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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个右派妻子的二十二年(十五 )

    曹作芬
   
    十五 充军发配故意刁难
   
    自从搬到曹式铭家以后,生活还算平静,我每天一早去学校上班,孩子爸爸在家照看三个孩子,虽然贫穷但也快乐。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半年,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有人检举了,不能让一个右派分子呆在家中看孩子,还是有人故意给我制造困难,具体原因我不可能知道。六五年夏天,刘贵勤校长通知我,调我到离王庆坨往北十二里地的六道口村小学教学。对工作调动我早就习以为常我认为是工作需要我誓志不移,我永远牢记我一个穷孩子是党培养我上了六年半师范学校,教会我能胜任小学各门课程,教书育人是我终生的追求。


   
    六道口村在王庆坨镇最北端,离这十二里多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一条沙土小路。听说这村很富,村里搞一种非常赚钱的副业纺石棉(石棉为一种工业原料,它的纤维吸入肺里,会患结核病,这种结核病不好治愈),为了赚钱社员们把生死置之度外社员们宁可牺牲身体健康和生命,也愿意在家纺石棉赚大钱,没有人愿意赚微薄的钱给人带孩子。听说以前在这村小学工作的女教师李淑荣,就是因为生了孩子找不到人给带只好退职了(领导把我往那里调,明显是有意挤兑我让我自动退职)。
   如今让我去六道口村教学,确实故意给我制造难题。孩子父亲一个右派他不能随我到六道口村帮我带孩子,再说到天津新生医院开病假条又远了十二里地,更加困难了。靠病假条维持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天那!如何是好呢?
   
    我和孩子爸爸商量了一夜,决定只带还在吃奶的湘华一人去,把湘灵,湘君两个孩子再送到北京奶奶家。(那年湘君不足五岁、湘灵只三岁半)两个孩子和爸爸妈妈团聚了不到半年又要分开了,可怜的孩子如同一个物件被扔来扔去。我没条件考虑孩子的感受了,只能这样别无选择。
   
    孩子爸爸送走了两个大一点的孩子,65年5月的一天,我要去六道口村报到,孩子爸爸把我的行李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抱着九个多月的湘华,孩子爸爸推着自行车,我们从王庆坨步行十二里到六道口村报到。那天天气极其炎热,头上骄阳似火,地上土路坑坑洼洼,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几个小时才来到了学校。郭继贤校长接待了我,他帮我找好一家人家,这家姓刘老两口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刘奶奶五十多岁,每天用一辆纺车坐在炕上纺石棉。她同意帮我带孩子,条件是要一面在家纺石棉,一面帮我照看孩子,早上把孩子送来,晚上把孩子接走,每月十元。所有条件我都答应,只求赶快安顿下来我好上课。
   
    于是我又托人在刘奶奶家附近租了间小房住了下来。接着是吃饭问题,原来这个学校有几个家在外地的教师在学校集体入伙,男的有郭继贤校长陈瑞毅主任于国安老师、女老师四人曹式珍,张效文,储素英和住在大刘堡村的韩万珍,我便加入了这个伙食团。
   校长介绍说,学校共有二十多名教师,有十几个人是国家发工资的国办教师,其余的人是从生产队贫下中农中选来的年青人,他们出身好大部分是党、团员,这些老师不发给工资,由生产队记工分是民办教师。一个学校里两种待遇,同工不同酬这就为以后埋下了后患。校长安排我教三年语文算术 兼任班主任,第五天我就上课了。
   
    校领导和老师们对我很好,我很快地就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每天生活的很愉快。自从调到这村以后孩子爸爸就很少来了,他从板桥农场到了二窑(劳改局领导下的第二砖窑厂),二窑在天津西郊区李七庄村以南,从二窑到天津西站就有十几里地,从西站到杨柳青三十里地,从杨柳青到王庆坨二十多里地,从王庆坨再到六道口又增加十二里多地,加在一起就有八,九十里路了,往返一趟很不容易索性不见面吧!
   
    自57年反右运动到如今已经八年多了,动荡不定的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也使我逐渐成熟了。过去我一直认为人与人没有区别,人都具有人性——善良,友爱,平等,互助,我从来没有防人之心,更没有害人之心,每天就知道埋头工作。慢慢地我悟出来了,我生存的环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单纯,人与人是不同的,人有善恶之分、人有阶级之分、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过去我以为我虽然嫁给了右派但是我们一直连个家都没有,我工作我的,他改造他的,井水不犯河水,只凭一张结婚证我就是四类分子家属了?就成为敌人了?如今我明白了人有等级,人是不平等的,与敌人划不清界限就是敌我不分,敌我不分就是敌人。
   
