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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梁家鳞)

六、教案与义和团事件
   
   (一八四二--一九○○)
   
     

     翻开一页页的中国教会史资料,要是我们真的是平心静气地看,总不能避免地要正视一事实:基督教与中国人之间的误会、以及因误会而产生的冲突何其多。直至清末,基督教传入中国才只百年间,在中国每一个有传教士到达的省分的大部分地区,都有民(中国人)教冲突(称为「教案」)发生,据统计有清一季在华爆发而又有文献可循的教案超过八百起(另一数则达二千宗)。几乎有传教士足迹的地方就有不愉快的事件。
     
   
   
   中国传统与反教
   
     对于这为数众多的教案产生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从各种角度给予了他们的解释。其中以六十年代由柯保安(Paul A.Cohen)提出的「中国传统反教论」最为流行,至今尚为部分华人学者所坚持。
     
     柯保安指出,中国文化有正统和异端的层级分野,正统是儒家,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其他信仰则往往因被视为异端而遭受打击。他列举了历代儒家对其他宗教的反对和排斥的例子,包括明末清初的反对天主教、清末基督教来华时所遇到的抗拒等,来证明中国有一个反对异端、以至反对一切作为异端的外来宗教的传统。
     
     李柏雄将这个观点与杨庆堃的中国宗教研究结合起来,而画出以下的图表:
   (注:该图片暂缺)
   
     但这种看法基本上是误解了中国的民间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萌生的宗教,根本上是不能作合法与非法的划分。因为民间宗教的产生,是因应农村社会的需要而来的;地方政府从来不会加以干涉、或视为非法而禁制之。除非它的发展与地方官绅的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是在该教门的势力扩大至一定程度,宗教领袖又有政治野心,甚至将宗教团体提升至政治目标的群体,那才会遭到政治的压迫。民间宗教绝不是秘密宗教,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压制(异端的?)民间宗教的传统。
     
     中国政府在历代出现的一些反洋教事件,与中国人对本土宗教的看法毫不相干。
     
     事实上,中国人对宗教基本上是采取容忍的态度,大部分宗教都获准自由传播、甚或获得政府的资助;除非该宗教被视为对政权或社会结构造成危害,否则不会受到迫害。儒家士大夫在某程度上视一切儒家以外的思想皆为异端外道,但由于儒家本身严格地说不是宗教,故只能算为思想衡突(如儒家的本体论与宗教哲学的本体论的分歧),而非宗教斗争。也有一些统治者会因崇佛或道的缘故而排斥其他宗教,但为数不多。在中国历史上,宗教战争绝无仅有。
     
     正因为中国人对宗教容忍的缘故,各类信仰都能并存,甚至互相渗透影响。外来的宗教很易与传统信仰混同,佛教便是明显的一例。一个宗教若太强调对立的话,将会不得人心。
     
     但是,中国人对宗教采取容忍宽厚的政策却不等于政府便采取放任的态度。恰恰相反,中国皇帝及政府官员,向来都积极要干预及控制宗教事务的。这是因为宗教其实不单是一个有神论的信仰,它也蕴含一套由信仰延伸出来的思想体系(有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且在社会上又是一个有强烈内聚力的社会组织(故此有潜在的政治力量)。对中国历代的皇帝而言,人民的思想是他们最为提防、务要完全控制的;任何别树一帜的奇特言论会被怀疑是扰乱人心、破坏公安的祸源,都有被压制的可能性。此外,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宗教团体,它的社会功能必须仅仅局限在宗教之上,不应牵涉入政治、社会、经济的范围内;而宗教团体本身的发展限度,也必须在政府所希望它扮演的功能的局限里,且不能构成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妨害。例如唐武宗时的灭佛,便是因为佛教的发展过快,僧侣和教产的增长,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摇役税收;加上寺院又成了人民逃税和寻求免役的地方,政府自不能坐视不理,于是遂予以全面压制。
     
     不过正如第一讲所看到的,政府历来控制宗教虽是事实,但控制却不必然是打击,有时可以是大力扶助,特别是若政府觉得宗教能够满足到某些重要的社会功能时更然。当景教初传入华时,唐太宗派宰相到首都城外迎接,并出资为其兴建庙宇、奖助翻译经典、供应常费所需等,这些做法在今日看来,岂非同样不可思议。扶助与打击是政府控制宗教的一体两面的表达。
     
     「中国传统反教论」是一个有待修正的理论。
   
   
   
   官绅反教的言论
   
     倘若我们不能从传统里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那么倒不如回到晚清的历史舞台上,看看实际地导致人民反教的原因何在。
     
     首先从现象上看,儒家士大夫是反对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集团,这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以至地方上作为社会基层骨干的士绅。他们散播了大量攻击基督教的言论,并且往往又是教案的幕后煽动及策划者。
     
     士绅阶层为何要反对基督教呢?从他们所发表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三个大概是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理由,这三个理由都是与儒家传统有关的。
     
     第一、从原则上说,中国人毋须皈依基督教。他们指出,中国文化悠远绵长,举世无伦,并且历代皆出现不少圣哲先贤。圣哲先贤凭着他们天赋的智慧,为后世创立了一套完美无瑕的知识和生活规范,这是天下间最完备的道理,千古不易、万世不移。因此,中国人无论在知识以至道德上皆是自足的,中国文化自成道统,根本不需要考虑来自蛮夷之地的其他文化。
     
