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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里的汉奸记录

   谢选骏:孔府里的汉奸记录
   
   《在孔府买了本有意思的书》说2007年初夏,“上海作协散文组”到泰安开笔会,除了登泰山之外,曲阜当然是必去的。作者是第一回赴孔子故里,很惭愧,竟没有一点“朝圣”的激动心情。跟着导游进孔府,观孔庙,访孔林,一个直接而肤浅的感觉是:真大。用文诌诌的话来说是:三孔气象大矣哉!大无疑是必须的——历朝历代,时有皇帝驾临,卿相拜谒,祭祀盛典更有皇皇八佾之舞,不大如何显尊贵、壮观瞻?而况如鲁迅所说:“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弗大更何以沫圣荫、享尊荣?古书上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夫子之泽竟能绵延两千多年,承露传衍至七十七世(孔德成),这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了。
   
   这回游三孔,要说个人感受中最不堪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就是“这是乾隆的……”、“那是乾隆的……”了。这个大搞“文字狱”、虐杀文人庶民令秦始皇都望尘莫及的爱新觉罗弘历,曾经多次“驾幸”曲阜,在“圣人之乡”作诗啦,题词啦,大过其“风雅”之瘾,几乎到处可见其“御制”遗迹。此外还留下一些肉麻当有趣的所谓轶闻,比如有棵歪树,说是因为乾隆倚靠了一下,那树皮便化作了龙鳞——“你们看,像不像呵?”导游用小旗指着那歪树问。我想说声“无聊”,可还是忍了。芳龄二十的导游小姐说这个,不过是给游客添趣助兴而已,这是她的活儿,也不容易。


   要说此番游历的收获,也有,就是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这本书名为《孔府档案选》,是在孔府里买到的。
   
   进入孔府,见两旁设有几个书摊,卖的大多是关于孔子和曲阜的读物,于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摊摊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我却一眼盯住了封面灰暗的《孔府档案选》,拿起翻了翻,里面选录的是孔府原始档案,都是真材实料,不是随心所欲的什么“心得”。我喜欢真实的东西,就未加犹豫买下了。
   
   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而在孔府里面买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档案选》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编骆承烈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教授,潜心研究孔子及儒学凡五十年。这本书的前身是他参与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23册),曾获国家级图书奖。据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参与整理孔府档案的颜世镛先生,是孔子爱徒颜回的七十七代嫡孙。这本《孔府档案选》的封面书名,则是由颜回的七十八代孙颜廷淦题写的。
   
   而《孔府档案选》向世人展示的,却不是“圣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阴暗和耻辱。但它绝不是什么“谤书”,因为书中所陈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笔墨所写的真实记录。
   
   翻阅着这本书,让我说什么好呢?我只能一个“唉”接着一个“唉”。
   
   我实在不能不“唉”。且看——
   
   1644年清军入关,几乎兵不血刃地入主北京。九月初一,孔府衍圣公就奉上了《初进表文》,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什么“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咸歌圣帝”啦,“山河与日月交辉”啦;还诚惶诚恐地自称“臣等阙里竖儒”,“今庆新朝盛治”云云。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献忠输诚,不能不令人吃惊。
   
   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们“圣裔”,实在是不薄呵!当年朱元璋称帝伊始,就赐给孔府祭田两千大顷(合六十万亩),并配拨耕种祭田的大量佃户。朱元璋还特赐龙头藤杖给孔氏族长,令其“主理家政”。……可以说,明王朝对孔府“圣裔”真正是优礼有加,皇恩浩荡。我们且不说什么“民族气节”,不要求“圣裔”们效法顾炎武、史可法、刘宗周、张煌言等抗清志士;单以“知恩图报”的旧道德而言,“圣裔”们对刚刚覆亡的旧朝也理应深怀哀念,至少不必那么急不可待,抢在“第一时间”向“新朝”进表献忠吧。
   
