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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以及中国的二元性

谢选骏: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以及中国的二元性
   
   有资料显示: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其幼年、青年时居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著述甚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为其影响最大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过延安,50年代,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移居欧洲,1989年5月在美国逝世。

   
   拉铁摩尔是二十世纪美国社会里与中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斗争关卷得最深,因而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学者。在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里,拉铁摩尔是最核心的参与者之一。这都是其苏联特务的身份所决定的。
   
   而到了1971年,共产党也没有忘记拉铁摩尔的功勋,当中美两国紧闭20多年的大门尚待开启之际,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有关渠道,邀请美国的4位曾对中美关系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来华访问。他们之中有一位叫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
   
   
   一、“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的美国学者,到延安会见匪首毛泽东
   
   拉铁摩尔于190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但不满周岁便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父亲执教于上海、保定、天津等地,为将要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讲授外语。12岁那年,因其父不想让子女“讲着中国话长大”,他便由母亲带着和弟弟妹妹一起去欧洲读书。他在19岁时,由于未能实现“惟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只得返回中国”。他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保险公司、报社任职,久而久之,还是和中国人打成了一片。后来他父亲携家人回美国,他依然留在中国。由于职业的需求,他发奋学习汉语,还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上至“东北王”张作霖大帅,下至苦力脚夫,都打过交道。
   
   1928年,28岁的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美国,利用助学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进修了1年。后又回到中国东北、内蒙等地调研,完成了《满洲———冲突的温床》等有预见性见解的论文,受到美国朝野中关注亚洲问题人士的欢迎。
   
   1933年,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在民办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任职,担任该会会刊《太平洋事务》编辑。该刊还大量报道了以往被封锁的中共和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真实情况。拉铁摩尔也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
   
   1937年,美国《美亚》杂志记者、学者菲力普·杰夫等人邀请拉铁摩尔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他们访问延安。拉铁摩尔也渴望了解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变化并亲自考察延安,遂接受了这一邀请。他首先找到因报道延安而出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写信问延安的态度,延安的答复是“你们将受到欢迎”。6月,他们从北平出发,假装成旅游者到太原游览,然后辗转到了西安。他们雇到了有能耐的司机——一位土生土长的瑞典人、车行老板埃菲,也不退掉旅馆客房,装作去游览古陵墓,到达了延安。中共方面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使我(“我”指拉铁摩尔本人)吃惊的是,毛泽东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我们)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毛泽东是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访问期间,应主人邀请,拉铁摩尔发表了一次露天演讲,由于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浓厚的兴趣,接待人员安排了他与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干部、战士进行了座谈。拉铁摩尔传递了中共领导人希望其他外国人士也访问延安的信息。不久,延安迎来了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等客人,扩大了和外界的交流。
   
   
   二、被共产特嫌罗斯福看中,当上蒋介石的顾问
   
   “自延安归来后,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团结一致进行抵抗,不要发生内战。”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日并制造反共摩擦,尤其是存在大量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等严重腐败现象,连美国驻华使馆、美国财政部驻华顾问组都无力制止。罗斯福为此担忧,要求白宫的经济顾问居里想方设法。居里于1941年二三月间访华,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居里认为,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一位美国人当政治顾问,自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和制约,可能会使大局得到补救,甚而可能指导蒋遵循罗斯福“新政”方针前进。但是,这位顾问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个体使命?他能获得白宫多大程度的信任和支持?居里均未确定,他只是把“自由主义的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拉铁摩尔推荐给罗斯福,获得罗斯福的同意。
   
   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会晤拉铁摩尔后发觉他和罗斯福素不相识,大失所望。居里告知宋,总统虽不认识此人,但十分器重其学识声望。无奈之中,蒋介石只得接受了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是他认为:“蒋介石实际上是国民党内不愿投靠日本的领导人的象征。我乐意与蒋介石合作,主要是由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再者,我的工作是为民主欧洲和北美反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利益服务。我认为在这项事业中,中国将扮演的角色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更重要。”他还给自己立下一条准则:“虽然我由罗斯福提名,但我毕竟是蒋介石任命并(向他)领取报酬的。而一个诚实的外国雇佣兵是忠于他的报酬的。”
   
   
   三、不受蒋宋欢迎的洋“师爷”,与周恩来畅谈统一战线
   
   1941年7月15日,拉铁摩尔飞抵重庆。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尽管蒋的浓重奉化口音连许多中国人都难以听懂,但却难不倒拉铁摩尔。原来,他幼年的中国保姆就操这种口音。蒋派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担任他的秘书兼陪同,给他配备了仆人、小车。但他既不必坐班,也不必定期去见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需要向他咨询,则派人通知约见。如果蒋介石要向罗斯福传递信息,则和他商定并由他起草电报稿,拍发给白宫的居里转呈。电报的密码只有2份,分别由宋美龄和居里掌握。这种保密方式在当时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
   
