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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个右派妻子的二十二年(十二)


   
    十二 体察民情感悟人生
   
    曹作芬

   
    63年9月,我带着两个孩子坐上三河曾大队的小牛车,从三合曾来到王庆坨总校报到,这时总校长已不是曹家兴而是换为高继昌,我与高校长虽是初次见面,可他以一种鄙夷轻蔑的眼光看着我,对我的到来很不欢迎。他说,暂时留在王庆坨南学校,让我去找南学校崔校长报到。
   
    崔校长知道我是河北省师范学校毕业生很欢迎,他让我担任全校十几个班的音乐课和美术课,我高兴的接了下来。之后,崔校长又让老师们帮忙为我找住处和照看孩子的人家。一位姓刘的老师为我找到了一家她的亲戚,我带着两个孩子走进了这个家。
   
    这家姓李是贫农王庆坨建设大队的社员,家中有老两口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老爷子约六十多岁半身不遂,说话不清,行动不便,老太太五十多岁身体基本凑合,老儿子不上学也不下地干活。李家没有院墙只有三间土坯房,从中间屋进去两边各有一间可以住人。他们三口住右边的一间,把左边的一间租给了我。我们讲好两个孩子让李大娘给照看每月十五元钱,住房每月三元,共计十八元。我提出的条件是,每天李大娘做窝头时给我带做几个,两个孩子的饭由李大娘随便给单独做点。一切谈妥了我便带着两个孩子走进了这个家,我和孩子总算有了栖息之地。
   
    大娘家可以算是标准的贫农,土炕上只铺着一张带有好多窟窿的旧芦苇席,席子窟窿底下就是被磨碎的炕土。地下只有一张约一米多长五六十厘米宽的桌子,是用土坯垒成的。桌子上摆着生产队发给贫下中农《的毛泽东选集》。因为三口人都不识字,看样子这套《毛泽东选集》从来没人翻过,还是四角四棱的。李大爷因为半身不遂,除走路拄拐以外,说话也不清楚,我从来没听懂过他说的每一句话。李大娘有个习惯,有事没事地自己就“哼哼”,因此邻居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哼哼”,人们见了她不叫她李大娘而叫她“哼哼”。李家儿子叫秃蛋儿,平时穿一件没过臀部的大外套,因为外套上的扣子不全只能两个前襟一掩,用一根绳子系上。绳子上还别上一根七、八寸长的烟袋。他不到地里干活,经常带领着周围邻居家的小孩子们玩,他做指挥,因此孩子们都不叫他秃蛋儿,而叫他“司令”。据说李大娘还有一个大儿子娶妻另过,每年给老两口从生产队拨点口粮糊口。
   
    我和两个孩子来到这个家和他们同吃同住,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有时邻居对我说:“曹老师,你不嫌他家脏吗?”有的说:“哼哼做的饭你也敢吃?”我听后只好暗暗一笑。心想,他们不管多脏他们是贫下中农,是国家依靠的对象,而我是四类分子家属,是专政对象,论政治地位他们比我强多了。我只要有个栖息的地方孩子有人看住我能去上课就知足了,我还能奢望什么!
   
    到李家几天以后,问题就来了,人多了吃水用水多起来了,李家中间屋有一口大水缸,要担五六担水才能装满。担水要到几百米远的机井去担,李家儿子只有十五、六岁,担水很困难,因此水缸经常干的见底,做饭洗衣经常没水。我在三河曾教学时也担过水,可那儿没有这么远,我真的怵头去担水,我只能央求刘维俊想办法解决吃水的难题。他每次休假回来都让他把水缸填满水再走。一介文弱书生每天在劳改单位劳动改造就已经够呛了,回到家来还要担水,真难为他了。因为担水的事情他与李家儿子互相推诿常常发生口角,我夹在当中也很为难。看来人的潜力是无穷尽的,什么事情都是逼出来的。后来刘维俊想出来一个担水的好办法,他用一根木棍做了一个约两尺多长,两寸多宽,一寸多厚的小扁担,在小扁担两头各钉上一个铁环,把小扁担用绳子绑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再把装满水的两个水桶,挂在小扁担两端,因为有铁环挡着水桶不会滑落下来,人推着自行车走就成了。这简单的工具解放了劳动力,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自从57年10月,反右斗争还没结束,我与刘维俊结了婚,到现在已经6年了,还拉着两个孩子,至今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单身还好办现在还拖着两个孩子,我真的没精力照顾两个可怜的孩子了,我时常感到内疚。
   
    6年来,由于四类分子家属身份,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都与我划清了界限,断绝了联系(更谈不到来往了)。我在学校也不敢和任何老师来往,其他人也不敢和我交往,我每天夹着尾巴做人独来独往。我感到孤独无助精神几乎崩溃了,慢慢地我变得好像没了灵魂,没了思想,每天往返于学校家庭两点之间,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活着。
   
    这一年的冬天,刘维俊公休回来,对我说:“明天星期日,咱家要来一位部长级的大客人,你简单准备准备。“这些年从来没人敢与我来往,听说有大客人要到寒窑来,真是喜出望外。我马上去街上买回一条鲤鱼,和一些青菜准备招待客人。星期日上午十点多钟客人来了,我一见面就觉得这人不一般,来客中等身材胖胖的,在那缺乏营养的年代身体还很健壮。从面貌看老人六十多岁,却留着六七寸长的花白胡须。刘维俊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我常向你提起的那位经常接济我们的陈老。”我忙向陈老问好,把客人请进寒舍。陈老不善表达,他这次专门来看我和孩子,他给两个孩子带来好多吃的东西,还给了十元钱。他每月工资一百几十元钱可生活极其简朴,省下的钱就接济和他在一起改造的,生活有困难的右派及其家属。我很感激这位雪里送炭的好人。
   
