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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振川:观礼台上俯瞰“六四”夜……

作者:付振川


   

【徐水良按:此文彻底戳穿了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谎话。2017-5-26日】


   
   

   原文网址:https://fuzhenchuan.wordpress.com/2017/05/26/13/
   
   1989年6月3日晚至次日晨,我是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上度过的,目睹了天安门前长安街上横向一排士兵手持冲锋枪自西向东边开枪、边驱散人群的全过程。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今天我把它记下来,是以超越任何一方立场,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我看到的一切、忠实于我当时的所思所想来记录的。虽然,我看到的只是 “六四”夜全城杀戳的一部分,但是,却可以我的独特视角填补整个事件的一处空白。
   
   须特别要说明的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自己看到的情况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原原本本还原当时的原貌,是我写作本文的初衷。为此,我将在叙述中提示可以找到的人证、具有标志性物品特征,以此为今后调查、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人提供关键细节,以便将我的讲述与他人的讲述相互比较、交叉印证,并最终还原历史原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故,北京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最初并未引起我的关注。原因有二: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学生游行,每次游行都很平和,不过举旗、打横幅、喊喊口号而已。那时民智尚未开启,围观群众绝大多数持事不关己看热闹心态,不理解、不参与,两者泾渭分明,甚至可说两条河道的水,没有任何交汇。二是因为学生每次游行,都没有持续性,来势虽猛,但去得也快,第二天就会回校上课,并从此平静下来。基于前几次观察经验,在最初几天,我想当然认为这次游行也会很快结束,而根本没有料到事情会越闹越大,甚至导致最后开枪镇压的结果。
   
   但是,自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以后,我就意识到这次学潮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相同,而且意识到这次不会很快结束。自此,我放下手中的笔,开始日日往广场跑,实地观察运动的进展与变化。
   
   读报,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在那些日子里,我更是逐字逐句仔细认真地读。这倒不是我对报纸上的官话、谎话和近乎八股的套话有兴趣,而是为捕捉文字里面不经意流露出的有价值的信息。
   
   那时没有都市报,多是党报。社会新闻不注重时效性,新闻事件发生一周后见报、甚至半月后刊登并不稀奇。但是,时政新闻,尤其是重大时政,还都是次日发稿。6月2日,是历年都要刊发的“六一”儿童节稿件。我就在这一天的《北京日报》上读出了有价值的信息:“阎明复、习仲勋、廖汉生、陈希同等同志今天来到北京游乐园,同2万多首都少年儿童一起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陈希同说,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的少先队、少年儿童都想到天安门广场缅怀先烈,向人民英雄表示他们崇高的敬意。少先队联合会曾向占据广场的人们发出呼吁,但是没有得到响应,我对此表示遗憾。天安门广场是全国人民的广场,也是全国少年儿童的广场。我们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一定要满足他们的愿望,使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能举行有意义的活动”。
   
   当时我读完这条消息,脑子里“嗡”地一声,感觉我的肉身和身外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存在,唯有眼睛死死地长时间盯在这几个字上:“我们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一定要……”
   
   也许,我上面这样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在读取官方新闻时阅读之于获取有价值信息有多重要。
   
   13天前,也就是5月20日,戒严令颁布,头顶上开始有直升飞机盘旋、撒传单;中央军委调动几十万大军,分几路从不同方向扑向北京。学生和市民得到消息后,纷纷赶到市区周边,将众多的坦克、装甲车、满载军人的军用卡车拦截。那时还没有大哥大(数字手机前身,蜂窝式,外观像竖向三分之二的灰砖),也没有BP机,拦截军队的学生和市民只能通过骑自行车的志愿报信者与天安门指挥部往来互通信息。当时,虽说军队被暂时阻截,但何时向城内强行开进却是未知的,也是大家始终担心的。
   
   陈希同,时任中共13届委员,尚未进入政治局,从党内职务看,并没有进入权利中心。但因担任北京市市长一职,加之大规模学潮发生在北京,尤其是戒严令颁布后中共高层分裂成两股势力,而陈希同又明显属于邓小平、李鹏这条线上的人,所以他的身份就格外重要。
   
   熟悉中共对外发布消息的人都知道,未经授权、或未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口头允许,任何人是不得对外发布、或透露组织决议的,即使是“一人之下、一万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也不得违反这一组织原则。
   
   现在,陈希同说:“我们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则清晰地透露出以下几种重要信息:一、中共高层已做出决议,军队即将强行向城内开进,并对天安门广场强行清场;二、由于当时的中共高层倾向学潮、暗中支持学生的人为数不少,做出此项决议势必遭遇强大阻力,因此可以判断其时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已被暂时剥夺权利、或干脆被解除职务;三、从陈希同透露这一信息的场合和节点来看,不像是被授权在正式发布决议,更像是经过邓小平的默许,利用“六一”这一时点在放风。
   
   再结合当时双方对峙的情况,看看这一、两天内都发生了什么?长安街六部口处,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中型面包车被学生和市民发现后团团围住,部分枪支被市民抢夺,事后更有一位市民端着缴获的机关枪、站在位于中山公园前长安街上的公交车车顶上炫耀。在围住面包车的当天,双方对峙的人数有十万之多,军警施放催泪弹,将一位青年人的小腿炸断,学生和市民不顾鼻涕、眼泪横流仍然与军警奋力对抗。
   
   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在激愤之中,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满载枪支弹药的面包车被发现的只是眼前这一辆,那么,没有被发现的又有多少?这些枪支弹药将要运往哪里,哪里就必定隐藏着相应人数的部队;这些尚未得到枪支弹药的部队又藏身在哪里?
   