   投桃报李。孔府的献忠“进表”极快得到了回报——九月初四日,清廷就下旨:“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重道之意。”恩准孔府圣裔仍将享有既有的一切优渥特权。“新朝”顺治帝福临当时只有六岁,因此,这个优礼孔府的圣旨,其实是摄政王多尔衮和降清的范文程等大臣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
   
   第二年(1645年)闰六月,孔府圣裔又以实际行动,向“新朝”表示彻底归顺的忠心。这本档案选中有一篇《上剃头奏稿》,该奏稿称:臣(衍圣公)齐集上下众人,于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俱各剃头讫。……臣不胜惶悚战慄之至,为此具本奏闻”云云。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江南的嘉定、松江、昆山、江阴等地,千百万士人和民众正在为抗拒野蛮的“剃发令”而殊死斗争;从这年的闰六月初一至八月二十三日,江阴民众浴血抵抗了整整八十三天!当时有个在华的洋教士就曾为“中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而感佩不已。当然,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先圣祖训,和面对“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现实之间,孔府圣裔可以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也不一定要像那些江南人为了头发而不惜丢掉脑袋。时势所迫,性命攸关,剃发就剃发吧,但有必要“不胜惶悚战慄之至”地上奏朝廷吗?用“奴相”一词来形容,有人或许觉得刻薄,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比“奴相”更为适合。
   
   二百七十年后,已是民国时代,在两次不大不小的闹剧中,孔府圣裔又有不甘寂寞的表演。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次年即为“洪宪”元年。《孔府档案选》里载有衍圣公孔令贻贺袁世凯称帝电文:
   
   “皇帝陛下圣鉴:窃维俯顺舆情,允国民之拥戴;仰承天命,建皇权之谟猷。……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懽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
   
   欢欣之色溢于言表。短短十多天里,袁世凯就四次召见孔令贻,并封其为“郡王”。档案选中还有一封族兄给孔令贻的信,族兄喜形于色地写道:“新帝待遇优隆,迭膺荣典,超越前代。……我邑自我弟晋封王爵,族中亲友,人人欢欣鼓舞,屡向兄讨要喜酒吃。”
   
   可惜,袁的称帝闹剧仅八十多天就黯然收场,衍圣公的“郡王”梦当然也随之破灭。
   
   一年多后,“辫帅”张勋帅兵入京,解散国会,拥戴溥仪复辟。孔府圣裔又急忙给张勋致电敬贺,称“日月重光,毅力殊猷,普天同庆”云云。这场闹剧更短命,只十来天就玩完了。圣裔们又空欢喜一场。
   
   在我们看来那都是闹剧,而孔府圣裔当然不这么认为,在其心目中,那可是“守先圣尊王之意”的头等大事。孔令贻在给袁世凯的劝进电中明言“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唯有“建皇权之谟猷”。游览孔府,至今可见到的对联中,有一句透出了“精义”所在:“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此所谓“国”就是皇权帝制之“国”,孔府圣裔赖此而安富尊荣。至于那“国”的皇帝,姓赵,姓孛儿只斤,姓朱,姓爱新觉罗,姓袁……都可以,他们很懂得与“氏”(不同姓氏的皇帝)俱进。
   
   一本《孔府档案选》,让我见识不少。能在孔府里买到它,真的很有意思。
   
   谢选骏指出:孔府及其档案的可贵,就在于没有销毁这些丑恶的东西,这些汉奸的记录,反而让它们保存下来,作为儒宗的奇耻大辱存留后世,因此能够以儆效尤。这是“中共党史馆”里绝对找不到的真实记录。所以中国能从共产党统治退化为儒家政治,从党天下退化为家天下,也许还是一个康复过程的第一步。
   
   
   (当然,话说回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虽然找不到勾结日寇的的记录,但是勾结苏寇俄寇的记录却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吧——现在既然苏联已败,称其为寇应该算是公允了。)

此文于2017年06月2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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