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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梁家鳞)

九、回应与本色化探讨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
   
     非基运动期间,国人对基督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是多方面的,总括而言,约有以下各项:
     
      一、对一切宗教(包括儒教、佛教)的批评:
   
     1.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的。
     2.宗教使人逃避现世,只顾来生,因而成为人民的鸦片;减低人民积极面对现实、改变现实的能力。这样往往亦成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工具。
     3.宗教在现代社会已无存在的功能,它是过时的产物。
     4.宗教通常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蔽锢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拒绝接受新知,因而不能进步。
     
     二、单针对基督教的批评: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个说法虽源于共产党理论;但在当时既然民族主义的内容就是反帝国主义,则持此看法者便不一定是共产党人。此看法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a)中国正面临帝国主义的压迫;除日本外,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要将基督教传给中国的国家。
     (b)历史上,基督教是伴随着帝国主义来到中国的。在二十年代,传教事业仍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
     (C)差会在中国拥有大量学校、医院及种种慈善事业,吸引了广大群众。他们即使不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会因此而有亲英、亲美的思想;最低限度减少了国家精神。
     (d)宗教都具排他性,但基督教的排他性尤为厉害,除天主教与更正教势如水火外,不同宗派间也互相攻讦;如此妨碍了中国人的团结,对他们要一起探索国家的出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些指控在中国社会上产生极大的震荡和回响。它们都不是纯粹的学理问题,而是有所因应,在历史里可找出其根源线索的,故要答辩并不容易。基督徒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一直在努力以行动来答辩此等攻击和挑战。
     
   
   
   回应的路向
   
     基督徒到底如何回应国人的挑战呢?他们选择了那些路向?这些路向又企图解答什么责难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是借助主后1926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一篇由编者所写的文章“Characteristic of Christian Movement"。文内指出,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挑战,使基督徒产生两个自省式的问题:第一是「基督教是什么?」(What doe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mean?)、第二是「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What is 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life of China?)这两个问题,正好总括了基督徒要努力的方向:
     
     在当时的中国,基督教被指为迷信、反科学、反理性。因此基督徒要回答的是: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又基督教除了那些所谓迷信的超自然成分外,还有什么?由于第二十世纪是科学主义泛滥的时代,一切神迹奇事皆为国人所否定,即基督徒亦难以招架;再加上西方此时期自由主义的神学思想盛行,对圣经的超自然部分亦不重视、甚至予以灵意化的解释。是以就「基督教是什么」作答辩的,多数都持了自由主义的若干或全数观点,认为神迹并无特殊意义,基督教的重点和主题也不在这里。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这种博爱精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中国急需学习的。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此问题,可以再细分为以下三方面,以待基督徒作答:
     
     一、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基督教到底是否人民的鸦片,使他们只顾来生、不顾现世呢?基督教的现世意义何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何贡献?
     
     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第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陷入绝望的困局中;中国人急于要的是国家的重建,及自强自救。在这个大方向之内,基督教有没有存在的地位,所占的角色又为何呢?
     
     三、本色化的问题:基督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或者更不客气的说,是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的宗教。在当时中国人亟亟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那基督徒应站在那一边?为了使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必须使教会脱去外国的性质;即是说,本色化的教会必须要建立起来。
     
   
   
   回应模式
   
     在简括地说明了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及基督徒需要回应的方向后,接着我们便逐一介绍基督教会在二、三十年代的变化。这里必须澄清的是,以下所缕述的各项事工并不必然是针对非基运动的挑战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事工是纯粹回应性、而没有教会内部的发展需要和动力去促成的。笔者在此并非要提倡「挑战一回应」这个简单的解释方法。将二、三十年代基督徒的努力与非基运动拉上关系,只是一个方便的做法,以便将这些事工所要达成的目标浮显出来;并且我们也可相信,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若不是知识分子凭空杜撰的诬陷,就必然基于某些(片面的)事实和存在的问题,而这些事实和问题也必然是当时期基督徒能够看见,又愿意起来面对解决的。非基运动在此也许只扮演了将问题要解决的迫切性提高了吧。
     
     所以,以下当我们浏览各项事工时,也会首先交代它们的内在产生因素及一些历史发展的背景,而不会仅局限于主后1927年之后。
     
     一、教会合一:教会合一的问题很早被提出,而且也非常重要。基督教的分裂、宗派间的互相排斥,一直是被人诟病及攻击的地方;宗派间的互不闻问,也使基督徒不能团结合作,以对应当前急剧转变的外在形势。更重要的是,宗派的存在,明显地带着西方差会的色彩;例如巴色会、巴陵会、伦敦会、安立甘会……等,连名字都标志着是外国的东西,如何不令人产生抗拒?
     