   从面包车出现的地点和周边可以大量隐藏部队这一点来推测,可让部队藏身的地方只可能有两处:一、人大会堂,二、中山公园或劳动人民文化宫。
   
   还有,熟悉军队枪弹分离保管制度的人都知道:看似一座偌大的兵营,人人都有一支枪,但每个人持有的却都是空枪,没有一发子弹。发放子弹只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实弹射击,而且是到靶场以后才按人头严格发放;二是有实战任务,临出发执行任务之前,才会将子弹分发到士兵手中。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判断,形势已经再清楚不过——军队即将强行进城,武力清场,暴力镇压,就像陈希同在“六一”儿童节说的那样:“我们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一定要满足他们的愿望,使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能举行有意义的活动”。
   
   为防止自己判断失误,慎重起见,我又把当天报纸拿在手里,仔仔细细、认认真真、逐字逐句读了那条新闻。至此,我确信,我不是反应过度,信号已经非常明显,即将到来的镇压就在这几天!
   
   风高月黑夜、杀人放火天。而且,我还敢断定,暴力镇压一定会选择在天黑以后进行。这是因为,1976年“四五”清明运动的天安门广场镇压,当时就是从天黑以后动手的;还因为,中共是以暴力起家的,而这种暴力,又与历史上所有的暴力没有本质区别,只要是大规模镇压,就一定会选择夜幕做掩护,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严峻的形势我已判断出来,可在这时,我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且,这一错误在这之后竟然不可思议地一犯再犯,甚至重复犯得都能让我在没人时一次又一次地狠扇自己的耳光。
   
   ——小说作者都知道,达到发表水平须用时五年,而且是异常刻苦、废寝忘食、完全着魔于写作的五年。在锤炼自己的文笔之前,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学会阅读。因为,你只有把一篇小说里里外外全部读懂读透,学会欣赏,你才能够严格区分哪些写得好、哪些写得不好,你才有可能将自己的作品奋力提升到发表水平线以上。同理,阅读新闻也一样。
   
   特色中国的新闻,与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完全是两码事。特色国的新闻首先是垄断话语权,是以宣传、灌输、欺骗为目的,只传递有利于统治者的信息,屏蔽不利于统治者的任何消息。但是,既披露信息,它就不可能完全做到滴水不漏,加上它还要传递那些不便明说,但却有意要让公众了解的信息,因此,从新闻中读出那些不易被察觉的消息,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某位重要领导人在类似梁山伯排座次的名单中突然消失(如1971年9月13日后的林彪)、某位先前从未听说过的名字突然出现在重要领导人的排名中,而且排名显著靠前(如九大前的王洪文)、某个历史人物突然出现在报刊中(如海瑞、武训)、再比如今天的“瑞金会议”“西柏坡”等等。所以,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那些或因麻痹大意、或因想传达又不便直说的有价值信息,是关心时政者的必备能力。
   
   我在前面说“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指我把我从6月2日这天报纸上读出的信息,错误地认为所有的学生也都读懂了,而且,我当时还认为,参与此次学潮的最低学历是大学生,其中不乏硕士、博士。从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来看,肯定有卧虎藏龙之人,即使多数人读不懂,但也有阅读能力很高的人;经过这些人的宣讲,一传十、十传百,消息很快就会传达到每一个人。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隔行如隔山,即使再高的学历者,只要没经过严格的阅读训练,也是不会从报纸读出有价值信息的!
   
   这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紧跟着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我对当天发生的“设置路障”的原因产生了误判,从而延误了我将消息传递出去的时间——当天下午我去住家附近的珠市口、天桥、永定门观察情况,发现学生和市民已经开始在马路上设置路障。街上的果皮箱和胡同里的垃圾桶被推到路中央,更有二十多人走到十字路口的栏杆处,喊着劳动号子,生生将水杯口粗、十余米长的铁栏杆、连同下面浇筑的水泥桩拔出,抬到路中央做路障——这就给了我一个错误的感觉,觉得他们也从报纸上得到消息,读懂了军队即将进城暴力镇压;所做出的“设置路障”的行动,就是紧迫感的一种应急反应。远离天安门的市民和学生尚且可以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那么,更不用说身在事件漩涡的广场指挥部的反应了。可从事后的种种情况分析,却不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设置路障,并不是从报纸上读懂了消息,而是因为从被拦截在六里桥的军队那里看到异常,由骑自行车志愿传递消息者那里得到信息,才开始在城内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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