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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梁家鳞)

五、发展与分歧
   
   (一八八○--一九○○)
   
     

     这一讲主要探讨传教工作在第十九世纪末的一些发展的趋势。迨至此世纪结束为止,大致上整个传教事业都趋向广化(系统化)与深化(专业化、高等化)来迈进。
     
   
   
   传教系统
   
     当某个差会来华工作了一段日子后,逐渐地都会建立起一个传教系统。
     
     为使讨论较为具体的缘故,以下且以广东省来做例子。虽然各省的传教工作有相当差异,但传教系统的建立却并无大不同。
     
     由于广州、香港及汕头先后开放或割让与外国,自然便成为绝大部分传教士来粤的入口。一个差会在初抵中国时,通常是先在他们入境的城市,建立起传教总部(Mission,又可称为传教区),包括办公室、传教士住宅和训练中心、教堂等。这些地方一般交通通讯较为便利,故为他们与母国差会联系及补充资源的所在地,并且亦成为整个传教区的指挥中心。(也有一些差会在内陆某地开辟了一个理想的传教工场后,为方便就近指挥的缘故,而将总部迁入内陆的。)
     
     当传教士站稳了阵脚,对语言有相当掌握后,便会利用前章提及的游行布道和派发传教刊物的方法,到邻近城镇作试探性的传教,了解不同地方人民对基督教的反应。一旦发现某地的情况令人满意,便会致力在该地发展。他们首先觅地租赁房屋,建立讲堂,并且派遣传教人员长期驻守,开展传教工作。这个地方便成为传教总部的根据点(out-station,后有称布道所)。
     
     传教根据点的数目很难确定,视乎需要而增减,但无论如何其数字必然大过差会派来的传教士人数。因此,一般而言在根据点工作的只是本地传道人。他们定期向总部汇报工作的成果,而总部亦定期派遣巡回传教士(Itinerant pastor)到各地短期性地协助工作。
     
     设若一个根据点的传教有成,信徒人数不断增多,传教士认为时机成熟,即将该根据点扩大成为传教基地(station,或称支会、堂会),派遣传教士长期留驻,从而加强该地的传教事业规模,譬如可以办医院、程度较高的西式学校等。再由此基地,派出本地传道人往附近乡镇传教,建立新的根据点。这些根据点不再直隶于总部,而是直接受基地的传教士管辖。巴色会(Basel Mission)在东莞、新安的工作形式正是这样。
     
     另外一种发展传教基地的模式是,当某一地区的传教工作令人满意,传教士有意集中发展该地区,乃在此地区范围内的数个根据点中,择一地点较为适中(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等都在考虑之列)的,扩大成为基地,然后派遣传教士前往统筹整个地区的传教工作,协调其他根据点。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在潮汕地区的工作较接近此模式。
     
     除了传教总部附近的城乡外,传教士亦尝到内陆较偏远的县分布道。由于陆路交通不便,故他们多会利用河流系统,雇舟沿江而上,沿途派发书刊,寻觅合适的传教地点。由于新拓展的工场与总部相距甚远,往返不便,必须有传教士长驻以主持大局,故一开始便将该待发展地区建立为传教基地。然后再在四乡布教,建立根据点。甚至有因为新发展地区与原来的总部相距太遥,指挥决策调配资源皆不方便,索性将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传教区,建立传教总部。如美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USA,North)的海南教区(Hainan Mission),便是由广州教区分出来的。
     
     中国信徒在建立新的传教基地上,有时也扮演了主动和积极的角色。不少在广州、香港、南洋乃至美国等地信教的人,自动或为差会所派,返回他们原籍的家乡传教,待有稍成后才邀请传教士前往开基。这样建立的教会自然与前述的形式和程序不相吻合。
     
     至此,我们可以大略了解传教事业的系统的建立过程。大致上,一个差会将其传教的地区作如下的划分:最低层的是根据点,即一乡镇的福音堂或布道所;其上是传教基地,多在交通要冲的城市(如县城),以统筹数个根据点的工作。基地以上是传教总部,称为传教区(Mission)、或主教区(Diocese)、或长老区会(Presbytery),按不同宗派而有不同的名称。
     
     一个传教总部所统辖的传教区域和能够发展的范围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主要的限制在两方面,其一是地理和交通的因素,其二是语系区的因素。
     
     首先在地理和交通方面。以广东为例,因着广州、香港(北上新安、东莞等地)及汕头是传教士来粤的主要入口,故广东的传教工作乃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平原区,这里也是全省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各差会在此投下了绝大部份的传教资源。至于省的其他地区,则只有是与西江和北江流域接邻的地区,才有传教士到达。山岭密林,堑阻了传教士的推进;即使是水路交通较便,但由于总部与基地间不能相距太遥,故亦限制了传教区的任意发展。
     
     语言是另一个对传教发展路线的决定性因素。
     
     广东绝大部分人口为汉族,但因汉人在不同时期、由不同源地、循不同路线,到达省的不同地方,故此形成了三个明显的语系区:广府语系区(又称「本地人」)潮州语系区(又称「福佬」Hoklos)及客家语系区(又称「客家人」)。三个语系区各操不同的方言,文化习惯也有差异。
     
