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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二卷) 116400字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二卷) 116400字


   目录

第二卷 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 4


第四章 大气候,小气候 5


   第一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微与自救 6第二节 紫色季风 19第三节 重整河山 25第四节 横扫“保守派”组合拳 34第五节 新权威——风动、幡动与心动 44第六节 价改闯关——赵紫阳的滑铁卢 56第七节 “治理整顿”的来踪与“倒赵风潮”的去迹 65第八节“反腐”主题的凸显与八九话语的聚集 73

第五章 临界点 88


   第一节 民间社会的扩展 88第二节 异议运动的萌动 92第三节 从“草地沙龙”到“民主沙龙” 116
   第四节 方励之走上前台 121第五节 布什的晚宴 146第六节 包柏漪们的“中国梦” 150
   第七节 知识界的签名风潮 156第八节 山雨欲来 167附录:《八九民运史》初版序言 173
   注释 201
   
   
   第二卷 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
   
   
   
   
   
   
   
   
   
   
   

第四章 大气候,小气候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王橙宇、吴洪奚、岳晓玉、杨继绳、仲维光、赵鼎新、严家其)
   
   党内民主派领袖胡耀邦的下台,虽然给改革事业带来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改变中国改革的大趋势。改革的两大背景依然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与自救;后“极权”时代的控制松懈和社会复苏。
   在中国,由于各种政治派系的逐渐清晰和朝野矛盾的纠结,人们对改革的目标、战略和路线及期望的分歧也日益加大,这就使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国陷入一个空前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保守派”集团日益从一个进攻性较强的“信仰集团”退守利益的底线,但其战斗力并未消减,这就给权力斗争留下了凶险的前景。另一方面,在改革阵营内部,总舵主位置上的邓小平更坚定了拒绝“波兰模式”的决心;而处在操盘手地位的赵紫阳,在指望用“新威权”排除经济转轨出现的困难时,又希望通过“公开性”政策动员社会对改革的支持。这既不见好于退守利益底线的保守派,也不见容于日益多元化、自由化的社会,还可能引火烧身。
   正是这“四方六对”矛盾的复杂交错和回旋余地的缩减,最终挤出了一个八九民运。
   
