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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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舒平「新鮮空氣」引發的「血案」與兩名北大外教的故事

   最近,中國留學生楊舒平因爲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誇了幾句美國的空氣很「新鮮」、很「甜美」,進而又延伸讚揚了美國的言論自由和學術界的思想自由,而引來鋪天蓋地的罵聲,可憐的小姑娘最後不得不公開道歉,說自己爲這次演說帶來的「反響」「深感不安」、「深表歉意」,以後一定會「吸取教訓」。
   看到這一切,我本來挺「淡定」。「牆國」人民的激烈反應,基本都在意料之中,因而沒想要怎樣——直到我在臉書上看到一個朋友轉發的臺灣《風傳媒》的一個大標題:
   「『全中國欠妳爸一個避孕套!』她在美國的畢業典禮演講,意外引爆14萬中國網友崩潰」
   看到這個標題,我再也無法淡定了。離開我「親愛的祖國」才十六年,怎麼牆國人民罵人的水平已經一絕至斯?!
   因爲實在看不過眼,這才決定也寫篇文章來說幾句。


   因爲臉書上西人朋友很多,最近寫文章經常用雙語,先寫英文,再翻譯或重寫中文。
   因此,昨天我先用英文寫了一篇評論,因爲必須要提及引發我寫此篇文章的原因,我不得不捏著鼻子將上面《風傳媒》引用在標題裏的罵人話翻成英文。我一邊翻譯,一邊非常難過,心想:「難道真要很『忠實』地將這種罵人話翻成英文給西人朋友們看?這算不算『辱華』呢?」
   掙扎了很久才翻完,才把英文評論寫出來發了。自從我開始用雙語寫作以來,這也是第一次,我將英文和中文的文章分開來寫。這種「忠實」地翻譯華人的罵人話,會讓自己覺得是在「辱華」的心情,不能講給「老外」聽吧?
   楊舒平「新鮮空氣」說慘變「辱華」事件,也讓我想起埋在心中很久的兩名北大外教的故事,今天正好拿出來說與大家聽聽。
   第一名外教就是我在《學英文心得之二:方法、苦功及收穫》中提到的我大學三年級去「蹭」博士生們的英文課時遇到的英文老師。有一天,有個學生問他:「你是個英國人,爲什麼要跑到中國來教書呢?」
   結果他說:「我身爲英國人,這只不過是個『生物學上的偶發事件(biological accident)』,我首先是個個體。作爲個體生命,我想去哪裏便去哪裏。」
   聽到「生物學偶發事件」這個說法,我感到無比的驚詫,無比的震撼。那是在1986年吧,雖然文革已經結束,但我們能接觸到的 「外來」思想和文化並不多。腦子裏,還是從小到大都接受到的理論與說教:祖國很重要,不管走到哪裏,我們永遠屬於祖國、永遠要忠於祖國、要愛祖國,「黨和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無條件地把自己奉獻給黨和國家,等等,等等。有誰敢說,甚至有誰曾經敢想過,生在中國,只是一個「生物學偶發事件」?!
   因此,這名英國老師的「生物學偶發事件」「謬論」,對當時的我來說,無異於一聲驚雷,突然將我的「榆木腦子」炸開一個縫。雖然我還不能理解他的「生物學偶發事件」理論來自何方,他又如何能這麼「輕鬆愉快」地據此就將自己對「偉大祖國」的「神聖責任」一筆勾销,但他至少讓我看到:這世界上原來還有人,對於自己身在哪個國家、身爲哪國人,是這樣看待的;原來如這名老師一樣,不認爲自己非得因爲生在哪裏就得「隸屬」於哪裏,也不是什麼罪過。
   尤其是,在我眼中,這名老師看起來很正常、很快樂、很善良、很可愛。當博士生們要將我們這些「蹭課」的本科生趕走時,他高調表示決不參與,並真的全程迴避;當學生們在課堂上答對一個難題時,他會高興地像個孩子一樣將手中的粉筆頭高高地拋向空中,再潇洒自如地接回來,以抒發自己的快樂心情。
   另一名外教是大學一年級時教我們寫作課的。她是一位出生於美國的純華裔,大學一畢業就跑到北大教英文了,所以比我們這些學生也大不了幾歲,待我們就像朋友一樣,經常請我們到她宿舍玩。
   她剛到北京時,覺得一切都很新鮮,很好玩,看到、聽到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脖子上掛個收錢的包,彎着舌頭說「打一下兒票、打一下兒票」,她會在課堂上維妙維肖地模仿,逗得我們哈哈大笑。她去買東西時,遇到服務員不給她好臉色,她會非常同情服務員,心想:她一定是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才這樣的。一個人幹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有多痛苦啊?有多值得同情啊?
   頭一學期結束放寒假時,她跟我說想去成都玩。因爲我是四川人,覺得自己作爲「東道主」,有接待她一下的義務,因此跟她約好,等她到了成都,我便去陪她遊覽。
   我記得那是在武侯祠吧,我們坐在一個小亭子裏休息時,她突然對我說,本來,她覺得她的祖先離開中國去美國,有點對不住中國,因此她是抱著替祖先贖罪的心情來中國效力的。誰知……
   說到這裏,她停了下來。然後又說,教完我們這班,她的一年合同就滿了,之後,她就要回美國去了……
   說完,她掏出一支香菸,默默地吸了起來。天陰陰的,一身黑衣的她,在空蕩蕩的千年古祠中,顯得特別落寞、孤寂。
   我默默地看著她,和她手中慢慢變短的香菸,心裏非常難過、非常彆扭。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抽菸。
   但作爲學生,我「輩分」上矮了一截,又被她以前從未曾顯露過的這種落寞和孤寂嚇到了,因此我始終也沒敢問她:爲何只過了半年,她對中國的感觀,就有了這麼大的改變?是什麼原因使她從抱著要替祖先「贖罪」的心情,到必須滿心失落地離開?
   這於我來說,到現在也還是個迷。也許,是「心情不好」的服務員她遇到得太多了,同情不過來,慢慢也影響到她的心情,繼而最終讓她發現,這個地方,並不適合如她這樣「濫施同情」的人生存?
   
