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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个右派妻子的二十二年(十四)

   
    曹作芬
   
    十四 五口之家短暂团圆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选择自杀,可三个孩子还需要我抚养,我决不能走这条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步,小卒子过河只有前冲不能后退。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四类分子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是四类分子家属,又曾经在反右中被开除过团籍,人们都与我划清了界限。我心中的苦闷无法向人倾诉,我身上的无形压力没有人同情。同情敌人就是敌人。为了养活三个可怜的孩子,我必须学会坚强学会忍受。
   
    因为政治背景的缘故我成了一个足球被上级领导踢来踢去,工作频繁调动哪里没人愿意去就把我调到哪里。64年秋季领导把我从王庆坨镇最东头的团结大队小学,调到了镇最西头的光明大队小学,任四年级班主任并教本班语文课,还兼任全校的音乐课。在工作上压不垮我,小学课程除开体育课我教不了以外,其他课程我都能胜任。
   
    在孙大娘家住了两个月,为了挂东西在他家屋的墙上钉了钉子,墙上有了钉子眼儿房子不租了让我搬家。我也发现在她家住时经常丢东西,我好不容易买了双棉鞋,穿了几天就丢了,平时油盐酱醋也常有丢失,因为我的处境不好也不敢得罪人家,只好装作不知道,如今她提出让我搬家,不如顺水推舟。于是我又开始托同事和学生为我寻找栖息之地,如果能找到一处离新调任的学校近一点的更好。
   
    通过老师和学生们的帮忙,终于找到姓曹的一家。64年11月我又搬家了,好在那时搬家非常简单把被褥一卷,用一辆自行车驮着就搬过去了。这家只有父女俩,男主人叫曹式铭论辈分比我小一辈,六十岁左右,人干干净净规规矩矩看样子不像种地的,估计他年轻时可能是做生意的现在赋闲。另有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文文静静地,每天去生产队干活。这家因为坐落在村子边上为了安全院子有围墙,院里有三间北房和一间西房,东面是通往外面的大门口。院子四四方方的很严谨,找到这么一个好地方,我很知足。我们租住他家北屋靠东的一间,每月付四块钱租金,一切谈妥我们就住下了。
   
    住处有了孩子由谁照看呢?孩子爸爸说他可以请病假(因为他有支气管扩张病,劳累了就吐血,本不能干体力活),他说把湘君和湘灵两个孩子也从北京接回来,他在家带三个孩子,这样既省了保姆费,五口人又可以团聚。我是刘维俊的学生又是个遇事没有主见的人一切都由他安排决定,可是我也怀疑他能带好三个孩子吗?只能试试看。
   
    64年12月的一天,孩子爸爸从北京接回了湘君和湘灵(那年湘君四岁多,湘灵不足两岁)全家人总算团聚了。孩子爸爸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天津收购站买回一个装完货物作废了的木箱子,长不足一米宽不足两尺高一尺多。又在五金店买了两根两尺多长的铁棍和四个小铁轱辘,做了一个能来回滑动的小车。原来在我租住的那间屋的墙角曹家放着一张八仙桌子,孩子的爸爸把湘华放在自己做的小车里,再把小车放在八仙车子底下。孩子爸爸坐在旁边看书,孩子哭了他就用脚踢踢小车,小车来回滚动变成了一个小摇篮。孩子爸爸又用一块大木板把曹家通往外面的大门挡上,让两个大孩子在院里玩儿。孩子爸爸每天照看着三个孩子还要生煤火炉做五口人的饭,好在那时吃饭简单填饱肚子就好。
   
    刘维俊在家照看三个孩子是请的病假,两周他要去一次天津新生医院开病假条。新生医院在天津红桥区一座新生监狱内,每去一次新生医院很困难,骑自行车到天津新生医院有五十多里路,来回就有一百余里路,要一天的时。就这样两周两周开病假条对付着往前过。他每次去天津医院开假条就叫邻居一位七十多岁的孙奶奶过来帮着照看三个孩子,每次给老人家两角钱零用。这位雪里送炭的好心老人,见到两角钱也很高兴,这是她唯一的收入。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走进院子发现两个孩子不在院子里玩,我大声喊:“孩子他爸两个孩子在屋里了吗?”他爸爸才知道两个孩子不在院子里了。于是我俩跑到外面围着院墙四周找,大声地喊着:“湘君!湘灵!”,怎么喊也没人应声。我俩又到各家堆放柴草的场上去找,只见两个孩子躺在柴禾垛子上睡着了,小脸和小手都冻得痛红,我俩一人抱着一个可怜的孩子抱回家。
   
