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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梁家鳞)

七、全面西化下的基督教
   
   (一九○○--一九二○)
   
     

     踏入第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和遭遇,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未曾讨论此时期传教事工的种种发展前,让我们先了解中国的巨变与教会的关系。以下且将此二十年分为两个阶段:革命时期及新文化运动时期,而以五四运动作结束,以方便讨论。
     
   
   
   革命时期:基督徒的积极参政
   
     主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对中国造成致命的打击,不惟国家需要赔偿巨额款项(分五十年摊还,并以政府三项主要税收的其中两项:盐税和关税来作抵押),国家政府的无能愚昧亦彻底的暴露无遗。在八国联军陷京时,满清政权本已有倒台的可能,幸得一些边疆大吏力保,方使清室继续维持统治,但亡国的危机已昭然若揭,慈禧太后及满清大吏都了解到当前的急务是要振奋图存。与此同时,由于义和团事件闯下了弥天大祸,朝廷中的保守派或被追究责任而惩处,或已失去了发言的地位;因此,此时期西化改革就成了朝中上下一致的共同目标,起码再没有人敢持异议了。主后1901年,清室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并设置督办政务处,策划政制改革。主后1903年,命袁世凯训练北洋新军,其他各省均置新陆军。主后1903年及1905年,两次颁布教育改革方案,废除沿用千年的科举考试,各省改办新式学堂。此外,还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渐次推出。
     
     虽然清廷的宪政改革已为时太晚,并且由于资源及各方面的条件的不许可,很多改革建议结果都未能兑现。即或如此,我们仍不能武断地指清廷的改革是毫无诚意的。事实上,一些已实现的方案对中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亦然。例如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成了求取知识及社会晋升的重要媒介和阶梯,传教学校作为中国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遂大受欢迎;毕业生的出路亦大为增加,不少成为新置洋务机构的雇员。
     
     此时期除了清廷致力于改革图存外,民间的改革呼声亦高唱入云。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二:一是由康有为等所鼓吹的君主立宪,是为「立宪派」;一是孙中山等革命党派所推动的革命运动,是为「革命派」。他们各有不同的救国主张,拥有不同的支持者,例如立宪派在海外的华侨中势力颇大,甚至是盖过革命派的;但是,在民间年轻的知识分子及留学生中间,革命思潮却占了压倒性的地位,极多青年人抱持着一坚定的信念:非推翻腐败的满清政权中国无法自救。从主后1900至1910此十年间,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起义事件此起彼落,不绝如缕。终于在主后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满清帝国,建立共和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运动期间,基督徒及传教学校学生积极支持及投身于运动的行列里,对革命事业贡献甚大。其荦荦大者如孙中山、陆皓东、区凤墀、尹文楷、王宠惠、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关景良、左斗山、王质甫、史坚如、毛文敏、刘锦州等人,都是在兴中会时期,于广州及香港曾为革命事业出过大力而又较著名者。而实际参与革命的基督徒人数,较上列的还要多出许多,据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统计,单在惠州之役中,基督徒的参加者便占百分之三十。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的情况。
     
     基督徒为何大量投身革命事业呢?据史扶邻的解释,这是由于他们原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高,只有透过革命、推翻现存的既得利益阶层,才能获得晋升。这个说法不一定全没可能,但笔者更有理由相信,基督徒积极参与革命,主要是受到在华的传教士所影响。晚清部分传教士,将他们母国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寓在中国之上,鼓吹并支持变革的进行。他们的思想,透过个别接触及传教学校的课授,传递了给中国信徒。此外,中国信徒及传道人透过西学教育,迳自产生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兴趣及认识,因而萌生革命思潮,亦在所多有。第三,传教学校很多时亦成了革命思想酝酿及宣传之地;在第二十世纪,传教学校是首先提倡剪辫易服的地方,新思潮在那里广泛传播;一些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且结社以互相砥砺,激发壮志豪情。因此,基督徒及传教学校学生的思想常较一般人为前卫,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是很自然的事。
     
     不管参与革命的动机为何,基督徒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教徒这个身份是列在中外签订的保护传教章程的受保护范围内,倘若他们受到中国官吏任何不公平的待遇,都会引来外国领事的干预,进而演变为中外冲突,这是地方官员所惧怕的。例如早在主后1895年广州起义尚未爆发前,两广总督谭锺麟已得到有关孙中山行动的密告,但由于孙是基督徒,故在未有确实证据前,谭亦不敢妄行将之拘捕。
     
     基于同样的理由,教堂亦列在保护传教章程内,中国官吏不敢随意进入搜查,因此常被革命党人用来做为贮存弹药危险品的地方。
     
     一旦革命事败后,基督徒的身份又常使参与者得以逃脱官府的缉捕。尤其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介入下,那些从犯多数得以免罪。因此之故,一些非基督徒的革命党人,甚至冒充基督徒以求取得同样的特权,黄兴便是其中一例。
     
     这里并不是说凡基督徒皆可免去中国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往往给与执法者在法律条文以外更大的权力和空间,他们可以刑求、株连,或以自由心证入人以罪。基督徒的「特权」正是免却了此等法外的权力。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监督下,中国官吏被迫只能按着明文法、甚至采纳西方对刑法的观念(于搜集了足够证据后才能控告涉嫌犯)来办理,这样便受到很大的掣肘,也为基督徒革命者提供了很大的安全和方便。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基督教救国
   
