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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台灣再振國運六策

自由台灣再振國運六策
   
   我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過,中共將動用全部國家能量,企圖扼殺自由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巴拿馬斷交只不過是中共扼殺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最新舉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共將進一步強化對自由台灣的國際圍困;台灣將因此面臨重大的國家危機。處此困境,如何解脫?我願重發由我自主代撰的《蔡英文總統罪己書》中的“再振國運六策”如下,供台灣各界參考。
   —— 袁紅冰
   

   “ “維持現狀”國策十惡具足,貽誤國事甚深,戕害國運甚烈。反思罪己之餘,我有寒風裂骨之痛,紅焰焚心之苦。然而,白骨雖裂,報國之志猶存;“紅焰已然成灰,我心依然未死”。
   自由台灣宿命地走上大爭之世的刀鋒,面臨危險與機遇並存的國運轉捩點。在此艱難的時刻,我誓從罪己反思的浴血苦痛中崛起,以奔馬逐長風之激情,以堅逾鐵石而又明澈如玉山之雪的理性,履行總統天職,重振自由台灣之國運,再造自由台灣之輝煌。
   爲實現此誓言,我決意將“維持現狀”之論裝殮入鐡棺,“沉於北海”,並重設再振國運六策,以告天地,以安社會,以聚民心,以向未來。
   再振國運第一策:通過發佈總統令,確立“實現國家正常化”爲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
   值此大爭之世,對於自由台灣,如果沒有勇氣自己肯定自己,就沒有人會肯定你;如果不敢自己確認自己,在國際社會就沒有立足之地。確立“實現國家正常化”爲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就意味著自由台灣在根本之點上展示出肯定和確認自己國格的政治自信。
   “國家正常化”有兩項要點。
   其一,廢止歷史強加給台灣的謊言憲法,以及清除殘留在台灣國格標誌中的威權專制遺跡,創製與台灣現實命運一致的憲法和國格標誌,從而實現台灣人民活在真實國家中的權利。
   其二,以獨立的國格和體現自由民主價值的國格標誌,開拓國際社會生存空間,成為國際社會中與各國平等的一員,以實現台灣人民活在國家尊嚴中的權利。
   確立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乃是確立自由台灣的國魂之舉。國魂朗朗,以昭日月,方能爲形成“台灣共識”提供精神凝聚力;方能爲形成明確的國家意志和方向提供價值基礎。
   當前國內的情勢之下,確立“國家正常化”的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需要有“氣吞萬里如虎”的英雄意志。不過,具體推動“國家正常化”的進程,則必須深謀遠慮,全局策劃,運用巧奪天工的策略智慧,堅定不移、積極進取與謀定後動、穩重有序並重,方能收到創造歷史之效。
   再振國運第二策:在事關國本的海峽兩岸關係領域,確立台灣的“國家底線原則”。
   中共和國民黨以“九二共識”之名,逼迫自由台灣出賣事實獨立的主權,進而剝奪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命運的權利。執政以來,我借“模糊數學”之意,欲以“模糊政治”應對來自國共兩黨的內外相煎、上下交征的逼迫。
   可悲之處在於,“模糊政治”既沒有使中共強權放棄覬覦台灣主權的虎狼之意,也沒有改變國民黨權貴“聯共制台”的蛇蠍之心,反而使台灣的國家意志曖昧不明,藏首縮頸,盡顯“醜媳婦怕見公婆”的猥瑣之形——嗚呼哀哉!我誤國矣,使自由台灣國格蒙羞。
   沉痛懺悔之餘,我必一掃“模糊政治”沉鬱陰晦之氣,以“國家底線原則”,在國共兩黨的逼迫前,確立自由台灣的堂皇國格和大氣磅礡的國家意志。
   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事實獨立的主權是衛護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堅盾,誓死不可放棄——這是自由台灣必須堅守的核心政治利益,也是我用以應對國共兩黨“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的台灣“國家底線原則”。
   “國家底線原則”意味著台灣以獨立國格存在的生命線,因此,也是台灣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台灣人民必須像忠誠於自己的靈魂一樣,忠誠於“國家底線原則”;必須像堅守自己的生存權一樣,堅守“國家底線原則”。
   爲應對中共踐踏自由台灣人民主權的“反分裂法”,民進黨將推動製定“反吞併法”;民進黨還將通過再次修改“公投法”,實質上還權於民,一勞永逸清除相關法律障礙,以使台灣人民能夠真正實現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
   再振國運第三策:斬斷中共套在自由台灣脖頸上的經濟絞索,衝決中共全球圍困自由台灣的經濟羅網,開拓多元化對外經濟關係。
   中共強權信奉一個原則,即經濟是政治的延續。因此,中共對台經濟關係的起點和歸宿,都在於實現其謀殺台灣事實獨立之主權的政治意志。馬英九和國民黨全面執政時期,以開門揖盜之意,洞開國門,使中共強權的經濟能量如洪水滔滔,湧入台灣;其所作所為,無異於助中共強權把一條又一條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脖子上,而中共強權謀台的政治意志正是隨時準備勒緊經濟絞索的鐵手。
   不久前,中共強權因“薩德”問題對韓國的經濟圍獵,乃是中共借經濟能量將自己的政治意志強加於他國的最新例證。
   事實如刻在鐵碑上的警誡,宣示一個真理:“徹底改變馬英九執政時期形成的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的依賴,在全球範圍內開拓多元對外經貿關係,乃是自由台灣唯一的生路。”——讓這個真理轉化成國家經濟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具體內容,是政府經濟工作的第一要務。
