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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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大饥荒

一、心病何在?

   1966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所谓大字报是文革的关结点:自此,摧毁刘少奇的政治风暴从天而落!当年狂热的年轻人,在大字报的鼓动下山呼万岁,暴力贲张,横行街里,血流漂杵。其兴奋点集中在反对刘邓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某种被解放的亢奋中,没有谁哪怕思索一下毛的大字报里所谓“1962年右倾”究竟指什么。

   而实际上,这“1962年右倾”,才是发动文革的至深心结,毛泽东蓄谋已久。

   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17)

   所谓“1962年右倾”,即是江青所说的“七千人大会”,具体言之则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指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饥荒,同时也指当年刘对毛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一言以蔽之,问责大饥荒,此即“1962年右倾”之要害。这就地呈现出大饥荒与文革的因果关系。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奇怪的是,自1966年毛在大字报中提及“1962年右倾”之后,在整个文革期间,“1962年右倾”特别是“大饥荒”等词就在毛氏语言中消失了,也在乖张狂热的中共语言中渺无踪影了。

   在某些特殊情势下,人们缄默不谈、讳莫如深的东西,比他喷薄而出滔滔不绝的言辞,更加重要,更加直抵深渊,直抵人心幽暗之黑洞。诚如“房间里的大象”被房间的人视而不见,不着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并不意味着该大象不存在或无足轻重,而是该大象沉甸甸的分量和庞大的体积是如此沉重显赫,犹如黑云压顶,倘若偶漏真言,裸露了(道义)大小极不对称的情势,室内人将危如累卵了。

   仔细审阅毛的著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确信,“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大饥荒之后的毛氏著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发生,距大饥荒结束不过四年,并不太远。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惨的事件——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的饿殍遍野,毛却一直保持缄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1962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时,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P. 90)注意,毛的焦点是自己死后的政治场景。不难想见,他头脑里冒出的,正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的场景。曾经对毛百般恭顺的刘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与毛唱反调?其内心,正如他曾愤愤而言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试想,谁愿意承担人类史上最大饥荒罪魁祸首的恶名?(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21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难想象,刘1962年关于历史审判这句话,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无疑,它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林彪确实是对毛的心理琢磨得相当透彻的:“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政变讲话,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二、大饥荒:解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众所周知,毛氏文革,与毛过去所发动的诸多政治运动相比,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观察家们一直困惑的一点是,毛为打倒刘少奇,何以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向自己创立的体制开火?这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它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注定了其左右支拙,进退失据,最后弄得天怒人怨,成为孤家寡人。这种行为方式与毛历次政治运动的方式,格格不入。

   何以如此?

   毛在文革中避讳说出的关键词——大饥荒,正是解开这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从防守的心理看,毛耿耿于怀的,是他的政策导致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他要洗掉其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空前恶名。然而,这一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黑白分明,无可辩驳,无法用意识形态来扭曲(诸如饿死者皆“阶级敌人”……),难于把罪责嫁祸于他者(诸如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地富破坏……不久后都沦为笑话)。中国老话谓之人命关天。更何况是非战争年间史无前例地活活饿死几千万条人命。要想洗白,谈何容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毛对他所烂熟的历史之感受,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心攻防战,如果他不能在这场攻防战中转移焦点、反客为主、反守为攻,如果他不能力挽狂澜把民心汇集在自己一边,他要从民众生命的剥夺者转变为下层民意的代言者,从政敌手中抢回道德的制高点和民意的汇聚点,是完全不可能的。文革中毛曾向人吟咏清人赵藩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反映了人心走向在毛意识中的极高分量。以攻心战掳掠民意,进而扫荡政敌,这是前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得心应手的事。在当时情势下,除了奋力一搏,扭转人心,夺得道德制高点,毛别无选择。否则,势将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里的斯大林一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没有别的出路。况且,毛创历史记录的几千万饿殍早已超越斯大林党内大清洗之罪了,而毛泽东却并无斯大林那种领导卫国战争击败希特勒德国之巨大功勋。

   由此可见,打一场大规模的人心民意争夺战,以毛当年的政治处境,以毛的秉性,势在必行。

   于是,文革开场未久,毛的运动方向出现了颠覆性的翻转:有了令党内同僚瞠目结舌的“炮打司令部”,有了“造反有理”,有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有了“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自从1966年10月之后至1969年初,毛直觉到并利用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受压抑者的不满情绪,突然允许了有限度的自由结社,允许学生、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分化为两大派:原来党团机构在背后支持的,组成保皇派组织;与他们对立的过去受压的在野人群,则组成造反派组织。后者奉毛旨而造反。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反对刘邓的工作组开始,基本上是毛及其指派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抗拒各级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支持“砸烂公检法”,支持焚烧“黑材料”,反对“血统论”,通过中央文革支持地位卑微的合同工、临时工,……如此等等。总之,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代言人,炮打当权派,炮打旧体制。中国的政治天空,风云翻转,中共掌权十七年来一直被压在底层的人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感。毛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而毛之下的“大官们”成为老百姓怒火的发泄对象和出气筒。

   一时间,“党天下”大乱。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过去,在文革之前的历次毛式政治运动中,他镇压的矛头一直就是对准中国的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地富反坏右以及前国民政府人员的。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就是十七年体制的最高代表者。他本人就是“党天下”的皇帝。

   何以在文革初期毛能把自己的角色颠倒过来?

   原因在于:

   1)毛在中共党国的独一无二之至尊地位,其权力的自由度已臻最大值。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进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虽受挫而退居二线,但刘等高官与毛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的默契:他们在一线获得实际权力去调整,毛退二线却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即是说,以“出让治理实权”换取“保留至尊声望”。故毛公开的崇高地位未受影响。反而在林彪的神化宣传下,毛登上了神坛,至文革前夕,业已登峰造极。毛发动文革正是利用其公开的不可挑战的地位,直接号令天下。此时的刘少奇们,想必有一种被请君入瓮的痛切感受。

   2)毛以一农家子而于1949年夺得神器,飘飘然,自认“可上九天揽月”,拥有无所不能无限膨胀的自信。

   3)毛预先做足了充分的军事(拉林彪入伙,并拱卫京城)、政治和舆论准备。

三、灾祸骇人听闻,老办法业已失效

   即使如此,毛要洗清“人类史上空前大饥荒制造者”的恶名,其开始,他也是不敢贸然逆党冒险采取“炮打司令部”的文革式赌博战略的。实际上,他有一个尝试的过程。毛也曾经试探了一系列中共传统的办法,譬如:

   开初,他把“饿死人”的原因定位于“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在搞反革命破坏,地主富农企图复辟,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天方夜谭(毛对“信阳事件”的批示)。随后,当全国性的饿死人日渐泛化,毛泽东把罪责扩展到农村基层干部头上,称饥荒的原因是:“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以上见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这一指控,也为日后四清运动开启了先声。四清运动,开始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继而“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最后则指向“整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的脉络是:先经济,继政治,后组织;先基层,继中层,后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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