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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巨系统”和涌现特征
·1·4目的:“未来实现的事”对“现在的行为”有约束性
·1·5无脑动物、有脑动物和理性水平的高低
·1·6从“水母群体”到“极权体系”和“遥控机器人群体”
·1·7自主行为系统的层级与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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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每一个“國家”都有一个極难改變的「地緣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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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島國主義與內陸主義
·5·5均勢平衡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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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89民运史》第5卷 148300字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五卷


赵紫阳“新政”与运动转折 


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第1·2·3·4卷,第9·10卷见:


   《博讯·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yanjiaqi99
   

   

第五卷 赵紫阳“新政”与运动转折


   第十章 总书记拨转船头 3第一节 五四:收官?还是新的开始? 4第二节 高层:两军探底 15
   第三节 “出手”时机的选择 28第四节 亚行讲话 37第五节 为赵紫阳“把脉” 41
   第六节 与邓小平拉开距离? 56第七节 东风、西风、旋转风 63第八节 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75第九节 赵紫阳的“双周维新” 113

第十一章 从学运到民运 139


   第一节 对话、罢课无果——绝食的酝酿 140第二节 柴玲脱颖而出 160第三节 阎明复临危受命 176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意见——《光明日报》座谈会 198第五节 艰难的对话 213第六节 找不到党 219第七节 失败的斡旋 223第八节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242

注释 275


   

第十章 总书记拨转船头


   
   1989年5月4日,掀起这场运动的学生在“告一段落”的期望中, 度过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一天。70年后的“五四”,人们以它光辉的精神为动力,胜利地欢聚天安门广场,这无论如何也是少男少女们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借以寄托的一个完美结局。
   设想,如果八九民运就此结束,历史在书写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抑或是这四十年的重大事件时,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可以肯定,它也会同人们在“五四”这一天的感受一样——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它或许会成为接下来中国健康民主运动的首篇,而不是历史中断后的一个遥远的回想;它或许会成为一次历史的传奇,虽未留下现实的成果,但却可以一代一代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流传下去。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一改其神秘的沉默面孔,带着“收拾残局”的架势公开亮相,并积极干预这场运动时,它的命运就变化了。
   因为,在“朝野矛盾”之外,另一对决定运动命运的矛盾——党内矛盾——由此登台。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乘专列回到北京。紧接着发表了对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拨乱反正”的“五四讲话”与“亚行讲话”,并创造了一次共和国有史以来的“新闻维新”奇迹……
   赵紫阳,到底要干什么?
   
   第一节 五四:收官?还是新的开始?
   
