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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文)许章润的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

   

许章润的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

    这一年来,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死灰复燃,愈发猖獗。这边厢,草根毛左不明所以,挟带着政治失意与社会怨愤,叫嚣乎东西;那边厢,高校中早已退场沉寂的文革余孽,乘势冒头,作跳梁小丑状,隳突乎南北。不仅喊打喊杀,在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层面,四面出击,而且,颇有掀起某种“运动”,经由首先整肃知识界与退回到文革式政治社会状况,而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冲动与势能。其言其行,已然造成普遍不安,一定意义上的社会恐慌,并导致了一种将中国拖进“全面内战”状态的可能性。经济下滑,资金外逃,官场懈怠,底层乏力,精英移民,知识界人人自危,新闻出版行业不知所措,就是这一不安与恐慌的晴雨表。因此,阻遏这一态势,拆解这一可能性,防止中国社会政治状态的持续恶化与全面倒退,蔚为当务之急。

    此处所说的“全面内战”,非指武装交火,而是说法政哲学意义上,以敌我关系归类与规训国民,将斗争哲学和“你死我活”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公然指向知识界、律师、新闻出版从业者和民营资本,从而,导致全体公民政治上的非和平共处状态。由此,造成一种“人自为战”阵势中基于敌意的紧张、防范与恐惧的政治状态,乃至于杀伐欲望,而非公民友爱与团结,在尤其表现为言论大幅收窄甚或噤声的状态中,结果是大家共同失去安全感,丧失对于政治前景的任何确定性预期,普遍恐惧遂笼罩人心。严重的官民对立和对于公共权力的彻底的不信任、社会撕裂与舆论极化,不过为其表象。

    一

    其端倪,其理路,总括而言,大约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第一,现有体制在“维稳体制”基础之上,正在一步步地,叠加上“战备体制”,而形成“维稳”向“战备”演进的体制形态。本来,百多年来的中国,历经战争、革命与各种酷烈政治运动,长久罹陷于一种异常政治状态,生死轮回,生民涂炭。只是晚近三十来年间,放弃革命、战争与运动思路,解构内政上的敌我界限,以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为重心,进而倡说和谐,着意营造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意象,这才逐步有望迎来一个常态政治状态,中国这也才迈进或者正在进入常态政治时代。托此之庇,国家与个人,大家好歹有些安全感,口袋里才刚刚有了点儿钱,温饱不愁,科教事业逐步复苏与发展,慢慢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最近几年,随着西方向右,中国进一步向左,不仅周边关系吃紧,大国博弈紧绷,更主要的是,国家政治中的敌我思维重新上阵,导致原来的“维稳体制”叠加上了“战备体制”。就是说,此处之“战备”,不仅旨在迎应国家间政治,防范外敌入侵,随时准备打仗。——毕竟,当今世界体系依旧是一种自助体系,浩瀚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复兴与重新崛起,当然意味着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的重组,从而,必然引发有关国家的醋意与敌意,中国不想惹事,但必需有所回应——而且,不宁唯是,更主要的是,似乎指向内政,旨在找出、标定并惩罚“敌对势力”,将不同理念、价值与意见的表达,乃至于一般纯粹基于物质利益诉求的公民维权行动,悉数当作敌对势力与敌对行动,时刻防范,随时准备“狠狠打击”,则政治形态一时间重新面临不确定性,而造成的一般大众心理感受的不安,担忧“常态政治”未曾完全落地,“异常政治”又回来了,遂顺理成章。就是说,大家担心是不是又要搞阶级斗争,搞斗批改,搞运动。甚至乎,顺此战备体制思路往下走,所谓“先军政治”,也在中国出现了苗头。由此,东亚的军备竞赛,遂成事实。实际上,国际形势紧绷与内政吃紧,从来就是互相强化,而终究难免彼此恶化。

    有鉴于此,警惕中国滑向此种战备体制,防止整个国策为此战备体制所裹挟,进而,突破维稳体制,重启全面改革开放,在一、两代人的时段内,逐步和平过渡,完成中国这一波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既是历史逻辑,也是政治逻辑,从而,是当下此际,吾华夏民族亿万生灵的生存之道也。

    第二,“和谐理念”逐步被“斗争哲学”所取代。“全面内战”的先兆,便是倡导了十几年的和谐理念不再,而为斗争哲学所取代。斗争哲学崇尚斗、斗、斗,在不过一代人之前刚刚摆脱“文革”之祸的我们看来,其之非为正道,令人不寒而栗。前几年大家反感以“和谐”和稀泥,瞧不上甘做维持会长,有时候亦且多所调侃。但是,与斗争哲学相比,至少,在国家政治意义上,和谐理念虽说意在回避矛盾,可既以营建全体国民和乐融融的政治意象为旨归,则其内涵了指向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故而,虽然其派生的维稳体制叫人烦心,但和谐理念本身还算让人放心。扭转此种平庸不作为局面,而锐意进取,的的确确,是刻下政制自我修复而建设常态政治之途径,也是主动顺应近代中国历史主流政治意志的强毅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颁行后,大家深受鼓舞,一致叫好,原因在此。但是,其轨辙,其进路,不是重启斗争哲学,毋宁,正不外执政党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所接续倡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设法治国家也。——再说一句,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非突转为斗争哲学,方为进取之正途。