   由于拉铁摩尔不是蒋、宋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所以对他的器重和亲密程度远不如以前的外国顾问端纳。蒋只向拉铁摩尔咨询过一些宏观问题,有些是长远的战后问题,未让他参与重要决策,而常让他坐冷板凳。但拉铁摩尔并不介意宠辱得失。作为一个学者,官场上的逢迎拍马不是他的特长;作为一个“中国通”,他很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和自己的能耐,“在那样的形势下,你越是想多提建议,多发挥影响,你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不过,忠于职守的拉铁摩尔还是力所能及地向蒋介石交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答卷”。如他于1941年11月10日呈蒋的一份备忘录———当时各有关国家都想摸清日本的进攻矛头指向何处。拉铁摩尔在备忘录中否定了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认为日本很可能会向东南亚进攻。“英国或许会冒险让日本切断滇缅公路”(此路是“美援”进入中国的惟一通道)。理由是“英国希望,即使这么做会导致中国的最终失败,但至少日本会忙于巩固胜利”,而无力进一步侵吞英国控制的其他地盘;而且,“即使英美以实际行动参战(也许只用空军)来支持中国,所给予的这种帮助也许‘太小太迟’,无法拦阻日本切断滇缅公路”。后来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战况基本上印证了拉铁摩尔的预见。他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分析形势的,既对英国的“以邻为壑”予以揭示,又没有一味对美国唱赞歌。这对中国方面早做安排,日后形成中、美、英等国在东南亚共同抗日的格局,起了一定的参谋作用。
   
   拉铁摩尔在写给居里、罗斯福的报告中,客观地汇报了中国的状况,反映了蒋介石的切肤之痛:中国被排除在英、美最高级会谈之外,也没有被西方国家接受为盟国;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用心是“坐山观虎斗”;英、美推进“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削弱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战后中国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战胜国及大国的地位和待遇等等。为此他建议美国和中国正式结盟,以激励中国抗战到底。
   
   蒋介石指定拉铁摩尔在中国的国内事务上与孔祥熙、王宠惠、王世杰联系并与他们定期会晤。蒋要求拉铁摩尔除了他指定拜访的一些要人外,不要主动会晤别的人;但却希望他跟周恩来保持联系。“这对(国共)双方来说,意味着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有一条不受中国内部政治纠葛影响的联系渠道。”周恩来主动拜访了拉铁摩尔。会晤时,他们“谈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能够使中共确信,罗斯福总统非常希望中国避免发生内战”。以后在重庆的交际场合,他们又多次见面,拉铁摩尔曾问周恩来:“你是否认为我在这里做蒋介石的顾问是浪费时间?这是否只是一种字谜游戏,是在演戏?”周恩来马上非常直率地说:“不,我认为你在这里是有作用的,有助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
   
   应蒋介石的要求,拉铁摩尔对云南及滇缅公路中国地段作了一次巡视。他在巡视中耳闻目睹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政府争权夺利,以及发国难财的大小官员虚报筑路民工名额、在运输业务中搞钱权交易等大量腐败行为;甚至他的陪同谢保樵都利用此行纵酒猎艳。同时,他也对筑路劳工愚公移山般苦干和工程技术人员高效率工作作风产生了敬意。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但奔走呼吁的结果却一无所获。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所说“拉铁摩尔以及派驻中国的美国技术顾问为何未能发挥影响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他们力求清除滇缅公路沿线发生的贪污事件,建议进行税收和经济改革。但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国民党正是依靠贪污以及同现有的上层士绅互相勾结才得以生存的。改革这个体制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冒整个机构互解的风险。蒋并不需要关于改革的外来意见,而只需要枪炮、飞机和金钱。”逆耳忠言既然不被采纳,拉铁摩尔只好不常露面。他利用清闲之便,干起了与其身份不符的“老本行”,写出了一些论述东北、内蒙等边疆问题的论文。
   
   由于拉铁摩尔在许多方面所持观点与蒋介石格格不入,而与积极主张援助中共抗日的美国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尽管他俩在重庆从未私下会晤过),他受到了国民党报刊的攻击,暗示他的立场亲中共,说他的使命是迫使重庆同延安达成妥协。日本人也欲置他于死地,派间谍摸准了他的住所位置,用飞机投弹,但只震坏了一堵墙。几小时后,日本电台的中文广播竟说已将他的住房夷为平地,“相信他已丧命”。敌人的炸弹并未吓倒他,但面临的两难选择却迫使他不得不打点行装。由于蒋介石不让我走,我最后作了安排让自己收到一份要求我回国领导战时新闻局旧金山办事处的官方文书。蒋考虑到能有一个熟悉中国的人从事太平洋地区反日宣传工作并不是件坏事,终于同意了我的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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