     合一运动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宗派的合一,如前述长老宗、圣公会、信义宗等,也有宗派间的合并。二是事工性的合作,如前述的基督教教育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等。这些合一性的工作又开始甚久,但在二、三十年代,却又有突破性的发展。
     
     首先在宗派合一方面,此时期大部分的宗派均谋求使国内由不同差会建立的教会合并在一个教会系统之内,并组成全国性的联会以统筹协调;此外又将宗派的名字易作较合中国文字习惯的叫法,或在宗派名称前冠以「中华」二字。不过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却是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
     
     自主后1918年4月开始,长老宗与公理、伦敦二宗商讨合并的可能;后逐渐加以扩大,至凡愿意加入的宗派均受欢迎。至主后1927年,一共有十九个宗派参加,统一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并于9月召开第一次正式的全国大会,成立总会。于是,中华基督教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派。
     
     中华基督教会的组成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典范,但其成就却不是遽然达致的。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刚组成之时,由于每个宗派以至每个差会仍在经济上和人力上负责其原来建立的教会,又每个差会仍维持传教根据点--基地--总部,以至全国性的指挥中心及母国的差会议会的隶属关系,形成在组织上错综复杂、行政上架床叠屋。这个组织情况甚至曾被主后1930年美国平信徒宣教调查团引用来做为说明合一事业不真实的例子。
     
     至于在事工的合一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主后1922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议决成立基督教全国协进会。该会主要为顾问及联络性的机构,负责计划、调查、研究等工作,并探讨一些新的路向及工场,特别是农村重建工作、大型的布道计划等。在抗日战争前,该会共有十六个宗派的教会参加,包括30万信徒,终占全国信徒人数61%。
     
     在协进会及一些地区教会的推动下,三十年代还有许多联合性的事工,如协和大学、江西黎川的农业改革、华北农业服务社等。事实上,教会在事工方面的合作远较在组织上的合并为易;这些合作计划主要是由一些超宗派的事工性机构(如协进会、青年会以及教会大学等)来策划及推动的。这种情况与今日并无大大的分别。
     
     二、自治自养运动:许多人一提到「三自」便谈虎色变,但其实三自绝不是由某党新发明出来的。早在主后1877年的全国传教士会议上,宁波长老会的白达勒(John Butler)已提出自主、自养、有本地牧师的教会,是使基督教植根在中国的最大保证,同时中国人对基督教是洋教的抨击也会减少。在主后1890年的传教士会议内,中国教会的自养问题已成为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主题。在主后1907年的百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更通过传教士最终要建立一个完全有自主权力的自治及自养的中国教会的决议案。可见,三自不仅是中国信徒的要求,也是来华传教士的共识;此名词日后如何被误用是另一回事,总不能抹煞此要求的迫切性。
     
     在民国以前,一些中国信徒已建立起若干自立教会,包括厦门由英、美两个长老宗的差会所开设的教会,在主后1862年后成立以华人为主的自立闽南大会;主后1881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开办的福音堂;以及在第二十世纪开始,有部分地区的基督徒脱离原来所属的宗派,在北京、天津、烟台、济南、青岛等地,逐渐建立起当地的中华基督教会(这与1927年由长老、公理、伦敦等宗派合并而成的中华基督教会并无关系),并欢迎所有宗派的华人信徒参加……等。
     
     不过最重要的,仍推主后1906年由上海闸北长老会堂俞国桢牧师发起组织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了。该会以完成华人自理自养为目标,得到各地基督徒的响应。至主后1920年,全国共有十六省、189个自立会的会所;并于同年6月,召开第一次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组织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自立教会发展至顶峰时期共有六百多间教堂;但因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困难,在三十年代逐渐萎缩,至主后1935年仅剩下二百多个堂。
     
     民国以后成立的自立教会就更多,规模较大的是真耶稣教会及聚会所。
     
     真耶稣教会成立于主后1917年的北京,创办人是山东长老会的张灵生和张巴拿巴,以及伦敦会的魏保罗。他们深信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基督教会与圣经相违背,因而开始独立传教,并建立教会,称为真耶稣教会。最初仅限于河北、山东二省,后遍布华南华北等地。主后1926年该会成立总部于南京。教会发展非常快,至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教会及祈祷处共有一千处,信徒约八万人。
     
     聚会所由倪柝声等建立,主后1928年首先在上侮擘饼聚会;其后此小团体渐渐发展,在各地建立聚会点。他们否认自己属于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会的人,所以没有任何名称;后来因为要向政府登记,乃用了「基督徒聚会处」或「教会聚会所」等名字;又由于他们在未有名称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称为「小群教会」。聚会所由上海开始发展,逐渐遍及全国和海外,至主后1949年已有七百间教会,擘饼信徒超过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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