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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
·2·1从“国家有机体論”到“地缘政治学”
·2·2 2·3每一个“國家”都有一个極难改變的「地緣環境」
·2·4「國家行為體」的模型
·2·5躯体的萎缩是拜占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2·6 2·7動亂:「國家動物」的「情緒爆發」
·2·8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2·9國家的“動物性”和“板塊性”
·3·1古代世界地图的变更
·3·2波兰的“再生”和“国土”的平移
·3·3 3·4 3·5 3·6国家的扩张、分裂、解体、倂合和一体化
·3·7国界的人为变动
·3·8“大马士革——哭墙”分界线
·3·9中日东海专属区的划界问题
·4·2狭义与广义战争
·4·3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
·4·4军事行为体的六项构成
·4·5 4·6軍力流動論
·4·7点目标和点击战
·4·8 4·9政治動物間的溝通障礙
·5·1三代國際體系
·5·2地域政治:離心力與向心力
·5·3「體系」與「國家」間的「中間態」
·5·4 島國主義與內陸主義
·5·5均勢平衡者角色
·5.6國際體系的簡化模型
·5.7國際體系結構的要素
·5.8國家間的四種作用力
·5.9國際體系的四項特徵
·8·1太空的范围和划分
·8·2航天时代
·8·3"高边疆”战略
·8·4太空资源和太空工业化
·8·5单向透明战场
·8·6太空战
·8·7NMD和T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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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半个世纪前老同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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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撤離中國將成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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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第7卷134600字


   
   
   

   

   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第1·2·3·4·5·6卷,第9·10卷见:

   《博讯·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yanjiaqi99
   

   
   八九民运史陈小雅 著

   (第七卷)顶 牛
   目录
   

   
   第七卷 顶 牛 3

   

   
   第十四章 民间竞争 4

   第一节 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4第二节 广播站、纠察队 16第三节 “生命线”上的争夺 28第四节 不信任的加深 40第五节 深化与波及 57第六节 首都工人自治会成立 79第七节 党政军干部动员 87第八节 “黑手”行迹 98
   

   
   第十五章 保卫北京城 116

   第一节 “三所一会”的反抗 117第二节 复食 128第三节 戒严令142第四节 全民“截”兵 147第五节 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168第六节 人大与党:短兵相接 177第七节 军中反杨活动 186
   注释 201
   