     晚清儒家士大夫提出这个理论,并不单针对基督教,更是广泛地成为他们反对西化,全面抵制外在文化的主要理由。所谓华夷之辨:一直以来都只是以华变夷,如何可以倒过来,用夷变华呢!基督教既是一种外来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又已是自足的,自然应被摒弃。时至今日,中国一些新儒家的知识分子,还是坚持同样的理论,例如东海大学的教授蔡仁厚便曾说过,对于中国人能不能信仰基督教的问题,重点不在「能不能」,而是没有需要,因为中国人无论在伦理道德以至对宇宙人生的诠释方面,皆已全备,基督教无任何可加添置喙处。
     
     第二、从内容上说,中国人不能接纳基督教的教义。儒家是一个现世性的思想,关心的是现实人生的问题,对鬼神、来生等并无太大兴趣。虽然自汉儒以后儒家逐渐渗杂了阴阳、道、佛的宗教成份在内,甚至突破了原来纯粹是道德哲学的格局,发展成一个拥有庞大的形上学及宇宙论的思想建构,但其主调仍然是自然主义倾向的。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及「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仍大致被后世的儒者所遵从。
     
     正是这样的一种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态度,使儒家士大夫拒绝接纳基督为童女所生、神迹奇事、天堂地狱等基督信仰的超自然部分。基督教之指称人皆有罪、以至原罪论等,亦常被国人误解为与儒家的性善说水火不相容,如此自然招来极大的抗拒与冲突。在清末反教的言论里,不少是针对基督教的教义而作的驳斥。
     
     第三,从道德伦理及社会效果上说,中国人更要坚决拒绝基督教的道理。儒家的基本关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为了确保这个和谐能够达致,除了每个人需要自律和克己外,更要在人际关系中厘定一些共同遵守的制约,这制约从其主观操守言是道德,从其客观规范言则为礼法。道德礼法被视为维系整个人伦秩序、社会安定的基础,所有外来宗教皆需无条件的认可及遵守此礼法。
     
     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与儒家思想其实没有太大分歧(起码就忠与孝而言两者皆可肯定),但是如何将道德的要求外化,则表达的方式便大异其趣了。例如对中国人来说,孝的其中一个重要表达是祭祀祖先,慎终追远;基督教传教士却禁止信徒祀祖,如此便很难使国人不怀疑基督信仰是反对孝亲了。基督教的道理与儒家的礼法不合,常常是冲突和误会的主要来源,清初的礼仪之争固如是;即使是在晚清新教传入后,也往往就此问题而起龃龉,儒家士大夫甚至指斥某拜祖先为泯灭人性的行为,并以人禽之辨来反对基督教在华传播。
     
     以上是在晚清官绅发表的反教言论中总括出来的三个反对基督教的主要理由。但是这里必须留意的是,士绅们在文字上列举的反教理由,许多时只是做为合理化他们反教情绪的外在理据,真正导致他们仇恨基督教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在「华夷之辨」、「人禽之辨」这些伟大的口号之内的。所以,除了分析他们的言论外,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在基督教传播的时候,到底与士绅阶层造成了什么误会、或构成了什么实际的利益冲突。笔者相信,误会与利益冲突,才是士绅反对基督教的真正原因。
     
   
   
   社会习俗与官绅利害冲突
   
     自清初奉行闭关政策以后,百多年间中国与西洋的接触被减至最低的极限;两地人民不惟对彼此的礼俗习惯毫不了解,甚至连接触的机会也付阙如。因此,当棕发碧眼、奇装异服的传教士侵入原来是大致封闭隔绝的内地时,招来的好奇与轰动是可想像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人对于一切其不熟悉的外地人(特别是肤色、相貌、语言,以至生活习惯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西洋人士)必然产生怀疑及猜忌,并会处处提防他们可能为乡里招来些不幸与祸事。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怀疑心态下,国人对传教士的奇特怪异的行径,自然会作出许多负面的揣测,种种的谣言和误会便由此而生。
     
     中国人对男女礼防极其看重,两性间任何稍为亲密的来往都会引来风化性的罪恶的论断;事实上,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往往是最喜欢作出与性有关的畸思怪想的。对传教士的谣言和误会主要也集中在这方面。洋鬼子的传教士来到本乡,自然不会安什么好的心肠;可是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要勾引良家妇女了。若不接触教会史的资料,我们很难想像这样的逻辑推论会普及到那一个程度。当然中国人这个推论不是全无「根据」的。例如当家族中有妇女皈依了基督教后,她们便不肯听从父兄的禁令,坚持要继续返教堂参加聚会,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们中了传教士的蛊毒,或被勾摄了魂魄,以致再也身不由主了。此外,洗礼是另一种最易招人误会的礼仪行为,孤男寡女同处一浸池中,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上面的推测还算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但有一些同样地广为流传的谣言则完全是任意的猜想。例如晚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常办的一种服务是开设育婴院,以收容遭人遗弃的婴孩。可是基于卫生设备欠佳,收纳进院的婴孩又多在体质及健康上出现问题,很易生病的缘故,因此育婴院常常发生婴孩死亡以至因互相传染而造成婴孩大量死亡的事件。谣言便由此而生了。本来中国人就不相信传教士千里迢迢到来是纯粹为了做善事造福国人的,开办育婴院等社会服务必然别有用心;如今婴孩大量死亡,更足以显露他们的祸心。国人更进一步推断,传教士之大量收纳及杀害婴孩,目的当是为了性及长生的「采补术」;洋人捉拿了这些童男童女,便将他们的童精童血吸至殆尽,使他们虚脱而死,然后用来炼丹制药,行功采捕。这样的臆测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却被国人深信不疑;于是辗转相传之下,便有暴民围攻育婴院,拆毁建筑物及杀害传教士,一桩教案便由此而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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