    我开始知道自己的身份了,也懂得防人了。到六道口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曹式珍老师也像有什么心思,她为人处事谨小慎微,不与他人过多往来。那时她二十多岁还没结婚,人长得白白净净的很斯文。我注意了她,她好像也注意了我,我俩慢慢地有了接触,后来我们就交心了。我告诉他我丈夫是右派,她也告诉了我她的父亲在解放前给国民党做过事,定为历史反革命判了刑,现在保外就医,原来我俩是同类——四类分子家属。
   
    曹式珍老师在六道口小学工作多年,再加上从小生在被专政家庭的缘故,她知道的事情很多。断断续续地我从她口中知道了很多事情:“那姓韩的是积极分子,她家住大刘堡离校不足一里地本可以回家吃饭,她偏在学校入伙就是为了监视老师们,她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每人的言行您可得注意她、郭校长是党员但出身富农,你看他平时做事总是畏首畏尾的、陈主任有个叔叔当过国民党军官随军去了台湾,可他又怕受人排挤,就假装积极申请入党,他明知道不会批准也申请,连续申请了十三次也没批。可他还积极申请。您看他整日围着团员积极分子转悠拍他们的马屁、于国安老师地主出身终日吓得要死,他见人点头哈腰低三下四的、女张老师工作积极努力多次申请入团不批准,就因为有个叔伯哥哥在台湾”。后来我注意观察真像她说的一样。慢慢地证实了人是分类的,人与人之间永远是不平等的,要学会见机行事,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我越来越觉得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开始懂得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太不容易了。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今年三十岁了,才有点开窍。
   
    我到六道口学校后,知道六道口村已经搞四清运动了,我们住校的老师,晚上要去队里帮助社员学习有关文件和材料。慢慢地我意识到这好像又是一次较大的政治运动,运动会很快波及到了学校。多年的不幸遭遇我已经认头我是四类分子家属了,是阶级敌人了,运动搞起来我肯定是运动对象,我决定赶快把湘华送北京去,孩子已经十一个月了可以断奶,再者,孩子终日在纺石棉的炕上睡觉不知吸进多少石棉纤维了,赶紧送走吧1
   
    65年7月趁学校放假,我和孩子爸爸一起把十一个多月的湘华送到了北京。由于天气炎热再加上一路折腾,到北京后孩子患了肠炎,孩子伯父陪我带孩子去了医院,吃药打针折腾了好几天。孩子奶奶说,有孩子伯父帮着带孩子也只能带两个孩子,全家商量后决定湘灵(两岁半)湘华(十一个月)留下,把五岁的湘君接回去。
   
    接回湘君以后我可以不再租房,我搬到学校住集体宿舍,把五岁的湘君放到一位八十岁的刘奶奶家,每月付十元钱。这位刘奶奶在家行三,人们称她三奶奶。三奶奶和八十多岁的刘爷爷老两口一起生活,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天津。这三奶奶很慈善,也很喜欢孩子而且心灵手巧,会剪出各式各样美丽的窗花(现在说就是民间艺人了),在他家的玻璃窗上墙上贴满了老人剪的窗花。湘君很喜欢看这些窗花,她和三奶奶同吃同住,生活得很好。我吃住在学校,偶尔抽时间到三奶奶家看看湘君。
   
    后来我发现,两位老人活得很不开心终日哀声叹气,每到吃完晚饭八十多岁的刘爷爷,还要拿把铁铣到生产队去劳动。有一天晚上九点多了,我们几个住校的老师在生产队开完四清学习会回来,看见好多人在挖沟,其中一位老师指着挖沟的那些人说:“这都是些四类分子是在接受改造。”我明白了,原来刘爷爷是四类分子?后来我注意了,在他衣服的左胸前缝着一块一寸多宽,两寸多长的白布条,上面用墨笔写着“富农分子刘某某”。这白条就是老人的标记,他身上的白条会压得他喘不出气来。我萌生了疑问,平时说“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光荣”晚上让四类分子义务挖沟是光荣呢?还是惩罚?那年我三十岁了已到而立之年,才开始对外界发生的事情知道独立思考,可我又提醒自己,还是不要独立思考为好,独立思考会招来災祸。
   
    一天,我们住校的几个老师从生产队开会回来,远远看到学校门口见黑乎乎的一团在动,走近才知道是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说是去讨饭天太冷了在这避避。我觉得可怜就向大家提议,把咱伙食团的玉米面给她点儿,让她回去吧?我的提议当时谁也没有表态,事情就过去了。(后来成了我仇视社会主义的罪状)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清运动向纵深发展,学校开始出现了大字报。我想这又是更大的运动来了,我做好一切思想准备,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2017/06/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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