   
   第七卷 顶 牛

   这是一场老年和少年的“顶牛”。在一方,是老年的执政者,代表着老年的中国,带着他太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政治的经验,还有他的实力;在另一方,是年轻的学生,代表着少年的中国,带着她对未来合理社会的向往和天真的逻辑,还有一腔热血。他们都一样的“认死理”,一样的不妥协。
   第十四章 民间竞争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宋永毅、胡平、周义澄、张伟国、苏晓康、封从德)
   当军事行动面临再次升级时,为提升自身的战斗力,学运的组织化程度也在加强。这一实践,在对政府的诉求外,衍生出了民间社会发育的另一理想。在全民投入的情况下,广场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第一节 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5月13日,绝食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北京市最低温度只有8度。当他们和衣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或三三两两地靠在一起,用各自的身体互相支撑、温暖着,用以抵御太阳远去后从地心升起的寒冷。柴玲有机会欣赏了这一独特的奇观。 多年后,她曾抒情地写道:
   “美丽的纪念碑沐浴在初夏夜光之下。它似乎能在星光之下折射蓝调的光辉。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座国家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用来纪念那些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烈士的。……在光滑的大理石表面之下,纪念碑里锁住的是成百上千英雄们光辉的魂魄,他们为我们现在生活着的更好的日子奋斗过,并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我感到既渺小又受鼓舞。”
   “一颗彗星划过了夜空,坠入了紫禁城里。这是一个厄运的前兆吗? 有人说它预示着灾难的开始。 还有人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不管命运最终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年轻的生命已经走到了过去和未来的十字路口。”
   六年前,她从一个山区的偏远小镇,经过一整天的长途汽车颠簸和一整夜的火车无眠以后,来到这座城市。她乘坐的巴士曾载着她路过天安门广场。从移动的车窗里,她第一次看见了真实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另一侧的天安门城楼,以及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她想到了新闻纪录片里的镜头: 1949 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这座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84年10月1日,在同一个地方,她欢呼跳跃在打出“小平你好”横幅的队伍里。与她的同学们一道,向那位政治强人致敬!
   作为一个从这次学运中自然产生的核心人物,在这一天白天,她自荐成为北大绝食队伍的召集人; 在5月13日的寒冷之夜,当她第一次履职——查看绝食营地及同学们的状况,看见周围可爱的同学以各种难以置信的姿态睡去时,从她的内心升起了一种母性的“爱”。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照顾沉睡的孩子的母亲”。她或许也想到了她曾失去的三个未曾出生的孩子(有两个是在婚前)。那记录了她的屈辱和伤痛,她或许希望从眼前的场景中得到心灵的补偿?她虽然一无所有,但她“想到了圣女贞德”!
   但她始料未及的是,贞德的道路是充满荆棘的。而且,她诗意的幻想很快就被残酷的政治现实打破。
   绝食伊始,由于没有获得“北高联”的赞同,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5月13日下午,当绝食发起人王文举着一面上写有“绝食团”三个字的大旗从北师大出发时,马少方还坚决反对。他认为,“这场绝食活动必须由高联来领导。我们绝食同学只是绝食,绝食同学不要再搞出个组织。”进入广场后,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和程真等人,都是以“绝食倡议人”的身份,参与其中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的。
   5月14日整个白天,天安门广场绝食者的团队各自为政,声援者接踵而来,参加斡旋的各方人士空前活跃,最忙碌的是“对话团”。5月15日,政府放弃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迎接戈尔巴乔夫仪式的打算,意味着“绝食”最初设计的目标——迫使政府为了国际形象向学生让步——已经失效。“绝食还要坚持多久?还能坚持多久?”的问题,已经提到了众人面前。
   经过凌晨的迁移折腾,5月15日一早才来到广场的李录,看到的广场营地是一片狼藉。他立即意识到,如果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绝食抗议活动有可能随时夭折。
   据柴玲回忆,李录刚开始并不赞同绝食。5月13日下午,绝食队伍从北大出发时,曾经有过重要而令人惋惜的一幕:
   “我们出发到中关村的时候,老远就看到李录推着自行车过来,我说:‘你快过来。怎么回事呀,你们上面是什么动静?’李录说:‘算了,算了,算了。’我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他就说,‘我们上面听那个所谓邓小平的五人智囊团说,基本上是这么回事,本来如果没有绝食的事,这事基本上交给赵紫阳来和平解决,给大家稀里糊涂过去了。’我说:‘唉,你怎么不早说?’他说‘昨天我们听你演讲时, 我挤不进去。完了以后,又找不着你。不过,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生与死的界限的这么一场运动,看看怎么个结局吧。反正他要是真想和平解决的话,他也是绝对有机会的。’”
   事后,柴玲说:“所以实际上,我们在绝食中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赵紫阳能够做点什么表示。”
   但是,时间仅仅过去不到两天,事态已经出现难以挽回的征兆。现在的柴玲,耳鼓里听到的已是李录坚定的声音:
   “我们需要领袖们能够挺身而出,愿意自焚,就像布拉格之春那个样子。”
   他向柴玲讲述了用少数人“自焚”换取绝大多数同学的生命的道理。并提议,由愿意率先牺牲的人们站出来,组成“绝食团”的领导机构。
   与任何正常人一样,柴玲听到这个建议的反应是极端痛苦的:
    “当他讲到‘自焚’的时候,想到老封、我父母,他们肯定特别受不了。我就一句也听不下去了。 我开始止不住地抽泣了起来。”
   作为一个外地学生,后来在天安门广场成为学生领袖,由于拿不出学生证,李录的身份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怀疑。1991年,在巴黎举行的“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诗人老木终于有机会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李录对此的回答是:
   “我是南京大学85级物理系的学生,后来同时读物理系和经济系……我是4月26日由于在南京被公安局跟踪,我认为我在南京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同时我认为,我这个人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深信其它地方还有机会。全国望北京,我也只有往北京跑了。因为我也没有钱,在此之前我跑了很多地方,大概大半个中国,都是没钱旅行,我旅行从来不买票,作为副结果也从来不带学生证。因为这个原因,我那次也没买票,也没带学生证。我是4月27日到的,到后我跟柴玲在29日见的,基本上到一、两天就认识她了。而且我到北京之后,有‘自治会’的学校我都去了,几十个学校,所有当时的著名学生领袖我都看了一遍。”
   起初反对绝食的李录,是被柴玲的演讲打动的。此后,李录解释了自己转变的过程和提议采取激烈行动的动机:
    “劝说绝水、自焚,用的主要理由就是,指挥部成立的目的,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为了避免其他人的牺牲,他们愿意首先牺牲,他们愿意站出来,为大家做这份贡献,做这个牺牲。如果你要自焚的话,你也先让我自焚啊;如果你要是真想自焚的话,不如你先到指挥部来工作吧。”
    “因为当时的气氛并没有一个人想去争官,因为那是最危险的,所以哪个人能干哪个人可以干自然就形成了。”
   “不要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在那个令人心惊的提议之后,李录的坚定声音继续敲击着渴望建功立业的柴玲:
   “我知道他是对的。如果通过自己的死亡我们能够阻止别人的死亡的话,那么死就死了吧。我决定让李录来领导绝食抗议,因为他有我们当时正需要的力量、决心、清晰的头脑和效率。”
   但当柴玲请李录担任总指挥时,李录却说:“不不,人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他们知道你。你的演讲激励了我们所有人。你应该作为指挥。”但是,他同意担任柴玲的副手。这一允诺无疑让柴玲感到踏实。于是,她向广场学生们作了讲话:
   “‘我们的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条艰难的路,为了保护我们绝食抗议学生的生命,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如果我的死能够拯救广场上所有人的生命,那么我将是第一个走向死亡的那个人。’许多学生开始哭泣。许多学生鼓起了掌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人喊到,其它的人一起跟着喊起来。”
   这时,有10多个人从40多所学校的学生中站了起来。他们走到绝食营地的前面,转身面对大家。而李录则和柴玲站在了一起。从此,他们成为新成立的“绝食团指挥部”的成员。
   