    很快就送走了64年迎来了65年,我们祈盼新的一年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盼望孩子爸爸早日改造好了重返教学岗位。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天真的幻想
   
    自从57年成为另类以后,亲友们与我们断绝了来往,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年的开春我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三个孩子见了生人高兴极了。孩子爸爸向我介绍说:“他就是雷衍夏,生了湘华给我们寄钱的人。”我见他中等身材黑黑瘦瘦的脸庞像个农民,从外表看就说明他改造的很彻底,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平时刘维俊也常提起过雷衍夏,他是湖南嘉禾人29年生与刘维俊同岁,北大物理系53年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他不但物理学的好,还精通文学和历史,57年因为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被打成右派,之后送天津小站板桥农场劳动教养。他和刘维俊是同乡,又同在直属队改造,两人都精通文学历史,在长期劳动改造中结成友谊,后来他被调往宁夏沙领子劳改单位。如今千里迢迢来看我们,大家分外高兴。
   
    通过我与他的短暂的接触,我觉得雷衍夏这个人思维敏捷,看问题深刻尖锐我与他也聊的上来。我们三人谈唐诗、谈宋词,谈我们的未来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完全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当我们提起目前还在接受劳动教养处分时,他说:“从57年反右到现在已经8年了,打日本鬼子也只用了8年,难道我们这些书生,比日本鬼子还难对付吗?为什么我们就永远改造不好呢?
   
    通过几天的聊天我对雷衍夏印象很好,考虑到他还单身我想趁他在这儿给他介绍个对象。劳动教养遥遥无期可岁月无情,已经三十多岁了找个对象凑合过日子吧!我想到了小学同事张秀中老师,今年快三十岁了初中毕业又没了父母,因为出身地主家庭也不好出嫁。她如果能嫁给一个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也不算委屈。俗语说修桥补路为人说媒都是积德修善的事,我冒失的找到张老师家,开门见山地向他讲明了来意。我向他讲述了雷衍夏这个人如何有才,如何讲义气,如何不明不白被打成右派,我一五一十地向他介绍了雷衍夏的情况。没想到的是我的一片好意却把她吓了一跳,没等我把话说完她把眼一翻,哎呀了一声:“你别说了,我知道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的人,丈夫被打成右派以后都离婚了,我可不敢嫁给右派,谢谢你的好意吧”,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扫兴而归。后来我做了反省,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富农,资本家)从小受人歧视遭人白眼,自身就有一种防范能力,我所以冒失地嫁给了右派,因为我出身贫民从小没受过阶级成分不好的岐视和冲击,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没有防范意识。雷衍夏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他返回宁夏沙领子继续接受劳动教养,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自从搬到这个新家之后五口人团聚了,我也不用再付保姆费,每月四十三元五角的工资,维持五口人温饱还能凑活。这期间使我不安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每天晚上从学校回家都要路过一片乱葬岗坟地。学校领导要求所有教师,每天晚上七点都要到校集体备课和批改作业,晚上九点才准回家。我租住的房子是在村子边上,晚上回家必须独自一人穿过一片乱葬岗。乱葬岗上布满了大大小小高低不等的坟头 ,其中只有一条被人们踩出来的小道。在那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一个人走在布满坟头的路上就觉得浑身发抖。有时还会见到地上有零星的火光,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鬼火’吧!我只能屏住呼吸低着头加紧脚步往前走,可总觉得后面好像有人在追我。特别是赶上刮风的天气,天上呜呜叫地上到处刮着旋风 ,我怕极了。我只能豁出去硬着头皮往前闯,虽然从小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可每到晚上我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有时半夜里还作恶梦。为了事业,为了生存,为了孩子,我什么都不能怕,我必须坚强,忍耐。这样五口团聚的生活僅维持了半年就被冲散了。
   
(2017/06/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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