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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第6卷111200字

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第1·2·3·4·5卷,第7·8·9·10卷见:


   《博讯·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yanjiaqi99
   
   

八九民运史(第六卷)高层变局


   

第六卷 高层变局 2


第十二章 中苏峰会:最后的晚餐 3


   第一节 巨星会晤 3第二节 护邓?挟邓?抛邓? 12第三节 待解之谜 27第四节 赵紫阳醉酒 56第五节 最后的挽救 66第六节 倒邓狂澜 77第七节 《人民日报》记者“逼宫” 99

第十三章 “五一七”政变 125


   第一节 “非常”常委会 126第二节 “戒严”决定的出台 141第三节 中南海:焦虑之夜 147第四节 邓小平失踪之谜 158第五节 从换将到用兵 166第六节 赵紫阳泪洒广场 176
   第七节 恐吓or警告——风马牛对话 188第八节 军事介入:再上新台阶 208
   注释 213
   

第六卷 高层变局


   
   一个“对话的时代”一晃而过,被全社会的抗议浪潮卷得无影无踪。人们再一次看到“手段”如何取代了“目的”——绝食——这个为促进对话而发起的行动,就像看护民主摇篮的“拿破仑的刺刀”,面对着老也长不大的婴儿,终于不耐其烦,自己坐到摇篮中去了!
   但刺刀是不会长大的。
   而最诡异的事情还在于,“学生的行为实际上给政府的反应设定了时间的限制,因为中国人认为,不论对错与否,绝食学生的生命会在七天之后遭到危险……赵和他的老同志们必须在5月20日前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个办法将是什么?邓小平已经有了腹案,但他还是给赵紫阳留出了时间。
   
   

第十二章 中苏峰会:最后的晚餐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吴洪奚、张伟国、严家其、包遵信)
   5月13日开始的学生绝食,令北京市委焦头烂额,也使赵紫阳打出的“理智、秩序”牌全面丧失了效用。已经把政敌逼到悬崖边的他突然身陷险境。
   这一非常的行动,使社会以“非常”形式加速了动员,一切理智的声音均被感情的呼唤所淹没,研究“老庄”的学者也走上街头。当新闻界准备对话的代表正情意殷殷地等待着与政府共创“维新”奇迹时,胡启立以一句“等待局势平静后再进行”的回答,使之成为了一个世纪性的梦想。
   

第一节 巨星会晤


   
   自年初以来,改革派就一直关注的“时间窗”——中苏峰会——终于到来。这扇窗户之外,将会是彩霞满天?亦或是血雨腥风?命运操纵在谁的手中?
   5月16日维系的是邓小平的梦想。
   正如为邓小平作传的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傅高义所说:对邓小平来说,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至18日对北京的访问,既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早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就向苏联传出信息;1985年,他又委托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给戈氏传话,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他估计,苏联因战线拉得太长,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于是顺手给戈氏递了一把梯子。结果证明,邓小平的估计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所有三个条件,并答应在邓小平感到方便时访问北京。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盛会,他决定扮演一个热情的东道主。为此,他广邀世界各地的记者齐聚北京。就连很少出国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拉泽尔(Dan Rather),也像其它西方知名播音员一样,亲自来到凑这个热闹。
   为了这一天,邓小平1986年匆忙“换马”,1987年营造“政改气氛”,1988年贸然催促价格改革。所有的这一切,除了自己感到岁月不饶人,自己承诺的结束“终身制”已压力越来越大外,希望在这个昔日的老大哥莅临时,能端出一个像样的盘子,也是动力之一。4月20日,在戈尔巴乔夫访华还差25天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讨论了与戈氏会谈的提法问题。据这一天的李鹏日记记载:
   “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为了这次正式“会谈”,有传闻说,他不惜放下乱糟糟的北京,避居北戴河;不但不见自己的总书记,甚至取消了原定与哈梅内伊的会晤。只是在这位性情固执的伊朗总统坚持下,邓小平不得不提前结束闭关,于5月11日回到北京。
   