   图7-1:柴玲(选自公安部通缉令)
   
   事后,有许多人(包括封从德)质疑广场指挥部初始权力的建立,是“非程序”的。但据柴玲回忆,此刻,她想到的只是“服务”。她说:
   “我的父母毕其一生致力于服务于别人,让我明白当人们呼唤你做一项事业的时候,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都要全力以赴,负责任到底。”
   当时的柴玲,除了为同学服务和挑战“自我”的决心外,并没有“负责”的资质和资本,但无可否认,她应该是北京大学绝食队伍中“人望”较高的人,而北大学生是这次绝食的主干。而且,当日的绝食行动,除了自我牺牲和承担风险外,尚没有展示后来得到的巨大国际支持和荣誉的前景。但是,正如许多人事后总结的,绝食团的成立,在“北高联”、“对话团”之外形成了学运“三分天下”的格局。而这个原本可以各有侧重、协同作战、共同推进的格局,因为没有更高一层的权力组织出现,三方很少协调成功,以至于除了“独舞”之外,“八九学运”从此再未出现象“四二二”、“四二七”一类的伟大行动。不仅如此,三方在摩擦中互相损耗,致使权力斗争缠身,并一步步上升为后期天安门广场的主要矛盾。最后,使“领袖们”濒临精神分裂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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