   講完這兩位「老外」的故事,再回到楊舒平事件中,牆國人的思維和行事方法。其實,我不離開中國的話,今天對楊舒平的美國「空氣新鮮」說的反應,說不定跟很多人是一樣的。我也只是在2004年,於澳洲第一次讀到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系列雄文後,才開始系統地反省共產黨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到底做了什麼、又意味著什麼。
   慢慢地,我才意識到,身爲牆國人,不但我們用以思維的「原材料」全是共產黨提供的,連我們思維的「程序」,也是它替我們編寫、並通過多種方式或強制或巧妙委婉地灌輸到我們大腦中的。這樣,「原料」有了(很多完全是錯誤或編造出來),「程序」現成了,我們的腦子,就像已經預設好的機器,到時候,比如楊舒平「新鮮空氣」事件發生時,只要一按按鈕,我們的大腦「機器」所得出的結論,一定是中共想要、並已經替我們設計好的。
   人的行爲,是由人的思想決定的。當我們按中共設計的程序思維時,也一定會按它的設計行事、罵人。
   也許真是離開中國太久了吧!雖然熱愛中國的心未曾改變,然而,對於牆國人民的思維和行事方式,真的已經不習慣了,所以才會在看到前面引用的那種罵人話時,忍不住「拍案而起」,寫下這篇文字。
   我真的想跟與身在中國的朋友們交流一下:想想我前面分享的兩位外教的故事,誇讚別人,尤其是實事求是地誇讚別人,這不是罪過,人也不必非得覺得自己「隸屬」於某國,特別是此國已被外來的邪說和邪靈控制之時,趕走這外來馬列邪說和共產邪黨才是真正的愛國。
   要不然,未來還會有多少如我的英文寫作老師一樣抱著一腔熱血去中國效力的「愛華人士」,最終卻不得不滿身傷痕地離開?
(2017/05/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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