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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于光远先生的部分材料


   
   【按:法轮功人士继续不断污蔑攻击于光远先生。而民运方面,严家祺先生,《北京之春》炎黄春秋、方励之纪念集等等,有许多文章都赞扬于光远先生。法轮功人士无耻污蔑和攻击,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科学和民主的敌人。——徐水良2016-6-25日】
   
   目录:

   嚴家祺:「二表人才」于光遠
   北春新闻:周义澄:纪念于光远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
   郝怀明: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王晓中:中顾委开于光远的生活会
   于光遠逆天言論:我們的政治體制出了問題
   严家祺: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为悼念“六四”20周年而作
   严家祺:沉痛悼念老友张显扬(附:心中有大爱)
   严家祺:赵复三萌生了进修道院养老的想法
   
   
   
   嚴家祺:「二表人才」于光遠
   
   原载苹果日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20617/16432426
   
   于光遠今年九十七。一九六四年,他招收我作為他在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與他認識已近半個世紀。他學識淵博、跨越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社會學多個領域,他待人坦誠、豁達大方、正道直行、人格高尚。于光遠在政界、學術界、企業界朋友遍天下。
   我最後一次見到于光遠,是在「六四」後逃亡途中。我在中國南方一個城市打電話到香港,走出長途電話局,迎面遇上了于光遠。他是來此地實地考查鄉鎮企業發展前景的,因為「六四」滯留未歸,錢已用臻,打長途電話要北京家中匯錢。此時意外相遇,令我喜出望外。我也開始相信「緣份」。當我知道他一時手頭窘迫,便將攜帶的錢分給他一部份,言明不必償還。很多年後,我和家人聯繫時,才知道,于光遠還是想方設法把錢還給了我的家人。
   
   北京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一次在一九七六年,另一次在一九八九年。毛澤東晚年,鄧小平一度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讓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三人,擔任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負責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時,于光遠因受鄧小平牽連,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被整。于光遠家住在北京東城史家胡同,我家在乾麪胡同,從我家到于光遠家,有兩條垂直的小胡同相通,步行五分鐘,就可到達。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期間,我天天到天安門廣場,天天到于光遠家,圍着他家的煤爐把天安門廣場手抄詩詞讀給他聽,然後把抄寫得十分凌亂的紙張放進煤爐裏燒掉,我預料,天安門事件遲早會受到鎮壓,為了不讓于光遠擔心我保存了詩詞,就當他面燒掉。于光遠聽我讀詩詞時全神貫注,不時點頭稱是,那興奮的表情,我至今記憶猶新。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時,我家已搬離乾麪胡同,我一次也沒有找于光遠,但在我離開中國時,老天爺安排我們在南方城市見了一面。至今我們已二十三年沒有見面,心裏經常惦念他,通過友人互帶問候,每至歲末互寄問候卡。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我們還能再見和談話。
   對于光遠的思念常常勾起我做他的研究生時的回憶。當時,于光遠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他學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是公認的大家,卻從不開課講授,只是偶爾把學生叫去,隨口說說自己的見聞。有一次,他剛從四川回來,把我們幾個學生叫去,大談樂山大佛,說大佛的耳朵上長了一棵樹,腳板上可以開「生產隊」大會。回想起來,我沒有聽他談過要以甚麼思想來指導研究,這正是于光遠的隨意教學方式,使每一個學生按自己興趣自由發展。當我告訴他要轉向研究政治學時,他表示完全贊同。
   
   于光遠說話做事自由隨性,「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被當作「走資派」揪了出來,還不止一次津津樂道地回憶說,紅 衞兵抄家時,他把「罪證」塞進了正在「坐月子」的老婆的被子裏,逃過一劫;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批鬥會,本要押送他去,他勸紅 衞兵不要麻煩了,保證按時到達。到體育館門口,把守大門的不讓他進,他卻表示一定要進去,糾纏半天,集了一群看熱鬧的年輕人,于光遠心裏樂滋滋,最後才說,你們不讓我進去,就開不成會了。對方表情詫異仍不停呵斥,他這才亮出底牌:「我就是你們要批鬥的于光遠。」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于光遠跟着倒楣。當鄧小平第三次起來時,于光遠又與鄧小平經常在一起。中國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許多記者採訪他,他最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是,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的手寫提綱一直保存在他那兒。
   于光遠有兩次婚姻。第一個妻子因被劃做右派分子按黨的要求離異,留下兩個女兒由他撫養。女兒長大後,卻與他有些隔閡。做為親生父親他投入的是無限的愛。女兒想出國留學,需要教育部批核。有權勢的人都會託託關係走個後門或請秘書代為辦理。信奉「正道直行」的于光遠卻親自去排隊等候接見。為了在經濟上幫助女兒,他還將零星稿費藏在書桌的抽屜裏作為「小錢庫」資助他們。女兒出國後,因着種種原由他無法去探望,在友人面前卻時不時地叨念。
   一九八五年,我妻子高皋寫出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草稿,我將完成後的書稿第一個交給于光遠看,他多次到我家裏與我們談這本書的寫法,書名《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他告訴黎澍後定下來的。
   