    朋友,我们不是乡愿,不是不明白,对于政制腐朽和官场腐败,对于外敌觊觎,需要起而应对,必须有所作为,也理解一开始启用霹雳手段的必要性。但是,此与斗争哲学是两码事,更非等于斗争哲学所刻意释放的恐怖意味。毋宁,必需导向民主法治轨道,以民主法治建设解决政制腐败,慢慢地,形成中国的优良政体,进而,以一国良制完成大中华全境之民族国家建构。当下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舍却民主政治建设,既无法说明权力来源,从而没法落实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也无法提供政治正义与宪法正义,从而,难以确立真正的法治,连真实的法制也难。此为现状与现实,无法掩饰,而直言陈述,还是盼望避免全面内战状态蔓延,赶紧结束愈益严重、官民皆有的不安与恐慌状态,则吾人百姓安居乐业也。

    实际上,就大中华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这几年台港情形恶化,在已然回归之际与营造可能统一之时,苦心经营之下,不仅没有强化其向心力,反而导致其离心力愈重,正说明基于敌我划分与斗争哲学的路向之失。迄而至今,居然出现了必须同时反对港独、台独的问题,实在匪夷所思。同时,无论是调适与东瀛和南海诸国的关系,还是两年来的中美互动,大凡关涉国家间政治,而与周边国家关系吃紧,需要仰仗以实力为后盾的政治智慧,也不是一个斗字所能解决的。如果说此于国家间政治得解,那么,当此斗争哲学径直引入共和国之国家政治层面,就更且不妥,已非政治退化所能解释,毋宁,实为极权政治思维的复辟,而恰恰导致文革式思维回归,造成此刻这般令人窒息而惶憷的全面内战式政治生态。

    比如,前不久教育部长发文,一棍子打下来,将高校这一斯文发育之地定义为“阵地”,将全体高校教师划归敌对势力范围,令人齿寒。论其源流,正不外基于此种敌对思维与斗争哲学,而有此极不负责、最为卑劣无耻之言。其言其行,不仅在高校教师中无限树立敌对面,给当下的社会紧张状态添油加醋,而且,从根本理念层面上违背了政治正义,实在不配担当总绾大国教育之首席长官也。——各位,官员为了上位与自保,纷纷以出格言论和宁左勿右现身占位,给社会大众传递的是文革式社会政治信息,其之极端不负责任与无耻之尤,影响最为恶劣,危害最为严重,怎么就不见高层警示挞伐呢!?

    上述现象,考镜源流,东亚不期然间之进入军备竞争,欧美右转可能引发新一轮冷战,均为诱发斗争哲学的外因,并互为因果。而一旦陷入军备竞争与冷战,对于中国这一尚处转型进程之中的国族来说,其所追求的现代体制与国家建构尚未完全成型落地,则“现代中国”的涵养进程有可能因此中断,非为福也。中国近代史上,此间教训深重。1894年、1937年,日寇侵华,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49年后,深濡斯拉夫式蛮力极权政治色彩的犹太摩西—日尔曼式斗争哲学,参和着刻薄寡恩的法家思绪,风火相助,共同君临中国,再度打断现代中国的成长进程,直到1978年执政党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中国历史方始重归改革开放轨道,而以追求富强、民主和文明为鹄的。有鉴于此,今天中国切忌重蹈一战前德国式、二战前日本式与二战后苏俄式军备竞赛和冷战覆辙,相反,仍需“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建设”。否则,失却这一“窗口期”,现代化进程就此打断,而下一次机会何时才有,鬼知道。

    第三,“公民团结”理想逐渐被“敌我关系”思路取代。和谐理念的致思进路是公民团结,并希望达成国民友爱与公民团结的结果。而敌我关系意识旨在区分敌我,强调“自家人”与“外人”,意味着将国民分类为敌我两方,而非共和国的平等一体的分享者。“赵家人”一语流行,正说明整个社会对此普遍不满,也不屑。本来,“共和国”这一理念意味着全体国民均为国家的所有者,当然的主权者,纵有利益之争与价值之别,何有敌我之分。而追根究源,之所以倒退回如此陈旧的非共和国模式意识形态,就在于当下政体缺乏国家哲学,面对转型关键时刻之重重矛盾,无理论与思想利器可用,却又因为利益所在,刻意拒斥包括古典中国文教传统积攒下来的普世文明,不得已,只好重回最为熟悉的敌人论。与此同时,大国博弈进程中的多边互动所造成的步步紧逼态势,导致意识形态冷战实际上早已开打。其实,此间苗头,起自2015年初反对普世价值,到如今,对于读书人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刻意防备、戒惧和排斥,表明了一种摧残体制内外理想主义的极左思潮有可能重归主流,则害莫大焉。正是在此情形下,不仅是社会上,而且,高校中的文革余孽及其思维方式,亦且已然蠢蠢欲动,甚至开始了针对特定教师的政治攻击。因而,重提斗争哲学与强调敌我关系,实为一体之两面,正在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状态。

    第四,共和模式淡化,党国一体形态更趋强化。实际上,是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和经政一体,甚至有君师一体的苗头。本来,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本义,其进路,就是要在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破解党国一体与党政一体,借由党政分开而淡化党国一体。胡赵改革与胡温新政初期,基本上循此思路前行,使得国家建构的共和形态,仿佛蔚为政治大方向。可惜这几年,虽然讲得很好听,实际上党国一体的趋势有增无减,党国一体体制愈益凸显强化。而一旦党国一体形成高压态势,彻底排斥和压抑社会成长和民间发育,实际上等于以党国方式将共和作废,向全民宣战,而这与改革开放的根本思路和基本价值背道而驰,正在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的境地。正是在此情形下,才出现了诸如“央视姓党,请您放心”这类错位而肉麻的谀词,而产权改革、地产确权迟迟难以到位,一部物权法所能确立的不过是半拉子物权,同样原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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