    陈老专程来看我们很不容易,他是从市里坐公交车到东北角,从东北角再坐长途汽车才能到王庆坨,可谓百里迢迢就为了看望我和孩子,这样心地善良的老人太少了。
   
    后来刘维俊向我讲述了陈老的经历:他是一位二五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曾经做过陈云同志的秘书长,高级行政干部学校校长、正部级干部,他为人耿直,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常与刘少奇主席意见不同,后来就一再被贬,曾经坐过牢。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后来他就一再被降级,最后因为写了一首讽剌刘少奇的诗,诗中有一句“陈涉称王诛伙伴,元章称帝忌讳多”惹怒了圣上,因此被送到板桥农场劳动教养。因为他资历的关系,板桥农场领导也高看他一筹,陈老在干部食堂吃饭,改造也只干些轻微活,比如捡粪,在菜园种菜之类的轻活。陈老一肚子委屈,所以年纪不大就留起了长胡须。平时他很少讲话,也很少和其他劳教人员来往。后来陈老从板桥农场调到了天津历史博物馆,被安排了个虚职,每月工资124元。他每月的工资几乎都接济了生活困难的右派同事。因为他与刘维俊都精通文学和历史,两人谈得来。又因为刘维俊是刘少奇主席的同族侄孙,陈行健老人称刘维俊为中刘,称刘少奇为老刘,他常对刘维俊说:“都是你家九爷害得我成现在这个样子。”
   
    自从我认识刘维俊以后到结婚多年,刘维俊一直没跟我说过他与刘主席的关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因为刘少奇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我们受到株连(说我是刘少狗的孝子贤孙媳妇),被关进牛棚一年之久,并被打残一个孩子之后刘维俊才与我讲了他与刘主席的关系。他们家与刘主席家是没出五福的本家,刘主席与刘维俊的爷爷是一辈人,刘主席在家族中排行第九,刘维俊的亲爷爷排行老三,刘主席是刘维俊的叔伯九爷。可刘维俊从来没攀过这层关系,也没求刘主席办过任何事情,他一直以教书做学问为生。只是在57年反右派时刘维俊被定为右派后觉得冤屈,才给刘主席写过一封求情信。刘主席见信后,让他的秘书给河北师院回了一封信,信上写了四个字“严加管教”就这样刘维俊被送到天津南郊板桥农场劳动改造二十二年。这就是陈老称刘维俊为中刘的缘故。
   
    那时,在板桥农场直属队关押了好多大人物,上次我去板桥农场探监,意外地见到了大诗人鲁藜也在板桥农场改造,就觉得不可思议,如今又见到一位部级干部也在板桥农场改造更加不可思议了,原来政治斗争如此残酷?过去我觉得刘维俊出身地主家庭又是在旧社会上的大学,毛主席说过,这些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要到群众中去锻炼,要两手抓满牛粪,再滚一身泥巴。像刘维俊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改造改造很正确,像诗人鲁藜、部级干部陈行健、32年入党曾做过陕西扶风县县委书记的侯唯栋,他们都是延安老干部老革命老党员,这样的人怎么也需要改造呢?我越来越糊涂了,我不明白政治到底是什么?
   
    李家虽然是脏了一点,可在那向贫下中农学习,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年代,我每天和贫下中农生活的在一起感到很愉快。每天大娘为我蒸好玉米面窝头,我从泡咸菜的小缸里捞块咸菜,再从大锅里盛碗热水,和李大娘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嬉闹也觉得其乐无穷。我自己泡的咸菜缸里什么都有,有青萝卜条,有整个的小胡萝卜,有炒白菜时切下来的白菜疙瘩,也有白菜帮子。有时想改善一下生活,就把咸菜捞出来切碎再淋上点香油,真是美味佳肴啊!
   
    我有了一个家感到很幸福,每当刘维俊公休就来我们这个由两个姓氏组成的家,感到其乐融融。后来和刘维俊一起改造的同伴们知道了他在王庆坨有了个家很羡慕。那时天津市人只能吃国家供应的那点副食品,买不到黑市的东西,好多人患上了浮肿病。农村有黑市可以买到各种农产品。每当刘维俊回家来,就有人托他从王庆坨代买些副食品,像花生米,黄豆,绿豆,红小豆,芝麻香油等。因为王庆坨阴历每月的三,八日有集市,什么高价的农副产品都能买到。刘维俊每次回家都要代买好多东西回去。我们从中也可赚点钱补贴生活。我觉得自己炒花生米卖可以赚钱,由生花生米炒成熟花生米一斤就可以赚二、三角钱了。我决心做炒花生米的实验。我自创的方法是先把买来的带皮花生剥成花生仁,再把花生仁和适量的大料和盐放在大盆里,再把烧开的热水浇在花生米上,等盐味和大料味浸入到花生米中,就把花生米捞出来,放到漏水的筛子里晾几个小时,然后就上锅炒。炒花生米必须要用沙子炒才不会炒糊,不知刘维俊从那弄来的沙子,我把沙子倒入锅中炒热,再把花生仁倒入炒热的沙子中,用细火慢慢搅拌着炒,直到把花生米炒熟。每次剥花生皮都是全家出动,李家大娘,秃蛋,我,大女儿湘君一起忙。意想不到的是我炒的花生米竟然受到买主的好评,都说味道咸度都适中。刘维俊好面子,不敢告诉人们是我炒的,就说是一位老太太炒的。从此以后,人们点名要买那位老太太炒的花生米。这炒卖花生米的生意从此开始了,为了吃饭这种副业我做了十几年。可惜的是,从来不舍得给孩子吃一粒,三个孩子眼巴巴看着爸爸把一包包香脆的花生米带走了换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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