   第一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微与自救
   
   1988年4月,来自全世界的93位共产党和亲共政党组织的代表在捷克的布拉格聚会,庆祝由苏联主办的唯一的一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刊物——《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创立30周年。数年前,这类会议还受到世界新闻媒介的极大关注,但现在西方的新闻媒介已经全然没有了反应。为数不多的“应付性的简短报导”,仅仅来自参与国或与会组织的媒体。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这次会议毫不引人注意,这一事实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就在这次会议的前后,布拉格电视台引用曾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长达25年的老牌共产主义外交家多勃雷宁的话说:
   “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已经开始,它要求我们掌握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想要不想要,我们也得重新塑造工人阶级。”
   文章没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何去何从提供意见,但他清楚地表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全世界的和平,比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更高的价值。
   布热津斯基注意到,为了剌激停滞不前的经济,为了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苏东和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主张,“简直与美国制造商协会年会上提出的主张没有什么两样”。苏共理论家开始在《真理报》撰文,说“灌输所有权的意识是件好事……如果与他没有利害关系,他就会漠不关心。”几乎在同时,波兰政治局委员也提出:“那些为国民经济多做贡献的人当然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拿更高的工资。” “这就是经济的无情规律。”
   早在80年代上半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胡耀邦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胡启立的表述则更加理论化:
   “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所要求或者所允许的东西。”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觉悟和行动早于苏联、东欧共产党。
   为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包括中国在内,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也在发生巨变。对国家的赞美,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强调,到处都在让位于对个人、人权、个人创造性的鼓励;对国营企业的偏袒和扶持,也更多地让位于对个体户和私人企业的颂扬。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共产主义曾经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产生过吸引力,因为他们在共产主义描述的图景和初步的实践中看到了夺取政权的捷径和解脱压迫,消除贫困、落后和种族歧视的希望。但是,掌权后的共产党国家,不久便陷入停滞、浪费、官僚化,出现权力寻租及腐化现象;特权的发展使新的阶级差别和隔阂与日俱增。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体制中,看不到修正这些弊病的“制度制约”机制,而只能诉诸于不可靠的“人治”。
   也许是旁观者清,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决定不再步共产主义的后尘。
   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康乃馨花革命”, 无意中揭开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序幕——这一浪潮,被政治学家们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西欧的希腊,推进到拉美,将巴西、秘鲁、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全部囊括;再到东亚台湾、韩国、蒙古、印尼,经前苏联东欧阵营之后,又涌现于非洲的南非、加纳、冈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
   在这一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有70余个国家民主化。1973年,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前一年,世界上只有40个民主政体,但是,到2002年这个数字是121 ,占193个独立国家的3/5强。
   虽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水平参差不一,有的只是启动了民主化过程,有的运行尚不稳定,有些甚至形貌可疑,但这股浪潮的规模和汹涌程度,确实可以与“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浪潮媲美。也许,从长程历史的尺度看,这些国家并不一定具备了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但他们确实共同选择了抛弃共产制度的前程。
   这股浪潮与“后毛泽东时代”极权体制的衰微相遇,形成了中国70年代末期的“自由化”浪潮。由此触发了共产主义世界的改革扳机。到80年代末期,共产主义国家的自救运动,已经成为这个浪潮的一部分,并跃居前沿。
   比中国幸运的苏联,对现行制度进行的改革在高层没有分歧。分歧只在如何进行改革、如何确定改革的规模和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新闻宣传动员苏联公众直接参与改革过程等问题。一些苏联最高领导人像邓小平一样,主张采取更加谨慎而稳妥的步骤,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将重振社会经济的工作牢牢地控制在执政党手中。但是他们比邓小平更激进的认为,苏联要避免灾难性的衰落,需要进行“自由主义”的重大变革。
   1988年6月,在苏共第19次非常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开幕词中把“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提高到经济改革之上。他还通过“公开性”运动调动下层社会的参与热情,用社会压力促进上层改革。1987年10月,他甚至直接向列宁格勒大街上的人们喊话:
   “两年来,我们同你们一起协商、谈论、争辩和思索,试图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来解决生活本身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现在,我们必须走完这条改革之路。整个社会都必须以这些原则改弦更张。在经济管理和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实行民主。一切都必须改变!”
   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思路,显然为赵紫阳所欣赏和模仿。
   在“公开性”运动引发的全社会辩论过程中,许多过去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遭到公开的亵渎,多年来鲜为人知的事情被揭露;国家表面上的一致性被打破。在苏联,这场辩论在1988年6月召开的党的第19次非常代表会所进行的电视辩论中达到了高潮。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一“完全违背了苏联固有的公众生活准则”的行为,直接“打开了公开表达不同政见的大门”。他甚至预言,“最终还会打开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
   许多非正式的自发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组织起来。据《真理报》1988年2月1日报道,苏联全国已出现了大约3万个“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的未经政府批准。这些团体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对各种问题的反应,从生态平衡、城市改建、社交活动,青年音乐团体、保护历史和宗教文物,到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的问题,诸如对历史问题的辩论,与法制、哲学、民族语言、宗教活动、历史上的政治逮捕有关的问题,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政见等。
   与“民主墙”所显示的功能一致,这些团体的出现,向那种认为社会主动性只能来源于执政党,并受党控制的传统信念提出了挑战;也向共产党在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垄断地位形成了挑战。许多团体把矛头直接对准政治领域中的问题;某些团体还创办了半地下刊物,在人权、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提出具体的要求。
   步中国作协“四大”的后尘,1987年,苏联也爆发了对编辑委员会、作协、影协和主要剧院控制权的公开争夺。……一些长期遭到压制的作品受到了赞扬,并被允许重新出版;以前所定的学术罪名和受到的批判被撤消;流亡国外的著名文化人士被欢迎重返祖国。
   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改革过程已经表明,旧有的官方意识形态既不能应付复杂的现代生活,又不能为对现行社会状况和新的社会需求异常敏感的创造力找到用武之地。而“公开性”辩论只不过使官方“真理的捍卫者们”处境更为难堪。人们对道德沦落问题所产生的日益清晰的新认识,为宗教复兴敞开了大门。
   在东欧,新一轮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行动和政治自救也在加紧进行。
   1978年10月16日,波兰出生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被选为教皇(若望·保罗二世),一年后他造访波兰,吸引上百万波兰民众朝圣。教皇呼吁尊重波兰的传统,并强调自由和人权的重要,反对暴力的行为。
   1980年7月,波兰出现经济危机,超过600座工厂实行了罢工。政府决定让步,与代表劳工的工会签订了《格但斯克协议》,正式接受了包括“罢工的权利”、组织独立工会,以及允许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民主变革的要求。
   1980年9月,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被解除职务。
   这次大罢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催生了莱赫·瓦文萨所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团结工会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是“华沙条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独立工会组织。
   1980年9月成立的独立学生联盟,1981年5月成立的农夫工会、农业团结工会都汇入了团结工会运动。从此,团结工会运动由单纯的工会运动转变为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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