   台灣民間從不缺乏創造經濟奇跡的潛在能量,台灣人也從不缺乏出類拔萃的經濟智慧。現在政府必須履行的首要職責,在於凝聚社會共識,形成救亡圖存的國家意志,激勵全民共赴國危,將台灣民間的經濟潛能和台灣人的經濟智慧,鍛造成殺出經濟困境的長劍。
   有人說“商人無祖國”。此言大謬。我願說:奸商惡賈才會因圖利而忘邦國;良知燁燁如星辰日月的台灣商人,定將爲美麗寶島、自由聖地、故國熱土的生存和發展而積累財富,並承受必須承受的經濟艱難。
   有人說:“包括勞工在內的台灣庶民勇於爲私利而鬥,怯於爲公益而戰。”此乃偏狹誣衊之言。我深信,只要瞭解到中共強權“窮台戰略”的燭天惡意,以及台灣由此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經濟危機,台灣民眾必會同仇敵愾,眾志成城,蹈千難而履萬險,忘私利而赴公益,共克時艱。
   意志,是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一切人類社會活動的起點。作為總統,我的全部經濟職責可以歸結爲一個關鍵點,即向天下宣示如下意志——為了自由台灣的國格不滅於中共強權的“窮台戰略”,為了實現“國家正常化”的理想,台灣人民必須付出一切不能不付出的代價,必須作出一切不得不作出的個人利益犧牲,必須克服一切無法迴避的艱難,再創經濟奇跡,再現龍騰虎躍之相。
   再振國運第四策:確立“國家正常化”理念爲轉型正義的價值依歸,以及全面深徹改革的根本導向。
   轉型正義本質上是精神領域的一次徹底訣別威權專制、確立普世價值的思想大變革,是社會意識的浴火重生;全面深徹的改革,則是轉型正義精神成果的現實制度表述,是思想大變革的實效性體現。
   轉型正義和全面深徹改革同自由台灣的國運息息相關。爲徹底掙脫威權專制的意識形態束縛,在精神領域進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就不能不實施轉型正義;爲免於繼續迷失在威權專制遺留的制度性殘跡的歷史廢墟間,爲走向公義社會,就必須進行全面深徹的改革。
   執政一年,轉型正義與全面深徹改革無時無刻不在我心中。然而,轉型正義之途坎坷艱難,諸項改革滯礙難行;黨國遺老遺少和國民黨權貴仍有負威權專制制度殘跡之隅而頑抗的空間,社會輿論對轉型正義與改革的觀念也紛亂如麻,莫衷一是。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歸根結蒂在於,“維持現狀”國策的價值取向與轉型正義及全面深徹改革的時代要求南轅北轍。
   “萬山磅礡,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轉型正義唯有以“國家正常化”理念爲價值依歸,才能超越黨派私利,與國家根本的政治利益一致;全面深徹的改革唯有以“國家正常化”理念爲導向,才會目標清晰,道路明確。
   我願特別強調,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司法改革乃全面深徹改革的當務之急,首要之舉。
   應當通過特別立法,對“陳水扁案”、“郭瑤琪案”等引起社會廣泛質疑的案件進行特別調查,以查清案件訴訟程序中是否有非法關押、違法起訴、枉法審判、政治操縱司法等違法犯罪行為。——一旦相關事實大白於天下,威權專制殘留的司法體制的具體危害也勢將隨之暴露在陽光下。
   以對上述典型案件調查的結果作為突破口,針對暴露出來的弊端,推動檢查司法體制的全面改革,迅速建立與實現司法正義要求一致的檢查官、法官任用罷黜制度;果斷放棄威權專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具有“法官職權主義”傾向的審判程序,實施“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人民陪審制。
   再振國運第五策:外交政策的核心在於彰顯自由台灣的獨立國格於國際社會,爲實現台灣“國家正常化”以及加入聯合國的戰略目標創造國際政治條件;同時,以台美之間潛在但卻真實的政治軍事同盟關係爲支點,在全球範圍拓展實質外交,衝決中共強權對自由台灣的外交圍困,爭取更加廣闊的國際生存空間。
   爲貫徹上述外交國策,台灣社會至少必須澄清兩項迷思。
   其一,某些已淪為中共強權思想鷹犬、理論喉舌的台灣媒體、政客、文人、名嘴,持續散播一種似是而非的意識,試圖惑亂台灣社會輿論。此種意識一言以蔽之,曰:台灣應當平衡對待中共強權和美國的立場,以免兩強相搏,台灣受池魚之殃。
   上述意識貌似“公允”,實則害台誤國的陰毒之論。在此,我以台灣總統之名宣示:“在中美之間絕不搞平衡,並勢將全面強化台灣與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各領域的實質性盟友關係——這是自由台灣生存所必須的選擇。”
   我作出上述宣示的理由簡單而明確: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各項保證”,構成台灣國際安全的重要基點之一;中共強權則公開宣稱,滅絕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剝奪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乃是其“核心利益”——中共強權是世界上唯一以摧毀自由台灣國格、國體爲戰略目標的國家,也是當前自由台灣國家危機的唯一來源,中共強權正運用其全部國家能量,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所有領域,欲置自由台灣於絕境死地。一爲事實上的盟國,一爲欲滅自由台灣主權而後快的敵意如熾之國,要求台灣在這兩者之間搞平衡,豈非不辨善惡的大荒謬。
   有必要再次重申:要求台灣平衡中美關係的說辭,意在惑亂台灣民心民意,離間台美實質的同盟關係,爲中共強權謀台戰略效犬馬之勞。
   其二,中共御用宣傳機器如群蛙鼓譟,不厭其煩,論證美國很可能把台灣當作與中共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而不可能爲保衛台灣與中共一戰——中共強權欲以此論散佈恐共媚共的迷思,瓦解台灣衛護主權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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