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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第6卷111200字)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这一天的黄昏终于来临,在钓鱼台国宾馆,赵紫阳会见并宴请了戈尔巴乔夫。此前,在5月10日上午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时,谈到戈氏离京后的访问方案,是去西安还是上海?戈氏选择了上海。赵紫阳特意让杨尚昆打电话给军队,通知原定5月18日访问上海的美国军舰推迟到达。 为戈氏访华创造一个舒心的氛围。
   在场的记者看到,当赵紫阳步入会场时,他首先问的第一句话,是学潮以来学生最关注、因而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
   “是直播吗?”
   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人们从这一天直播的电视上看到的赵总书记,有一种少见的轻松和愉快。
   但他的讲话却令举世震惊!
   根据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和赵紫阳的回忆:戈尔巴乔夫先对赵紫阳说:我们两个总书记的会见,说明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
   “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见面,实现了两党最高级的会晤。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党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这次高级会晤,也就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图6-3: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
   
   此外,据赵紫阳回忆,他还同戈尔巴乔夫谈到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赵紫阳说:
   “常常有人特别是青年人提出这样的疑问,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优越性?我认为,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有我们自己主观指导上的毛病”,“我们也确有墨守成规的错误。”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切实做好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必须对原有的体制和政策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广大群众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改革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讲话在下午5点多播岀。大部分人没有怀疑它是否“直播”,但事后鲍彤说,他看到了赵作出的是打鼾的样子,但他的语音却在正常放送。
   

第二节 护邓?挟邓?抛邓?


   
   赵紫阳的这番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公众的第一反应大多是:赵紫阳终于和邓小平摊牌了!
   据仍呆在中央统战部,为未来的斡旋做准备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小平回忆:
   “在与阎明复的接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问阎明复:为什么赵紫阳就不能到学生中去直接争取支持?为什么赵紫阳就不能公开站出来否定‘四二六’社论?为什么赵紫阳不能直接出来向大家作解释?阎明复每次都以婉转的语气告诉大家:这些事情他都想作,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当赵紫阳在电视中告诉戈尔巴乔夫中共党内邓小平垂帘听政的秘密时,我预感到赵紫阳与邓小平摊牌的时候到了。我对一起与我们观看电视新闻的阎明复说:这是否说明赵紫阳已经作好出击准备?在阎明复听到赵紫阳的讲话之后,他并没有特别的表情,他只是告诉我及在场的其他人:中共党内确实是曾经决定让邓小平在退休之后继续掌舵。”
   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回忆:“赵紫阳这段话公布时,很多人感到,赵紫阳的这段话的潜在意思是,现在局面这么糟糕,责任全在邓小平身上。赵紫阳和邓小平决裂了。”
   远在香港的许家屯,也有类似的理解,他担忧地回忆道: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好意,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不出预料,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赵紫阳辞职了。”
   据说,因为赵紫阳对戈氏的这段讲话,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曾打电话给赵,厉声质问:为什么把邓在中央具有最后拍板权讲出来,这是明摆着将社会矛头指向邓,将火引向邓!
   包遵信的回忆,也提供了那天晚上一些人的活动情况,说明有人也把赵紫阳下午对戈氏的讲话,当做了“倒邓”信号。
   据杜导正日记,新华社名记冯东书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赵紫阳“见戈尔巴乔夫将邓抛出”是赵紫阳的历史闪光点。
   包括李鹏,也有这样的看法,不过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壮举。他写道:
   “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
   傅高义在为邓小平作传时则说:“事实上,像李鹏一样,邓小平确实认为赵紫阳的話是在指责他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
   但是,事后,赵紫阳和鲍彤都坚决否认有上述动机。在《改革历程》中,赵紫阳说:
   “……关于5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 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 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四二五’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5月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当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 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但信写出后,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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