   鄧小平有兩手,一手「改革開放」,一手「反自由化」。于光遠非常相信胡耀邦,他起的作用是,與胡耀邦、趙紫陽一起推動「改革開放」。而于光遠的「老夥伴」胡喬木、鄧力群則幫着鄧小平大反「自由化」。于光遠的性格樂觀、總是與人為善,為人從來「包容」、「寬容」。許良英被劃為右派後,在浙江農村當農民,繙譯了愛因斯坦文集,在「文革」後期,正是于光遠多次努力,為許良英在北京安排了工作。于光遠的「包容」,使中國八十年代大批所謂「自由化分子」團結在他周圍。那個許良英,就是與方勵之、劉賓雁一起發起「反右三十周年研討會」的三人之一,因為鄧小平記不住許良英的名字,說成了王若望。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後,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開除了黨籍,鄧力群又提出了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十三人名單」。這十三人為首的就是于光遠,其他一些人是于光遠多年的朋友、同事,如王若水、蘇紹智、張顯揚、孫長江、李洪林、于浩成、吳明瑜。于光遠知道此事是鄧力群使壞,寫了一封信給趙紫陽。趙紫陽在自己的名字上劃了一個圈,批了一句話:請小平、陳雲、先念、彭真、一波、啟立、紀雲、喬木、力群、鶴壽閱。鄧小平先看到報告,劃了圈,陳雲亦隨之圈了自己的名字,其他人包括鄧力群在內只好依樣畫葫蘆,于光遠就這樣從「自由化」名單上刪了去。但鄧力群並沒有就此罷手,他又想出新的招數。在一次中央顧問委員會的「生活會」上,鄧力群利用顧問委員會的一些耆老,以大批判的方式,無限上綱,整肅于光遠。于光遠則據理反駁,李銳等一班人路見不平,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弄得鄧力群等人張口結舌。面對握有他小辮子的李銳咄咄逼迫的發言,鄧力群黔驢技窮、一無所成。
   
   我離開中國後,知道胡繼燕一直做他的秘書,幫助他做許多工作,包括郵寄信件。從于光遠廣發的《賀年信》中,知道他坐上了輪椅,他還是那麼樂觀,說要「坐輪椅,走天下」。當時我就知道,一個人一旦坐上了輪椅,就起不來了,我為他擔憂,遺憾沒有告訴他要盡可能推遲坐輪椅。我知道他八十歲後,從社會科學轉向了文學寫作,近二十年來,出版了多本隨筆散文,有《古稀手記》、《碎思錄》、《文革中的我》、《窗外的石榴花》等。我發現,我總是在學他不斷進入新領域,一個從自然科學跨入社會科學、不懂文學的我,知道「散文」就是「結構鬆散、自由聯想的文字」,也大膽地在《蘋果樹下》寫散文了。
   于光遠說自己是「二表人才」,一是愛表現自己,二是愛聽表揚。說他愛表現自己,無非是愛對各種問題發表意見和評論,作為思想家,他提出了許多「新概念」、「新思想」,開創了許多新學科,但與今天八○後、九○後相比,在「愛表現自己」方面還是遠遠落後了。至於「愛聽表揚」,他的為人和人格,怎樣表揚都不會過份。作為政治家,他是一個有親和力的人。
   
   嚴家祺
   
   
   北京之春炎黄春秋等:《纪念于光远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等等文章
   
   北春新闻:
   
   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140121190000.htm
   
   北京之春炎黄春秋等:《纪念于光远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等等文章
   
   北春新闻:
   
   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140121190000.htm
   
   纪念于光远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
   日期:1/21/2014 来源:前哨 作者:周义澄
    中共党内着名的学者官员于光远先生以九十七嵗高龄逝世,看到这一消息,我由然想起先生招牌般的宽厚笑容,心中的悼念几无沉痛感。我为先生以高寿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感到欣慰,也爲中国失去了一个不会再生的"两栖动物"略感可惜。对这位不知称之爲什麽"家"才合适的前辈学者的学术贡献,我充满赞赏之情。
   
   自命为中共"少壮派"的开明官员
   
    我从大学文科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于光远与苏星合着)中第一次知道了先生的名字;後来读研究生,专业是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先生恰恰是这门新学科在中国的开创者之一。1981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规模不小,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到会致词。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的我,陪同我的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领导成员陈珪如教授与会。方毅会见了珪如先生等自然辩证法学界的老前辈,于光远也专门到会议招待所看望陈老。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位先生曾经在上海一起参加过"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活动,珪如先生年长,又是中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专着作者,光远先生对她敬重有加。在这次会议上,于光远被选为研究会首届理事长,陈老也当选为常务理事。
   
    记得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光远先生因腿疾坐轮椅出现在台上,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不想坐轮椅出席大会,因爲这会影响他的"少壮派"形象,无奈医生一定要他坐轮椅。于光远自命爲中共党内的"少壮派",这种开放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远先生投身"革命"的资格不算浅,但官运不算顺畅,最大的官职不过是国家科委副主任,科学院副院长以及後来两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很早就听到一个流传较广的"厕所政变"故事。说的是在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人选的推举会议上,本来当院长呼声很高的于光远因爲离开会议室上了一趟厕所,便与院长职位擦身而过。我对这个传説不太相信,觉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种重要职位总是由党组织来决定的,不会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是,这个説法传得那麽广,而且传言者对于光远的遭遇都带有同情心理,説明光远先生的人缘不错。就学术功底而言,1955年就当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于光远当然要比第一、第二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及马洪更适合当院长,但是在官职上,他显然在胡、马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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