     从欧美来华的传教士,很少能同时学习及掌握两种不同的方言,适应两种不同的习惯,因此多只选定一个语言来学习,并只向该语系区的人传教。如郭实腊在香港成立福汉会(Chinese Union),训练后来的德国传教士时,便要指定他们分别学习潮语或客语,好向不同地区的人传教。不仅个别传教士如此,就是一个差会,多数亦只会择定一个语系区为传教范围,要扩展也仅限在此范围内。
     
     但有一些地区的语言较为混杂。如惠阳地区的本地人与客家人住得非常接近,潮汕地区的福佬与客家人亦彼此接邻。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差会,便有两种情况。一是仅向一个语系区的人传教。如巴色会的传教对象多为客家人,礼贤会(Rhenish Church)则多为本地人;但由于惠阳地区两语系重叠,有时会建立了他种方言的教会。故在主后1881年,两差会决定互换朗口、塘头厦两地工作,以便各自保持语言的统一。
     
     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个差会同时向两个语系的人传教,但将该会的传教士分成两组,各自专责负起不同语系的人的工作。虽然是在同一地区,但两语系的教会,亦各自成独立系统,甚至连小学、中学以至神学院都分开。如英国长老会及北美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美南浸信会于1846年分裂出去,故中文译作美北浸信会,以作识别)在潮汕地区,同时向潮人及客人传教,便是采取此形式。英国长老会在主后1900年更将潮、客两组教会分立为两个不同的长老议会(Presbytery),各自独立发展;仅在其上成立一个联络性质的潮惠长老总会(Synod),以示同出一个差会而已。
     
     地理与交通,以及语系区的范围,是一个差会在某地区扩展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天然屏障和界限是传教士无法突破,只能因应配合的。故此,差会在一个地区所设立的传教总部统辖的传教范围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不能任意扩大。该差会尽可以在中国不同省分建立多个传教区(如华南教区〔South China Mission]、华中教区[Central China Mission]、华北教区[North China Mission]、、、、、、等),或者在同一省分内针对不同的福音对象而建立多过一个的传教系统(如前面举英国长老会在潮汕的例子),但总不能只借一个传教总部便能无限地发展出去。所以,没有一个差会的华南教区是真的涵括整个华南的,甚至连四分一个广东省也不到哩。
     
     总部一基地一根据点此三级制,构成了传教事业的主要架构,一切工作都是按着这个架构来布置的。譬如在教育方面,在根据点内附设的学校,要不是早期的「一人主理学校」便是后来简陋的走读学校(day-school),由受过传教中等教育的本地老师负责,程度仅为初小。基地内由于有传教士留驻,故所办学校便能仿照西洋近代教育的模式,有历史、地理、数学等科,学校程度大概是高小至初中不等。至于传教总部内,通常不止一位传教士驻守,人力物力皆较充裕,故高等中学、神学院乃至第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大学皆汇聚于此。医疗服务方面的情况也很相似,大规模的传教医院仅设在总部之内,基地或许会办有门诊诊所,根据点则不可能有任何服务提供。
     
   
   
   专业化与高等化
   
     专业化和高等化的情况主要出现在传教教育之内。惟其对日后整个传教事业及中国教会影响深远,故值得在这里特别注意和讨论。
     
     早期传教学校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和训练本地传道人。就传教而言,书塾式的「一人主理学校」已足够吸引失学儿童来读,因为这是中国一贯熟悉的学校形式;其次「一人主理学校」的灵活和费廉两种特性,亦使传教士可以广泛开设,从而达到传教的最大效果。就训练本地传道人而言,初期亦仅采用学徒制,由传教士向他们的传道助手提供在职训练,第一批本地传道人皆是这样出来的。及后虽有高小乃至初中程度的寄宿学校在传教基地内出现,但无论就课程制度及教学内容,皆仍是草创。故此可以说,早期的传教教育绝大部分都是设备简陋、程度低下的。
     
     但是在主后1880年以后,传教士陆续兴办高小、初中、神学院、师范学校、医学院以至大学的各级中等及高等学府,使教育蜕变成为一庞大的事业。导致传教教育迈向高等化的原因有三:一是对信徒子女的教育承担、二是本地传道人的需求增加、三是教育专业化。
     
     对信徒子女的承担此目标上讲已及,这里不予重覆;唯一要指出的是,于此时期传教士对这个责任的自觉性是增强了,因此对提高教育的水准与质素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地传道人的需求增加,是导致传教教育迈向高等化的重要因素。外国传教士要在中国推展任何工作,都必须倚仗本地助手的协助,因此当传教事业逐渐拓展,教徒人数不断增加下,对本地传道人的需求亦愈来愈大。就以主后1880年美北长老会在广州的情况为例,该会除十数名传教士外,另约有2O个本地牧师(ordaine dministers)、111个传道人(evangelists)和派圣书人,30个女传道(Bible-women)及116个教师。换句话说,该会共聘任了277个本地工人。“这是个别差会的地区例子。
     
     整体而言,传教事业所雇用的本地传道人数量有大幅增加。数字统计,主后1876年在华的本地传道人共744人、教师290人,至主后1905年分别增至7121人及2582人,在主后1911年更为12054人及3809人。即是说,从主后1876至1911年的卅五年间,本地传道人的增长率达十七倍之多,教师人数亦增加了近十四信。这两个数字均较同时期的传教士的增长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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