他的意志稍有冲突,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抛开一切程序改变最高权力的继承。
   在当代中国,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饺的皇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独裁者。邓小平的权力既不容分割,又不容转让,最高权力的继承无程序可言,人民的共和国只徒有其名。

李杨集团权势的暂时强化


   李鹏、杨尚昆集团和邓小平既有共同的厉害关系,又有某些区别,在维护专制政体和他们个人的权力问题上,他们没有什么分歧。六四大屠杀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在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问题上,李杨集团,特别是李鹏、姚依林等人却和邓小平不完全一致。自从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李鹏的政策趋向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去”。李鹏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实质上是李鹏对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种抵制。不久前,邓小平说,赵紫阳代表中央在“十三大”所作的报告,强调了改革开放的持续性。今天,这个“十三大”报告仍然是一个字也不能改。邓小平说,这次喊出了很多口号,“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也有,但是就是没有听说过“打倒改革开放”的口号。这说明改革开放是人民满意的。十分明显,邓小平这些话是针对李杨集团说的,他绝不容许任何人包括李鹏,来否认他十年来一直主张的“改革开放”。
   六四大屠杀是当代中国的一次血腥的反动的军事政变。这次大屠杀的命令虽然是邓小平下的,但是,大屠杀及其以后的大搜捕,是由李杨集团直接实施的。大屠杀、大搜捕使中国大陆统治层中的反对势力无法抬头,大屠杀、大搜捕用超越法西斯主义的灭绝政策和恐怖统治,大大地强化了李杨集团暂时在中国统治层中的势力。

专制政治的两种形式


   专制政治有两种常见形式。一种形式是独裁者十分强有力,在“最高权力圈”内,任何人都不能形成“小圈子”,每一位分掌大权的人都直接效忠于独裁者本人。
   另一种形式是当独裁者声望低落、不够强有力时,“最高权力圈”中就会形成两个或若干个“小圈子”。独裁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就不得不借助于“政治平衡术”,在不同势力之间玩弄“政治平衡”。

邓小平的“政治平衡术”


   由于邓小平近几年来一再作出错误决策,如记得胡耀邦下台,不顾条件“闯关”改革物价、四‧二四关于动乱的讲话,邓小平的实际威望日渐低落,他不得不靠手中掌握的军权和“政治平衡”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建立的新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玩弄“政治平衡术”的产物。邓小平为了抑制李杨集团势力的扩张,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把江泽民、李瑞环、宋平塞到政治局常委中,二是让李杨集团以外的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谈话时,强调领导班子以江泽民为核心,不能因为不服气而搞“小圈子”,并说搞“小圈子”是没有好下场的。邓小平说,新班子不能是无能的,这完全是针对李鹏的无能来说的。四中全会确立了中国大陆统治层的新格局,邓小平用江泽民、李瑞环、乔石、宋平等人来和日益扩张权势的李鹏、杨尚昆、姚依林集团来抗衡。
   对江泽民来说,他的权力既不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又不来源于党内的民主选举,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有不少人是“不服气”的。他迟早会发现,他在行使总书记权力时,将面临他的两位前任胡耀邦、赵紫阳同样的问题。

未来的三种可能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邓小平最近的谈话表明,在大屠杀大搜捕后,为了使建筑在军事镇压基础上的权力取得道义上的力量,邓小平不仅要接过学运民运中提出的种种口号,而且迟早要寻找“替罪羊”,迟早要对笨拙无能的李鹏开刀(后来被邓小平、江泽民“开刀”的不是李鹏,而是陈希同、杨白冰——编者注)。
   在“最高权力圈”内部的相互关系上,未来中国大陆存在着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面对学生和人民的新的大规模的反抗,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势力和李杨集团结合在一起,弥补各种分歧,共同对付中国的民主运动。
   第二种可能是,李杨集团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力,对邓小平安排的四中全会的格局,进行坚决的反抗,通过种种手段来削弱江泽民、李瑞环等人的权力和影响。
   第三种可能是,在适当时机,李鹏以致杨尚昆作为“替罪羊”而下台,以缓和人民对大屠杀、大搜捕的仇恨。邓小平承认,学生运动是由“腐败滋生的”,并表示“杀人要有一个限度”。江泽民也说,“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政策,严格依法办事”。在滥杀滥捕后,邓小平说这些话是为了向人民表明,邓小平本人并不主张滥杀滥捕,这种责任并不在他身上。
   在这三种可能中,由于极其残酷的屠杀和镇压,在近期内,学生和人民的新的大规模的反抗难以发生。

专制政治的铁律


   围绕着最高权力继承权进行斗争,将成为六四大屠杀后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一种在“停止争吵”、“加强团结”掩饰下的争权斗争。中国大陆“最高权力圈”中的每一个人,必须每时每刻小心翼翼地做事、谈话,惟恐怕对方抓住自己的问题。“最高权力的终身制”已充分暴露了它的致命弊端,专制政治在今天的中国已到了穷途末路。时至今日,不仅11亿中国人民已深感专制政治造成的深重苦难,而且,往日的胡耀邦、赵紫阳和今日的江泽民,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将深为这种政治上的不可预测的危险而焦虑不已。

专制政治的铁的规律是,权力并不以贡献来分配。在大屠杀中立有“卓著功勋”的李锡铭、陈希同并没有得到更多权力。


“共和国”必须再建


   六四大屠杀以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推到邓李杨反动集团后,中国一定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政治改革。现在,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人民共和国”的名称,都已无法掩盖有几千年传统的、并带有新特点的、现代专制制度的实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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