   图6-1:邓小平会见哈梅内伊
   
   虽然,邓小平请来的世界各国记者都在服务于学运,并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学运的热情,但邓小平似乎已经有了腹案,并对此装作视而不见!
   5月16日,是“巨星”会晤的日子。但是,这一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属于邓小平和李鹏的。
   上午,中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会晤。会晤在人民大会堂北门旁的福建厅举行。会见时,邓小平以“老一辈”资格和东道主口吻,为这次会晤框定了头条新闻的措辞: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我们也宣布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在回顾了中国饱受日、俄(苏)欺凌的不愉快历史后,邓小平建议:
   “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所谓“空话”,邓小平坦承,包括自己亲自领导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而且明智地把那些矛盾归结为“尊严”与“平等”诉求的问题。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对苏联仍有意义,邓小平还坦言,现在实际上已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作为前进的指导。他说: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据称,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晚,你还要同赵紫阳总书记见面,这意味着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在宴请戈尔巴乔夫时,客人对邓小平发出了访问的邀请。邓小平的一席话,不仅显示了他退意已决,而且几乎是在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
   “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在会谈的过程中,曾发生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绝食、静坐学生四次冲击人民大会堂东门和北门事件。 因为取消原定的戈尔巴乔夫欢迎仪式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仪式,绝食的学生觉得这张“王牌”已经失效,随后展开了“绝水”行动。他们似乎预先知道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在大会堂北门附近,以“对话团”为主体的静坐队伍再度出现在新华门:
   “5月14日晚学生与当局的对话虽然失败了,但高校对话团没有放弃努力。大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将要求继续对话的资讯传进中南海。有几个晚上代表们因可能的对话而彻夜守候在中南海红墙根下, 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对话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鉴。当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门绝食的学生每延续一天,生命就多一份危险……”
   据沈彤回忆:
   “5月16日对话代表团的大部分主谈代表宣布在新华门前静坐,直到政府同意对话。……因为那时候开始已经有绝水的同学,12位绝水的同学,躺在人民大会堂北面,我当时给他们跪下让他们停止绝水。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对话团已变成非理性的了。至少我跟对话团里的其他几个主谈代表,已经变得很情绪化了。”
   正在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进行中,大会堂北门的一块玻璃,被入内找水喝遭拒绝的学生打破。据说,玻璃掉在地上的“咣当”声,甚至惊动了耳聋的邓小平。 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心系广场”的一种生理表现。但尽管如此,意志坚强的他,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依然得以融洽顺利的进行。
   据钱其琛回忆,在座谈的两个半小时中,邓小平兴致勃勃,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因为他按自己的条件弥合了中苏关系。在会谈中,邓小平不靠笔记,仅凭记忆就能细致讲述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而戈氏则以他对历史的熟悉和良好的理解力,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但是,邓小平毕竟年事已高。人们从电视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维常常不顾他的表达能力,远远地跑在前面,令观众已然领会邓小平的意思但他一句话仍没说出来。据傅高义记载,在宴请时,邓小平甚至因为手抖,将饺子从筷子上滑落下来。
   
   图6-2:中苏智力竞赛(陈小雅摄)
   
   戈尔巴乔夫与李鹏总理的会谈,被安排在夏日昏昏欲睡的下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田纪云、吴学谦、钱其琛、郑拓彬,苏方有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可夫。会谈的内容,李鹏《“六四”日记》写道:
    “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我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各国普遍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我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目前中国发生动乱而言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在谈到经济合作时,戈对中国派工人去西伯利亚伐木、承包建筑、种大豆、办合资企业等方面的合作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坚持要通过签订具体合同加以实施。戈主动建议向中国提供核电站和火力发电机组,并给予相应买方信贷。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阐述了中方的观点,要求苏在东段作出让步,中方在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只表示愿意考虑一下中方建议,具体问题委托双方外长去谈。关于减少双方边境的军事对峙,戈说步子应迈得更大一些。双方都指出,中苏边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边界。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我说,现在中苏关系已正常化了,今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还说苏方表示要从蒙古全部撤军,中国对此表示赞赏。我说,中苏现在的关系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独立自主地处理双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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