   五四前夕,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对局势曾有过一个估计:北京的学运高潮,已随“四二七”大游行而过去,并将以“五四”为界告一段落。而全国的学运高潮则是在“五四”。果然不出所料。
   据事后有关部门统计,4月27日清华大学有2000余名学生参加游行,但到5月4日的游行参加者已减到不足千人。5月5日,清华开始复课,第一天的上课率即达85%以上。在复课的一周内,本科生有80%—90%的同学坚持上课,研究生基本上都上课了,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也全面恢复。 当时,不论学校的干部、教师还是参加过前期运动的学生,都觉得“五四”确是一个“收官”的最佳时机。
   在5月4日这一天,全国有30个省、市都爆发了学生、教师游行请愿事件。他们提出的口号,共同内容有:发扬“五四”精神;促进民主化进程;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要民主,要自由,要科学;打倒官倒;公布领导人财产状况;廉洁政府,惩处贪官污吏;反对官僚主义;抑制通货膨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坦诚对话,反对训话;解除报禁;保障人权,健全法制;新闻、言论、结社自由;声援北京学生;反对镇压学生运动等。
   也许与“北高联”的南下游说团的工作有关,5月4日这一天,北京以外地区全国上街游行的有130所高校,人数达到12万。其中, 山西太原有8000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门前静坐,口号除与北京学运相似的内容外,还有“争取煤电的地方利益”,“重新评价胡耀邦”等内容;西北重镇兰州,6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内有要求澄清4.20 科技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在宪法允许范围内成立学生组织;制订从政道德法、或廉政道德法等8条内容;杭州市十所高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除提出上述共同口号外,还提出公开紧俏商品,诸如彩电、冰箱、自行车等的优惠票证的分发情况和流向;在西北工业大学“五四青年会”的组织下,西安市有三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参加的学生均佩戴校徽,穿军训服,提出“要求纠正舆论对西安学运的歪曲”,并有“吃喝官员魏明生滚下台”的口号;中南重镇武汉市12所高校三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向省政府递交了有6条内容的《请愿书》;重庆市6000 学生上街游行的口号中则有:“半文盲,大富翁,中国特色;傻博士,穷教授,中国独有”,“官倒不灭,改革必败”,“民主不明,中国无望”等口号;上海市6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散发了《告上海人民书》,书称:“市民们,物价飞涨,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率达20%以上,中国已处在危机中。39%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下降,42% 的上海市民生活水平下降,制币的印刷机在紧张地、昼夜不停地运转,仍然供不应求。市民们,你们想过没有?钱到哪里去了?该是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榨了。我们要作真正的主人”;天津市8所高校5000 学生在南开大学举行纪念“五四”集会后,打着“谁镇压学生运动,谁就没有好下场”,“外保球籍,内争人权”,“政治公开,新闻自由”等标语上街游行;长春市三所高校5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的口号中有“反对政客”,“反对滑头”;大连市两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市政府门前静坐,标语口号中有“反对专政”,“反对封建专制”的内容;福州市约两千名学生冒雨举行了游行,并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中独特的内容有“提高师范生助学金”,“取消定向分配制度”等;长沙市3000多学生在鞭炮声中走出校门,横幅标语中有“收回《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还我4.24《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恢复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开辟人民批评政府渠道等内容,游行者还向群众散发了有“取消封建特权”、“抑制物价上涨,挽救农业危机”内容的《告同胞书》并进行了讲演;厦门大学2000学生游行后,向市政府提交了要求查处浯屿驻军殴打厦大学生事件;南京2000多名学生在游行中散发了《南京五四宣言——再造一个青春中国》,号召“所有的中国工人、农民、子弟兵、学生联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自由平等,享有人权的中国”,向省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中有:一、集体造成的决策失误应集体辞职;二、强烈要求75岁以上党政领导辞职;三、中共经费不应在国库内开支;应由各界人士组成廉政委员会,公开查处官倒内幕等内容;昆明市2000多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贵阳市1200名学生“飞行集会”;成都市高校6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广州市有数百名大学生上街游行; 在石家庄市,5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远在青海的西宁市,青海师大、教育学院、青海民族学院也有近千名学生先后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静坐请愿,民院打出的标语中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内容。安徽合肥,江西上饶、赣州,河南洛阳,陕西宝鸡、咸阳,湖南湘潭、衡阳、娄底,河北保定均有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
   面对这些游行,各地学校均先由教师、干部进行了一番无效的劝阻活动。公安部门有的设置了象征性的路障,但没有硬性的阻拦。有的事先做了清道工作,甚至全程随行。凡口号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游行,都与市民发生了较强烈的共鸣。
    图5-1:五四游行(选自卡玛、高富贵《天安门》)
   
   然而,5月4日,对于李鹏来说,原是一个令他提心吊胆的日子。自“四二七”游行胜利结束,邓小平避居北戴河,把北京的烂摊子扔给李鹏,政府不得不仓皇打出“对话牌”时,这种忧虑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4月30日赵紫阳回京,这虽然可以卸下他责任的包袱,但那势将自己前段的辛苦付诸东流。对此,他唯一的希望是继续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因此,4月30日,就在去火车站迎接赵紫阳之前,他给邓办打了一个电话,李鹏《“六四”日记》写道: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李鹏此举,自然是想在和赵紫阳正式讨论学运之前,求得邓小平强硬的指示,以便在赵紫阳面前或为自己主政期间的不得力辩护,或在讨论未来方针时有“尚方宝剑”支撑。但是很遗憾,李鹏没有从王瑞林那里得到任何答复。
   5月2日是“五一节”的星期天倒休日。这一天,“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但随着“五四”的迫近,李鹏却陷入了另一个深深的焦虑:
   “10∶00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步,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
   据李鹏4月28日日记,那一天,他就收到“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这份记录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 为此李鹏连日来都在寻找“五四”对策。4月29日,北京市委提出,由政府出面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但李鹏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感觉欠妥而没有采纳。
   他也曾寻求万里的帮助,万里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此时,李鹏的另一个担心是,害怕赵紫阳回来后不支持“四二六”社论。他曾向阎明复流露,如果赵不支持他,“他只有下台”。 5月1日的常委会,赵紫阳的态度已经很明显。因此,他只能在日记里流露内心的孤独和惆怅。
   
   图5-2:要改革家,不要糊涂虫(陈小雅摄)
   
   李鹏自省道:
   “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嘛!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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