     主后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各省纷纷成立革命政府,委派代表到南京缔订临时约法,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由于基督徒参与革命的人众多,因此很自然地在新成立的政府里,基督徒参政的比例也相当不小。以广东都督府为例,高级的官员如民政司长钱树芬、教育司长锺荣光、实业司长关景燊、卫生司长李树芬、交通司长容星桥、高等审判厅长伍藉磐等皆为基督徒;据统计主后1912年基督徒及传教学校毕业生竟占广东全省各级政府官员人数的65%。至于在南京全国政府方面,虽然在数字上比不上广东,但基督徒之充任要职的也有农林总长陈振先、海军部次长李和、参议院次长王正廷、政事堂参议林长民、交通部会计司长王景春、外交司长曹复赓等;国会议员中亦有数十人。以当时基督徒占全国人口不到四千分一的情况而论,基督徒的参政比例便相当可观了。
     
     不过由于军阀弄政、中央政府的权力,很快为袁世凯所夺去。基督徒参政并未为政局带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与教会之间,仍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新政府对基督教表示友善,可以从以下两件事例之中看出:其一是在1912年4月13日,南京各教会分开为国公祈大礼拜,总统及外交总长合派顾维钧为代表到会,并宣布大总统对为国祈祷此举的欢迎。后由陆子欣(征祥)总长提议、大总统认可,国务院通电全国基督教各公会,同于1913年4月27日特别为国祈祷。当时京中各西教士,亦通电欧美各教会,于同日学行特别聚会,为中华民国祈祷。
     
     其二是在民国成立后,有人企图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经基督徒发起签名运动请愿,以及后来由信奉基督教的司法司长徐谦领导的「信教自由会」的奔走下,终于在主后1917年,国会维持「人民有信仰宗教自由」的宪法。
     
     这两件事例都属于全国性质的。在各省方面,地方士绅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有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对传教士所办的慈惠工作大力的支持。他们主动地将麻疯病者、盲人、被释放的女童仆婢等转介至教会的麻疯病院、瞽目院及女童院内。不少政府官员亦捐款支持传教学校、医院以及男、女青年会的工作。比较特别的是广东的警察厅长陈景华,他木人不是基督徒,却邀请教会派人向监犯传教,作为道德改良的一部分。
     
     可以说,教会在民国初年,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备受尊重的。
     
     基督教在此时期备受国人欢迎,除了上述所说政教关系良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基督教曾被国人视为救国的其中一条出路。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辛亥革命后的一些变化谈起。
     
     前面提过,在第二十世纪初,不少革命青年都有一个信念:非推翻满清政权中国无法自救。这个信念推动了他们积极投身革命,甚至为之而牺牲一切。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是否就有自救之途呢?事实似乎恰好相反。在内政上,拥有北洋军队的袁世凯胁持清帝溥仪,夺得了中华民国总统的位置,然后逐渐剪除革命派的势力,实行独裁统治。主后1915年袁且企图称帝,可惜不久便事败死去。袁世凯逝世后,其部下的北洋军将领互争权力和地盘,造成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和割据。至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2年易名国民党)分裂。主后1917年孙重组中华革命党,加强党内控制,并联合南方的军阀组成广东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国家陷在分裂及内战的状态下。在外交上,日本自主后1904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后,已成为东方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取代了欧美的地位而积极要侵略中国。主后1915年,日本要求中国签署廿一条条款,欲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袁世凯为向日本大量借款,竟予应允。此事在数年后被揭发,成了五四运动其中一个促成的原因。
     
     在内政与外交同这困境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乃被迫思想为何政治革命不能带来国家的更生。他们的结论是: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大部分的国民都在无知与沉睡中,他们并不了解国家的形势,也不知道要承担国民的责任;在大多数人都没有觉醒的时候,任何政治的革命的成果都只会为少数有野心的官僚政客所夺取。故此当前的急务不在政治革命,而在于要唤醒沉睡的国人(特别是青年)。这些知识分子进一步的相信,导致国人在沉睡中的是传统文化加诸他们身上的桎梏捆锁,若不打倒旧的传统,国人将无觉醒的可能。在这个信念推动下,他们乃开始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从政治革命的战场退却下来,转而从事更治本和彻底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前为「青年杂志」)及由蔡元培出掌的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且饥渴地要从西方引入各种思想和学说,以寻找救国的途径。这种文化潮流对基督教的传播有极大的好处。首先,在第十九世纪,基督教常被指为与传统文化相冲突而被排斥,儒家道统是福音在华传播的一大阻力,但如今这个阻力已为中国人迳自除去。其次,中国人既已怀疑了自身文化的时代性和有效性,对外来文化的抗拒感自大为减少;甚至在传统文化被挪去后,腾出来的空间更需要别种文化来填补,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即意味着要全盘西化。而基督教作为西洋的宗教,也受到中国人热烈的欢迎。正如第十九世纪基督教因被指为「洋教」而受排拒,在第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也因是「洋教」而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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